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对手。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曾有过这么一个主要对手，由于他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我们迥异，以至于需要我们对他认真加以考虑。我们就像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在和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民族作战，但他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被西方国家视为人类天性的战争惯例，很明显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也远比那些后勤上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更加严重。这些困难使得了解敌人天性成为一个主要难题，为了解决它，我们不得不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75年前，自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对日本的描述总是出现在一系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总是运用“但又”这一固定句型，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之外的民族时，他可能会说，“他们是前所未有的礼貌民族”，他不太可能会再加一句“但是他们又傲慢专横”；当他描述一些民族在行为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固时，他不会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描述一个民族性情驯服时，他通常不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驯服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且有雅量时，他不会宣称“但是他们又背信弃义、满腹怨恨”；当他说他们天生神勇时，他不会详细叙述他们如何怯懦；当他说这一民族的人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观点来行事时，他不会接下去说他们怀有一颗真诚得令人吃惊的良心；当他描述说他们的军人都被训练得像机器人时，他不会继续描述那些军队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训，甚至犯上作乱；当他描述说一个民族将自己所有热情都奉献给学习西方时，他不会再详细描述该民族极端热忱的守旧性格；当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来讲述一个普遍崇尚美感的民族，说他们极端尊敬演员、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菊花养殖艺术时，他通常不会被迫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如何崇敬刀剑，以及武士如何具有无上威望。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表现，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的经纬；而且这些都千真万确。刀与菊都是这幅画的组成部分。从最大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天生好斗，但又非常温和；穷兵黩武，但又珍视美感；孤介傲慢，但又彬彬有礼；顽固强硬，但又柔顺善变；驯服谦恭，但又不听摆布；非常忠诚，但又易于叛变；天生神勇，但又胆小怯懦；固执守旧，但又顺应潮流。他们极端重视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同时，在发觉别人没有发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为战胜自己的羞耻心而窃喜。他们的士兵被严格训练成武器，但是这些人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美国了解日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矛盾表现和其他一些同样喧嚣的矛盾表现都弃之一旁。严重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下一步日本人会怎么办？如果没有攻入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吗？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针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么表达，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且削弱日本人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信念？这些问题在很多非常了解日本的人中间也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是不是只有靠永久的军事管制才能保证他们遵守秩序？我们的战士是否要被迫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口要塞与拼死决战的日本兵战斗到底？在世界和平成为现实之前，日本是否也得来一场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罗斯革命？谁来领导这场革命？除了根除日本人，还有没有别的替代方式？这些问题也让美国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被指派研究日本。我接手的任务是，要使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能，来拼出日本人到底像什么。那年夏初，我们针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已经开始展现其真正的威力。美国人仍然在说对日本的战争将要维持3年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则认为它会持续一个世纪。他们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还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的官方公报几乎不承认他们在海上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视自己为胜利者。
但是，6月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结束针对德国的战争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们的军队已经在塞班岛登陆[1]，这一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彻底的失败。从此以后我们的战士离日本兵越来越近，就要与其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康纳尔岛、缅甸、阿图、塔拉瓦岛和比耶克岛的战役中，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给了可怕的敌人重重一击。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上述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已经变得很迫切。这些问题当中，不管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被抛撒在日本前线的传单中所提出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给予深入解答已经很重要。在对日本的战斗中，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目的和动议，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指望人民做什么。我们不得不尝试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在他们的行为和观点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不得不将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尽可能不轻率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条件下，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我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状态中很容易对对方全盘否定，但是，要试图通过敌人自己的眼睛来看他们如何看待生活，这就很困难了。问题就是，如果处在他们的境地，他们会如何采取行动，而不是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我不得不试图将战争中的日本人的行为作为我的一项资产——即有利条件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种负债——即不利条件来运用。我不得不运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来看待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暂时的军事难题，而是作为一个文化难题来看待它。不管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他们处置战争的方式提供了怎样的特殊暗示？他们的领袖激励士气的方式、安抚惶惑民心的方式、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显示出来的他们视为可资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不得不认真研究这些战争中的细节，来看看日本人一步步所展现出的他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两个国家尚处在交战中，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它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田野调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们家里来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并运用我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对于他们来说哪些是关键细节，哪些是细枝末节。我不能观察到他们在一项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也不能看看他们抚育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艾勃里[2]的《须惠村》[3]是一本有关日本乡村的田野研究，这本书非常珍贵，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许多1944年要面对的关于日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出现。
