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张异宾(7)

列宁“伯尔尼笔记”研究[68]

在我看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的确很早就成熟起来，并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现实斗争中，愈来愈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可是，在哲学理论方面却不尽然。列宁的理论出发点不是哲学观念，而恰恰是俄国革命的现实；他对哲学的关注也是源于对现实斗争与科学世界观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在苏联东欧学术界的传统研究中，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理解缺乏真实的历史时间性；为了建构和维护一种同质性的“列宁主义哲学”，不惜抹煞列宁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质性，而以平滑的同质连续逻辑总体对其进行非历史的思想史定位。特别是在关于列宁最重要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伯尔尼笔记”[69]的思考中，上述传统研究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基于主观预设的“计划构想论”占据着支配地位，二是将列宁20年的读书研究过程变成了一个目的论的实现过程。在今天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主观主义的平面化的线性逻辑。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即必须承认列宁哲学思想的深刻历史变化的逻辑进程。本文依据我最新提出的思想构境方法，仅就“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的质性认识转换逻辑作一概要的梳理，以期引起更多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一

也是针对苏联东欧学术界有关列宁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我提出列宁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认识。依我的看法，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大约是在19世纪末。这一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进程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段：一是早期，这应该是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在这个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表现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二是1906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三是1914年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是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即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不断变化着的革命性哲学思考。

我认为，即使在1894年到1913年期间，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中，他的思想发展也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转换和深入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会另文专题讨论；在此只是集中地来重新梳理一下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特别是“伯尔尼笔记”中的内部逻辑进展线索。关于这一时期的列宁思想发展，在苏联学者凯德洛夫那里，生成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70]正是凯德洛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甚远。然而，以我自己对列宁20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文献的深入分析，现在可以断定，凯德洛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非历史的拟像，制造了列宁关于写作辩证法专著这一并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史假象，它是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的追问的。

固然，列宁从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开始，便在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上，他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到对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一开始就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都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列宁起初并没有高度重视的思想领域。所以，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来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是依存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这一阶段，列宁不可能具备哲学学术研究和创造的现实动机和可能性基础。这是其一。其二，1908年，为了反击和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错误，促使列宁进行了第一次对哲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也只是使他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与整个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此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唯物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性地位。可见，凯德洛夫所说的那个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一直到列宁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之后才彻底改变。加上现实斗争的实际需要，这才触发了他决定在伯尔尼认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伯尔尼笔记”。

而拿“伯尔尼笔记”来说，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的那种艰难的极为复杂的思想实验进程，被凯德洛夫漫画式地改写为一个外在的理论搭建过程。以我现在的看法，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只是一种简单性叠加的伪复杂。我的新问题是，在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过程中，他的思考逻辑是否总是同一的？是否如同凯德洛夫所判断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制作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计划”的形成和实现过程？我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我发现：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是一个他性的同一；不久之后，在列宁的阅读和研究深入中，这种虚假的同一性就消解了，列宁自己的思考逻辑中不断出现矛盾甚至是逻辑分裂，其直接结果是列宁自己获得的重要认识飞跃；而在全部研究结束时，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小结中又无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

真实地看，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读书过程是一次十分投入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思考焦点是辩证法。在我看来，相对于专业哲学家、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列宁的这次阅读和研究过程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哲学积累。列宁固然很早就已经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青年马克思在思想立场上不同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界。即使在他完成全部黑格尔哲学研究并达及很深的思想境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地说，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基本思考逻辑，在一些问题上他超越了马克思的思考——这恐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

二

其实，列宁20年的读书和思考进程是相当复杂的。为了反对苏联学者对列宁这一哲学思想实验的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我在这里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与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我将其命名为思想构境论。在这种新的方法作用下的研究情境中，列宁的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这种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是列宁的，而是一种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依据构境式的解读语境，我现在开始认识到，就每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来讲，独创性思考之境的生成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情况。不过我发现，比较多见的思想史范例可以显现的一个一般模式，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生成过程，大约都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空间经由自主性思想构境、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转变过程。

