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要求两样东西：足够硬的心肠和足够宽容的品德。那些心怀良好愿望的人有时会指责心肠太硬不好。那些宣称“大同世界”的吹鼓手们将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他们确信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不管他们属于东方还是西方，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人类在心智上是相似的。这些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不许别人说日本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美国人也有我们自己的。有时这些软心肠的人似乎认为，如果要达成良好愿望，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由同一张底片上印出来才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将统一性作为尊重另一个民族的条件，这种要求实在太神经质了，就好像一个人要求自己妻子和孩子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心肠硬的人认同差异的存在。他们尊重差异性。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同的人安全相处的世界——在这里，只有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才是地道的美国，法国如是，日本亦如是。试图通过外界干扰来阻挠这种态度的发展成熟，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完全是荒谬的，因为那些研究者并不相信那些差异就是悬挂在世界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6]。他不必担心采取这种立场会使世界僵化冰冷。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态的世界。英国不会失去它的英国性，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来延续。这是因为英国完好保存了自身个性，即使在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国民心态，他们也能够保持自我。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除了需要硬心肠，还需要足够的宽容。只有在人们确信自己的信仰并且胸怀宽容时，比较宗教学才能得以昌盛。他们可能会是耶稣会士，可能会是阿拉伯专家，或者任何不信神者，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狂热者。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总是一副严阵以待的保卫态度，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难题的唯一解决途径，那么比较文化学也同样无法得以昌盛。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了其他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的有关知识，会同时增进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热爱。他们把自己隔离在一个有趣而丰富的体验之外。因为采取这般强硬的防卫态度，在他们看来，世界没有可以选择的机会，其他民族只能接受他们独特的解决方式。这就像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力促美国的原则四海皆准。但别的国家并不接受我们所号召的人生方式，这就跟我们总是学不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一样，或者跟我们学不会东非土著那样单脚站立休息一样。
因此，这本书就是针对日本人的习惯而写的，这些习惯是外界期待能了解的内容，但又被日本民族视为理所当然。它介绍了这样一些场景：哪些情景在日本人看来是礼貌的，哪些是不礼貌的；什么让他们感到羞耻，什么让他们感到尴尬，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这本书里所陈述的理念的依据，就是日本大街上的普通人。它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曾置身于每一个特殊场景之下。这也并不是说他们都承认在那些场景下他们将会如何反应。就这一方面来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描绘日本民族深刻且确定不移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态度。即使没有达到这种目的，但这至少是我这本书的理想。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被调查对象的证言即使大量累加，也不会使论据显得更加充实。举例来说，谁对谁鞠躬，什么时间鞠躬，并不需要全部统计了所有日本人之后才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被他们所接受的习惯性场景，再增加一些例证即可，并不需要再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确证同一条信息。
一个研究者若试图搞清楚所有日本人赖以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他会遇到一个远比统计上的证实更艰难的任务。人们迫切需要从他那里知道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透镜。他不得不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焦点和透视。他不得不尝试使得这些能够为美国人所理解，因为美国人看待现实是通过完全不同的焦点。在这样一项分析任务中，权威的裁判官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普通的日本人。因为这位田中先生需要使他的观点明晰化，而且，要为美国人写那些详细解释，对这位田中先生来说无疑是多余之举。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一般不研究文明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前提。很多研究都假定这一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全神贯注地研究观点和行为的“碎片”，最主要的技术就是统计学。他们受制于对以下材料的分析：大量统计资料、大量问卷调查、采访记录、心理学的测定等，并且试图从中分离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以及相关依存的关系。在公共观点调查领域，运用经过科学挑选出来的人口样本，来对全国进行民意测验，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已经在美国高度完善。通过这种技术，可能会发现对某一个公职候选人或者一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有多少反对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城市和乡村、高收入和低收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进行划分。在一个有普遍选举权的国家，法律是由人民的代议机构来制定和落实的，在这些国家进行这样的民意调查具有很切实的意义。
美国人乐意参与民意调查，而且理解这样的活动，但是，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因为太过明显反而没有人会再注意它，这一前提就是：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民意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在已经了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为了理解另外一个国家，对这一国家人民的习惯以及态度进行系统和定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民意调查才能发挥其优势。通过仔细的样本选择，在一次民意调查中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关于国家的观点，这些民意调查又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我们只有了解他们的国家观，才能够知道这些派系在大街上或议会中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于政府的观点，比那些标志党派势力的党员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所组建的政府近乎是“必要之恶”，而且它还限制个人自由。除非在战争时期，政府公职所能赋予人的地位并不比他担任私营企业雇员高。美国人这种关于政府的观点跟日本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跟欧洲一些国家的也不一样。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民间传统，深深植根于他们对于成功人士的评价中，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传说中，深深植根于国家节日时的致辞中；根据这些间接的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这需要系统的研究。
为了发现在一场选举中，投赞成票与投反对票的人口比例将有多少，我们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以便获得足够多的细节；研究一个民族赖以生活的基本观点以及大家所公认的解决方法，也同样需要足够多的努力和细节描述。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观点都非常值得探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了解到我的哪些西方观点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符合，并且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时，那些西方人所熟知的在日本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就不复存在。我开始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将处于两个极端的行为，看作在其自身一直存在的完整系统的两个部分。我能够试着解释原因了。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起初在我看来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语和理念，现在都已经变得具有深刻含义，并且充满经年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善与恶，与日本人的观念之间有海一样的距离。日本人的系统是独一无二的，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它是日本式的——包括其长处，也包括其短处。
注释：
[1]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主要岛屿。1944年6月11日起美军开始对其发起进攻。15日，美军登陆。此后经过多次反复交战，7月9日，美军占领全岛。在塞班岛战役中，日军伤亡4.1万人，被俘近2000人；美军伤亡1.6万人。美军夺取塞班岛，为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其他岛屿创造了条件，也为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基地。
[2]John F.Embree（1908-1950），美国人类学家，精研日本。“二战”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特设的战争系任教，为对日作战军事官员提供培训。42岁时和女儿死于车祸。
[3]《须惠村》一书出版于1939年。须惠村位于九州岛，属熊本县。
[4]即泰国。
[5]这是本书中作者反复运用的一个词，英文assumption原意为“尚未加以证明的假设”。为阅读方便，权且翻译为“观点”。
[6]源自希腊神话，意为“迫在眉睫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