第27章 张曙光(7)

如果说，面对由无数商品堆积起来的“物的世界”，资产阶级庸人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就是“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行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这一物化的社会运动中，批判性地洞察到“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人类能力”的普遍发展和各民族的“世界交往”，并由此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本义，即面向事实本身，“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针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考察办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30]显然，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这一方法把被唯心主义吹捧到天上的意识、精神，重新“拉回”到人的感性生命活动之中，并追随着人的感性生命活动的脚步去理解人的意识、精神现象乃至整个人类历史。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唯心主义而强调意识或精神直接发生于人的物质性的“头脑”，与各种“物质前提相联系”，却并没有将其“还原”为包括人的大脑生理现象在内的自然物质形态，因为人的意识或精神作为人的现实生活活动的产物和重要构成因素，已异质于单纯的自然物质，具有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自觉目的性和复杂的系统整体性。在纯粹时间发生学的意义上，人的肉身和天然自然当然比人的生命活动还要原始。但是如果将人类现象统统“还原”为这类物质形态，那么“唯物主义”就成了“自然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历史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种“还原论”的唯物主义，在本体论上必定陷入抽象的物质观，在认识论上则只能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论。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及其所谓的“物质本体”，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质，也不是外在于自然物质的人的纯粹的活动，而是“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即人在大地之上展开的原生性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如果“向后”看，那么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历史都源自于自然界，但如果“向前”看，则人类历史作为一种具有新的质态的运动形式，已经不能再还原为低于它的自然运动形式了。所以，当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31]时，“唯物主义”自身就发生了一种革命性变化：成为现代人类现实地改变对象世界并改变自身的实践活动的思想要求与体现。

可见，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并非要否定人的意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而是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植根于它赖以产生的人的现实活动中，使之由“抽象的发展”转变为“现实的发展”。不难发现，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逻辑性上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双重递进关系：一方面，他“眼睛向下”，要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运动中找到“观念的”、“神圣的”东西的“世俗基础”，使哲学、神学等思想理论实现从“天上”（超验形而上学）到“地上”（经验性的历史理论）的身位变更；另一方面，他又“由下而上”，让人类依据自己变革性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同时也是依据自身的需要、能力和现实的可能，自觉地发展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地走向自由解放。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只是要对现代社会历史的世俗物质性给予“正确解释”，而是要人类从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找到掌握自己命运的现实途径。而人生天地间，人类历史永远要在大地和上天之间、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在人的感觉经验与形上理念之间展开。就此而言，人的“向下”的植根与“向上”的自由超越也必定是相互联系并转换着的。

二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时期，正是以工业和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空前活跃的时期。不断扩大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在使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可能性，使社会整合变得困难重重。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任务，直接而言，正是要回答并解除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对抗性矛盾。

人类从自然中的分化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整个的生存发展及其问题产生的起源。人类从自然中分化的过程，也是人类内部分化和个人自身分化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分化与整合，构成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动力、基本内容和存在方式，并内在地决定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方向。而首先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确定为人类社会的“世俗基础”，然后从这一基础出发探讨和把握人类的社会分化及其历史命运，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辩证性质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的生产进入人类历史的。他们认为，生产既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又使人与自然联系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生产虽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却必须“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反过来，生产又决定着交往的形式。生产与交往互为前提、互为中介，共同决定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在这里，“交往”指的是人类内部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活动，表现在生产中的交往就是劳动的分工、交换与合作。在第一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当时的经济学、历史学材料，在一般性地叙述了人类的几次大分工，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之后，首先明确了构成人类原初历史的“四个方面”即四大物质性因素[32]，进而指出“意识”和“语言”是人类历史中的精神性因素。而精神性因素如何从人类物质性的社会活动中产生、分化出来，它的出现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和研究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并导致阶级划分过程的关键性路径。

他们这样写道：在考察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意识或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也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以上面调侃的口吻说到“意识”，显然是附带着对青年黑格尔派推崇“纯粹的”意识、主张“观念统治世界”以及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的嘲讽；但是，他们并没有“嘲讽”人的意识本身。相反，他们认为，正是随着人的意识和语言的产生，人具有了自我意识、自主活动的功能，因而人与自身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不再是自在的关系，而成为自为的即“为我”的关系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3]然后，他们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在最初阶段的动物性质，以及后来向着自觉的意识的转变。我们知道，人类“意识”的发展是一个纠缠着人的本能与意识、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实然与应然等等的分化与整合的极其复杂的历程，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不少哲学家都研究过这一难以直观的充满神奇的历程，后来更有许多人类学和文化学家对原始部族作过具体的实证的探讨，但至今我们对于意识变化发展的许多重要细节仍然缺乏了解。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人”的形成也正是人的活动方式包括人的意识、行为与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从而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而人类走出物我不分、人己不分状态的重要杠杆，就在于“自我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口头语言及其书面语言——的出现。由此，像原始宗教、乱伦禁忌、婚丧仪式一类体现人类“应然”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原初文化现象才得以产生，人的“劳动”活动也越来越由原初的本能式劳动变成人的主体性劳动和赋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活动。换言之，正是由于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不再直接同一，而是成为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人的活动才具有了为我的价值取向，具有了自觉自由的性质。人类活动的这种性质也必定内在地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的总体向度，即随着人的生命活动中“意识”、“语言”的发展从而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及其整个人类历史越来越能够摆脱物质生产的外在规定性和因果必然性的束缚，彰显出人的自我超越的“自由”向度。

人类历史运动的这一总的向度，是在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一些人能够摆脱物质生产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时候首次表现出来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说到分工时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4]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无疑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正是由于精神活动从物质活动中的分化，人类才会有超出日常生活与当下实践的理想的确立，才能反思、评价人类既有的生活方式并依据关于未来生活的理想建构人类应然的生活方式。有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自主自由的精神生产和创作，也才谈得上人类文化的发展，即以各种语言符号、科学理论、规则仪式、典章制度为载体的人类文明的进化：人们物质生产的技术条件由于获得科学的指导和渗透而不断提高其效率；人们的交往活动和社会组织形态由于话语的沟通理解和各种规则仪式的范导而越来越呈现出人文价值秩序；人类不同于物质需要与物质生活的精神需要与精神生活，也才真正形成并发展起来。而所有这一切又意味着，在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中生成的人类历史，是环绕着一个方向展开的，这就是对于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世界在内的必然性领域的超越，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不断趋近。这也是康德所说的人有着思考和追求纯粹自由的形而上之“自然倾向”的由来。[35]可以说，人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一开始就有超越自然万物和自身肉体的“价值向度”；人的目的、观念、精神都是这个向度的意识或自觉形式。因而，作为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科学还有政治等，的确体现着人的更多的自主自由。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自然必然性——包括直接属于必然性领域的生产劳动——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