所谓他性镜像空间，即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建构表现为其学术思考的支配性话语，主要是对作为他者镜像[71]在场的他性学术思想逻辑（文本）依存和自觉或不自觉的挪用。一般而言，他性思想构境会以一种或多种未被激活的理论资源（学术记忆集群）和他性理论问题式，作为理论建构有意图或者亚意图的支撑构件，由此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挪用和改写一下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克莉斯多娃的话语，这是一种简单的互文性。[72]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通常表现为他性理论构架对主体的结构化支配和观念锚定，而主体的思考空间则呈现为一种简单再生产或封闭式的理论回路。由此生发出一定的生产性和相对的理论独立性，此时被激活的凸现思考之境，从根本上说，还是镜像式的无意识认同。更复杂的是，他性思考空间中的学术记忆常常是以理论误认的形式重现的。我发现，这种他性逻辑建构通常发生于一个思想家的早期学术发展时期。比如这里研究的列宁早期哲学思想：虽然他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方面和现实政治斗争领域的思考，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了，可他的早期哲学认识却多为他性认知结构中的产物，即依托普列汉诺夫、狄慈根等人的哲学观念。这一现象还出现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初始阶段上。当然，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哲学思想始终是处于他性结构之中的，其中很少的独创性却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

而自主性思想构境，则是一个思想家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性的思想发展环节。在这个时期里，思想家通常开始摆脱他性理论构架的支配，开始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固然还有深层的互文思考，但多数情境下都会将原来作为外在镜像的他性构架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生产。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思考主体开始较多地否定性地生成主动的建构活动，迫使原有的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新的思考场景。他性思想空间中的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与简单再生产，开始受到新的思考向度的挑战；主体建构性地改变理论逻辑构架为创造性的理论生产式成为必然，由此，我性的理论生产和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成为思想构境的基本内容和运行方式。比如，1844年前后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同时受到多重他性思想资源的影响：深层逻辑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直接对话层面上的青年恩格斯和赫斯，以及否定语境中的古典经济学。可是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从来不简单地屈从于任何他性构架，他总将别人的东西转变为自己的理论逻辑构件，所谓劳动异化理论就是这种更深意义上互文性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的结果。当然，虽然青年马克思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可是他所具有的理论问题式却仍然是他性的，即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独创性的思考构境则是指思想家通过原创性的理论生产，建构出自己独立的整体理论生产式和思考空间的过程，这当然多发生于一个思想家的理论成熟期。此时，思想家一般会以批判性地超越自己原有的他性思考构架为前提，将前人假性解决的终极答案扬弃为一个他性幻象。其学术记忆则从原来那种无意识的镜像认同和误识伪相中摆脱出来，通常是在有意的变形和转喻的意义中被激活，并在一个全新的话语或自主性的理论生产式中深化前人的思想，直接建构自己新的独立的思考空间。这个时刻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变革的时刻。在这个思想变革之后，甚至全部思想史都会在一种新的理论回路中随之改写或重写。当然，从后现代语境来看，绝对的思想原创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种所谓原创性的思想构境，从本质上看也不过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互文性的思想编织（巴特语）和整合罢了。我觉得，思想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理论学术原创大都发生在这种逻辑整合的构境之中。

当然，就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全程来讲，无论在其中的哪一个思想生产时段中，都可能发生不同思想构境的整体转换，但最重要的思想空间的转换，还是从他性镜像构境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格式塔转换。这个转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性构境不断地让位给自主性的思考，思考主体从被动的地位转向主动建构和积极独立思考的状态。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创性思想家，才有可能最终确立独创性的理论生产式。同时，也不排除相当多的学者会始终停留在他性构架之中。比如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在1969年至1973年间，他的表层思想表现为对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的理论挪用，进而较多地开始将索绪尔的话语作为重要逻辑参照，还有从肯定到否定语境中的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可是，他的思想深处实际是由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他性话语所支配的。鲍德里亚几乎没有一个简单的他性思想构架支配的阶段，他一开始的学术出场就是具有自主性观念构境的。而到了《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鲍德里亚通过拟像—拟真范式凸显出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