尽管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社会学研究者，我确信还是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公理。至少，我还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最倚重的方法：与所研究的民族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日本被培养起来，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具体事实，观察他们怎么判断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中来填充我们的知识中的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相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任何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的方式是，借助图书馆的资料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观察日本各种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中所运用的词汇的迁移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发现的答案是建立在规则以及日本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能对人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进行研究，将会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也不意味着我没有向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请教。有关日本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曾经居住在日本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们，他们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类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人类学者必须去亚马逊河流源头或者新几内亚高地研究那些还没有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因为没有书写文字，无法用纸张来展现自我，因此西方对他们的评述很少而且肤浅，也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在没有前人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田野调查者必须发现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运转方式，发现他们的社会分层如何，发现他们宗教生活中的顶级膜拜物是什么。而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却有很多前辈学人的遗产可以继承。大量细节描写被记录在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学者的论文中。许多欧美的男人和女人们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非凡的展露自我的作品。他们并不像其他东方民族那样极其渴望冲动，在写作时将自身放在写作内容之外。日本人既写他们生活中的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具有令人惊奇的坦诚品质，当然他们不会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么做。一个日本人写日本，会忽略很关键性的事物，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像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它。美国人在写关于美国的事物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最喜欢展露自己的。
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我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对所有我认为有意义的作品都努力去理解。为了理解议会演说中所罗列的一系列理念，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有些行为看起来是可宽恕的，但是他们却对其猛烈谴责；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很凶暴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宽恕它们。这些谴责和宽容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问：这幅图画错在哪里？为了理解日本人的特性，我需要了解什么？
继而我转到电影，它们是在日本编剧并导演的——包括宣传片、历史片，还有反映东京以及乡村的现时代电影。我和一些日本人一起温习这些电影。这些日本人可能在日本已经看过相同影片，当然，他们看待男女主人公乃至那些恶棍，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不是以我的眼光来看。当我对剧情感到迷茫时，他们看起来很理解。他们对细节、动因的理解也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但是这些日本人是按照电影整体结构来理解的。就小说来说，我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理解之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远比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还要多。那些在日本成长的人中间，有些人非常轻易就表现出了保护日本传统的倾向，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东西。很难说我从哪一种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这些人就日本人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向我提供了一些只向亲近人透露的内容，这也是他们都认可的生活，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带着深刻厌恶来接受。
如果人类学者直接从他的研究对象中寻求资料和见解，那么他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做了一件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已经做过的事。如果这些就是一个人类学者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那就不能指望他比那些外国居留者对日本所进行的研究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则具备足够的资本，因为他受过特殊训练，当他试图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时，这种训练看起来很管用，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各个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所丰富。
人类学者对于很多亚太地区的文化很了解。在日本存在的很多社会风俗和日常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那些原始部落的非常相近。这些与之相近的部落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新几内亚，或者是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推测它们古代曾有移民和接触活动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了解文化相近性的相关知识之所以让我感到重要，并不是这些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所带来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还不如说我是为了了解在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如何运转的；而且我能够从我所看到的相近和相异性当中，来获得有关日本生活的线索。我也了解一些亚洲大陆上的暹罗[4]、缅甸和中国的知识，因此我能够将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他们都是一个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者在他们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些文化比较是如何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在正式惯例上与他的邻居百分之九十都相同，但是它可能否决了一些基础性制度安排。即使发生变更的制度就整体而言比例非常之小，但足以使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向，开始朝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对那些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更有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