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大 重庆

当时战局紧张，怕日军南下切断去后方的通道，我婚后第六天，便和六哥等一道离开江山去武汉了。在分别的那一刻，看到景椒（我的新婚妻子）泪流满面、痛哭失声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我也是在痛哭失声的情况下匆匆离别景椒的。对“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名言，终于有切身的体会。

我和六哥到江山和徐丽水会合后，便乘火车去株洲转武汉了。武汉已经十分危急。当时二哥已去前线。我们三人不敢久留，就各走各的路离开了。六哥上前线抗日，丽水去延安革命，我到长沙待考。到长沙，去湖南大学时碰到待考的同学，他们占住了湖大的一个教室，我就搬去和他们同住。

在长沙，我报考了四个大学，中大、燕大、湘雅医学院、军需大学，都考取了。我原想进湘雅，但不久长沙又吃紧了，我只得去重庆中大。

我是在长沙大火前夕爬上火车厢顶，逃离长沙的。从长沙大火时起流浪了两个月，从6月离家到重庆，走了近半年。唉！

到重庆时已11月底了，速去中大报到。碰到好几位杭高的同学，这才安定下来。便给景椒去信，主要是报平安，同时还要她继续上学，莫耽误了青春的大好光阴。那时重庆到老家的信，至少要一两个月，接到回信已是次年春天了。她回信说：她已到志澄中学复学。我非常高兴，当即给她回信鼓励。在重庆的前三年中，我们虽有书信来往，但也都是报平安的，不知怎的，我们从没写我爱你之类的情书，但我们之间的思念、关心，却是比一般情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大学（中大）是在南高等校基础上办起来。当时把原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请来做校长。他上任后，由于接近国民政府中央要员，经费不成问题，很快就把中大建成拥有八个学院的完整大学，并把一些名教授请来。中大不久就成为名校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罗得悉将进行长期抗战，国民政府领导仍把重庆作为陪都，他便打算也把中大迁重庆去。

中大是抗战时全国设备、图书最全、报考人数最多、知名教授不少的学校。该校学风朴实，学生从不缺课，晚自修时各处灯火通明，学生十分爱国爱校。战时学习生活十分艰苦。大家住竹壁大宿舍，吃平价米，几乎无菜，外出步行，衣服破旧，但专心读书，一心为国。

我于1938年11月到重庆后，便坐车到沙坪坝的中大报到。老师告诉我，一年级要到柏溪分校去读。我便搭乘学校交通船去了柏溪。柏溪分校在嘉陵江边，距校本部三十多里，船到那里后，上岸约一刻钟路程。柏溪校区外形如同铁锅，锅底大约占地几亩。那里有办公室和操场，还有一个由柏溪水流过的蓄水池。学生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建在半山处，呈圆形。当时我们八个学院的一年级的学生大约有近八百人。

法学院有三个系，我们系开设了三门课。一门是经济学，是系主任吴幹教的。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他上课没有讲稿，根据一本外文书的标题讲课。一门是政治学，是政治系的主任张汇文教的。这个老师的稿子写得很好。还有一门宪法，是法律系主任教的。他们三个主任每个礼拜各来两天，管理法学院三个系的学生。

过了一个多月就放假了，之后，一年级第二学期读了四五个月。到二年级我们就去了沙坪坝本校。校本部沿嘉陵江畔、坐落在重庆大学前面的一个松林坡上。这是一座小山头，本来都是松林，现在都成校舍了。进大门后是一条环山马路，上面是几层校舍。路边的房子，大厅是开大会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还有厕所、洗澡间等是公共建筑。下面的防空洞很大，有电灯，上面第二层和第三层房子，那是我们的教室和寝室。最上面一层是女生宿舍。教室倒蛮大，可以容下四五十人，寝室也有教室那么大。我们没有自修室。必修课程有会计、统计、国际贸易、货币银行、经济思想史，还有社会学、哲学、第二外国语、史地、心理学等是自选课，其他都是工科、理科的一些课程。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留学英国后回来的一个学者教的《经济周期》。课中他把凯恩斯主义介绍给我们。经济发展有周期的，每周期有复苏、高潮、衰退、恐慌反复循环前进。经济恐慌来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活无着、社会动乱不堪，但可由社会、国家采取多生产公共产品的办法，使工人仍有工作。恐慌是可以“推迟、减轻甚至避免”。教《经济思想史》的老师用半年时间讲马克思经济思想，其中讲到“恐慌”说将引起革命，资本主义完了。美国哈佛大学有个名叫熊彼得的教授，他说“恐慌”可促进创新，有利于社会进步。咳！谁对？左中右都有了！要你动脑筋想想。看你的智慧了。教英文的那些女教员们教得很好。教史地课的也是位有名的老师，教历史的，讲课如谈故事。听这几门课的人很多，有时教室坐不下，还站在窗边，门外听呢！但还有些课，没人旁听的，上课时人数稀少的。心理学的教员是个年轻女讲师，每学期只有五六个人选她的课，到三年级只剩一个学生，她那个学生经常到她家里去做清洁工作。后来，那个学生便向她求婚。这当然不行。于是，该生写了大字报。有七八张大纸，共写了十个理由，你要爱我……莫名其妙。那个时候，大字报也不稀奇，因为学生不满意的事都可以写大字报。

我们许多学生还出壁报，壁报就是写好以后贴在墙上。我们杭高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叫“自由评论”。上面写的都是不具名的批判文章，当时，主要是讥讽国民党特务，孔、陈和一些老师的。我举个例子，这里有两篇文章，一个叫做《理发师》，说是：你剃了那么多人的头，最终也会有人把你的头给剃了。还有一个《歌唱家》，说这个歌唱家一天到晚只唱一个歌，人们听久了，都讨厌了。文章没有点名，别人也不能找文章作者的麻烦。

那时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有个同学，他带来的被子是高中时候就用的，已用了四年，到了那里以后都烂了，不能再洗了。在学校里，四川当地的学生一般要交饭费，而国家借给我们沦陷区来的学生贷金，但是很有限。吃的饭都是库存的陈米，变色了，菜最多是平时的榨菜、青菜，每个月只能吃两次荤，一个月两次打牙祭。食堂里凳子没几个，都被大家拿到宿舍里去了。开饭时，女学生可以早点进去，男学生不能提早进去，男学生进去之后，大家都抢饭吃。打牙祭时，大部分人吃三四块肉就适可而止了，但有的人脸皮厚，拼命吃。我们住的是很大的宿舍。因为大家都是逃难的学生，没什么钱，不出去，学校的本地人不多。

我在中央大学读了四年，于1942年夏天毕业。那时候学校分配工作，把我分到中国银行。我想，一天到晚数钱有什么意思？我想找一个可以研究学问的地方。那时候资源委员会是专门管理国有企业的，他们的研究所要人，我就去了。

资源委员会员工的待遇比国家公务员要高一些，工资差不多，但另外还会发一些米和一些煤炭。我刚进研究所时，做实习研究员，做了一年，第二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那时，正在研究抗战以后如何恢复经济，国家怎么发展的问题。我在资源委员会的研究所工作期间，还写了两三个研究报告，是有关产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