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谢苗诺夫等(4)

之所以必须重视苏联哲学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有人宣称，我们的哲学完全陷入了烦琐哲学的泥坑，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因此一切应该从零开始。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全盘否定过去，那么也不会有将来。在遭受毁灭和践踏的地方寸草难生。其实，在我们哲学战线上有许多才华横溢、富有开拓精神的人，他们长期以来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我认为，对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如果先说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很幸运，因为有的人还健在，并且继续工作），我可以举出很多人的名字，如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B.Ф.阿斯穆斯、З.B.伊里因科夫、M.A.里夫什茨。还有在我们文化界辛勤工作了一生的如Л.C.维戈茨基、M.M.巴赫金，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西方大量出版，并且有各种学术会议研究他们的思想。因此把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一笔勾销是大错而特错的，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有害的。

因此必须认真分析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哲学史，以便克服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同时发展一切值得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当然不能把产生一系列条条框框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这些条条框框的长期存在和反复出现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究竟原因何在呢？

一些同志注意到，我们哲学家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不够高。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我看来，现在的哲学家的专业水平比二三十年前高多了。

也有人说，是宗派主义阻碍了我们哲学创造性地发展。不错，宗派主义显然是和科学的发展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宗派主义没有原则性，而在无原则的地方搞创造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我不否认宗派主义的存在，但我并不认为它在我们科学界占主导地位。同时我还想指出一点，持相同观点的人在研究和创造中相互之间的自然联系和必要结合，有时也可能被当作宗派主义。如果说在我们哲学界还缺少点什么的话，那么缺少的正是不同观点、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创造集体之间的竞争。

前不久还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使这些不同的创造集体得到发展。

关于造成哲学思想发展和我国社会需求脱节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哲学对文化财富的各种表现形式——科学、道德、艺术必须先有世界观的认识。哲学试图在包罗万象的具体情况下——在宇宙和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实现这种认识。哲学不仅要求文化的一体化，而且还要求重新认识和改变文化。哲学不只是单纯地被列入文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哲学是文化创造的精神力量。因此，哲学表现出了文化的活力。批判主义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本质的最高反映，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难怪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它不向任何东西屈服，它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必然否定的理解。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运动的、发展的和自我变革的社会条件下，哲学才能顺利地发展，并向社会和文化奉献出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的停滞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号召哲学“接近生活”，表现了想让哲学给停滞的社会现实带来生机的愿望。反之，同样的号召，在社会改革和革命的自我变革的条件下，则标志着哲学必须重新恢复其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作用，也就是作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用，同时也作为实践的、认识的和文化创造活动新纲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的作用。因此哲学的改革必须和目前正在我国进行的社会改革同时进行。对这场改革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必须进行哲学分析。

这就是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哲学—世界观思维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是社会公正问题，又是社会创造的辩证法问题。我们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显然缺乏研究。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哲学的实践意义的理解，并非总是准确无误的。有些人认为，在哲学中，只有那些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有联系的部分才具有实践意义，而那些普遍性、基础性较强的哲学问题没有实践意义，越研究这些问题，它们与实践的联系就越间接，距离就越远。因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技术科学或多或少地与实践有些直接的联系。基础科学，如理论物理，就要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应用科学与实践联系，而像数学之类的抽象科学则要通过更复杂、更间接的方式与实践联系，因为这种科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很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应用。至于哲学，既然它与存在和思维的形形色色的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高度抽象的科学，那么，处于这种地位，它的实践意义只有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媒介，只有通过无数其他更具体的和更专门的学科才能显示出来。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哲学确实运用了极其抽象的概念，但这是一种直接触及每个人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和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我们大家都希望生活得更好，工作更有成效，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机器和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实际的、切身需要的问题。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对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样的理想而奋斗？这是每个人最现实的问题。既然哲学的基础课题与研究这些问题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哲学就会用使人难以置信的形式把各种理论学科中最抽象的学科和最有实践意义的学科的特点集于一身。

不久前我为一本书稿（但愿它能问世）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讲的是不正常的人的心理学问题，以及与酗酒和吸毒有关的问题。这个题目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并在报刊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实际上这本书的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哲学世界观问题的讨论（什么是人和个性、个性的自我表现问题，人的自由、意识问题等）。这绝不是在表面上把哲学题目和一些具体问题挂上钩。实质上，如果人的世界观和精神支柱崩溃了，那么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或变成了不正常的人）。看来，连判断精神是否健全（以及区别正常状态与病态），都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难怪当今社会不光是对经济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成了热门。我们许多作家在讨论世界观问题时笔锋尖刻，正是这些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应该指出，这种实质上属于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水平也不是那么高的。因为必须要用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不仅要有锋芒和激情，而且还必须了解对待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立场，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方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总之，应该掌握哲学史中积累的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传统见解。很遗憾，在我们的作家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种符合传统标准的水平。况且，有人公开对哲学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

这当然是我们哲学家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恰恰是对这些世界观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此，我想指出，作为例外的是П.H.费多谢耶夫、И.T.弗罗洛夫、T.И.奥伊泽尔曼的著作，以В.И.申卡卢克为首的乌克兰哲学家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哲学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把许多人引入了歧途，使他们的视线离开了严肃的哲学文献（因为广泛的社会舆论正是以这些教科书为依据来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不着再讨论了。按照这种意见，哲学家的任务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研究个别的问题，至于这些原则，其内容已经很明确，无可置疑。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理性概念。每个想探讨这些问题的人，都要冒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危险，因为任何对哲学基本原则的新看法只能被解释为想篡改这些原则。实际上，哲学的顺利发展同时也使其基本原理不断深化。哲学的原则问题之所以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内容随着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和深化。因此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但不排除，反而需要提出新观点，并从新的水平上看待这些问题。例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没有任何理由要篡改它。然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简单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当然这方面也是很主要的），而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又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目前我们对它的认识正在不断加强。由于我们不仅在心理学方面，而且在电脑科学，甚至在宇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理解意识的本质、意识与大脑和活动的联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也就是如何理解哲学知识的本质。由于目前哲学在现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使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富有了新意。在哲学中“不容置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当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讨论和争鸣才能得到有益的效果。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精神方面的改革，不仅促使哲学必须改革，而且需要加强哲学上的创造性的探索。

（米锦芙译）

A.H.科切尔金（哲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大学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改革哲学与哲学改革

我想使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个话题“接接地气”，并使之与哲学教学的需要联系起来。因为，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胜任这一问题的哲学工作者的培养。

哲学具有使文化整体化的作用，是文化的自我意识，是对人把握现实的各种形式的反省。这种反省能使人们理解社会经验，使社会经验化为人的认识和活动的最深的基础，从而找到回答存在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反省方式。在旧有的范式里，人们改造周围现实远胜于改造自身及自身的意识。现代文明充分揭示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今天，既要理解当代的全球性问题，又要理解我们国内的问题，这一要求是极为迫切的。这些问题要求做出巨大的哲学努力，但不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而是要对现实持革命批判态度。人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不断增多和日益复杂化，急剧地加强了哲学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哲学的意义终归是由它与生活联系的性质决定的。哲学一旦失去革命批判作用，势必成为无须分析生活现象而只需人们信奉的、歌功颂德的教条的汇集。这就降低了哲学的社会信誉。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真善美在价值观中不再占有首要地位，物质需求却超过了精神需求，社会精神方面的水平降低了。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批判精神。

现在我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在社会上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应改革任务的哲学。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弊端当成了优点。不久前还是压制遗传学、控制论及其他科学领域中先进科学理论手段的哲学，不可能提出改革的纲领。改革所提出的社会改造的规模，由文学艺术所规划的远比由哲学规划的大。真遗憾，我们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哲学与生活的脱节是严重的。然而，这不仅是哲学的过错，而且是哲学的不幸。我们所拥有的哲学，是社会“订购”哲学。因此，为了有一部改革的哲学，必须改变我们业已形成的哲学及哲学研究的性质，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哲学思想的价值。而今天，社会的要求也正是如此。

这之所以是必须的，还因为加速发展的战略特别需要动员，并有效地利用构成人的因素的一切东西。我们的任务就其复杂性和复杂程度而言，是只有在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的。没有哲学，就不能有效地调动人的因素，因为只有哲学具有通向人的价值系统的途径。改革首先是改造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系统。因此，这里指的是把适应改革的观念和价值变成群众的意识。这与我们干部的哲学修养有最密切的联系。对哲学工作者的培养主要取决于哲学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和哲学自身的状况。

如果我们承认生活和哲学都在不断发展，那么，就应该承认不断修改哲学教学大纲的必要性。大纲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不克服这些缺点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哲学联系生活的任务。

首先，高等学校的哲学大纲没有价值学说的内容。于是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问题：当人们自己尚未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时候，如何进行自身改革和普遍改革？至今我们还把当代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看成与价值学说问题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自己尚且不能解释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何为我们的价值观问题，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成功地同强加于我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规范作斗争。要知道，我们所选择并接受了的价值观，调节着我们的行为。大纲中也没有理解学说，虽然人们知道，理解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前途起着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