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战争的教训

早在14岁时，我就知道自己要参战。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只是知道，也许这就是直觉吧。那一年，我问爸妈，我能否自愿参加海军。爸爸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海军，我说：“因为他们是先锋，他们是战争中最先登陆的军种。”

爸爸摇了摇头，并建议我等到18岁时自己再作决定。

我们家族里有七个叔叔参加了战争。四个在二战中效力于欧洲战场，所在的正是美国军事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战斗小组——第442战斗团。这个团的军人大部分是日裔美国人，他们中有1.8万人因战功受到表彰，其中包括9486个紫星勋章、4000个铜星勋章，此外还有21块荣誉勋章。第442团在20天的莱茵兰战斗中5次获得了总统表彰，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军团。

他们的勇敢大大降低了因为日本袭击珍珠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日裔美国人的偏见。军团里的很多人都需要证明自己是忠诚的美国人，这也许是他们拼命战斗、伤亡惨重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家的四个叔叔最后全都安全归来了。

另两个叔叔参加了对抗日本的战争。一个在菲律宾被日本人俘虏，参加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就像很多参加了巴丹死亡行军的人一样，他被抓住，受到残酷的折磨，还好最后幸存了下来。还有本书专门描写他被日本人抓住，饱受折磨，书名为《间谍》，作者是韦恩·清崎，我爸爸的弟弟。后来，那个叔叔一直都在美国空军的特别调查部工作，甚至还和以前关押过他的一些人共过事。叔叔原谅了他们，并说：“战争已经过去了。战争期间我们都做过一些坏事。”

我的叔叔韦恩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会中文，在战争期间，他翻译了很多中文消息。

虽然我有七个叔叔参加了战争，但这对我作出参加战争的决定却没有影响，因为他们很少谈论战争。我爸爸并没有参军，他申请过却被认为不适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个头又太高了，体重也不足。爸爸去了夏威夷一个特别偏僻的小镇当教师，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妈妈，她当时是镇上糖料种植园的一位护士。如果他去了战场，也就不会遇到我妈妈了，更不会生下我们四个小孩，组建这个家庭。

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对战争的考虑影响了我对学校的选择。我向两所学校提出了申请，并收到这两所学校的通知书，一个是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一个是纽约州金斯波因特美国商船学院。

我接受了纽约金斯波因特美国商船学院的通知书。这么做是出于四个原因：一是不用求爸爸为我付学费，他认为我学习不好，为我交学费是在浪费他的钱。二是我发现美国商船学院毕业生的报酬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但很看重钱财。三是我知道自己需要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环境，如夏威夷大学（我很多同学都是上的这个学校）就不适合我，我去夏威夷大学很可能会被马上退学。四是我想乘船周游世界，跟随伟大的探险家的足迹去探险，比如哥伦布、科尔特斯、麦哲伦。

可以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一年后（1966年），19岁的我坐船到了越南的金兰湾。美国商船学院会派学生上商船——例如油轮、班轮、货船——实习一年，在那一年里，学生们可以周游世界。我本来特别希望被分到前往欧洲和南美的船上。但是，我的第一次航行却被分到运输炸弹到越南去的货船上，我正好亲历越南战争。

以亲身经历的方式体验战争，而不是通过电影电视，这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很好奇，人类怎么能投入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技术用来互相残杀。

1966年在越南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佛教徒。他们穿着袈裟，端着自己的斋钵，在街上向人们化缘。你给他们食物，他们就会为你祈祷。如果斋钵是倒扣着的，表明他们不接受你的赠予，他们也不会念经保佑你。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我觉得很奇怪。

在主日学校，我被教导：“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句话与邻居是否给你食物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太理解我在越南的所见，觉得那是种虚伪。我仍然记得童年时在教堂的所见，人们在教堂里很虔诚，出了教堂在停车场各自离开时对他人好像又形同陌路了。

从越南回来之后，我在旧金山第一次看见了嬉皮士。我同样也不理解他们。我更没想到，我的妹妹后来居然同时走上了这两条路——佛教及和平运动，而且还是以她自己的方式。

1968年，大概是越南发动春节攻势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街头也有很多人游行示威。有趣的是，我们一家人每天同桌吃饭，立场却很不一样。爸爸妈妈参加了和平部队，致力于和平事业。妹妹坚决反对战争，我和弟弟却正准备参军。尽管我们尊重彼此的观点，意见还是难以统一。爸爸妈妈比较中立，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看法。我却没那么中立，我认为妹妹是空想家、是叛国者。她们的男朋友也是在逃避征兵，是懦夫，或者叫嬉皮士——显然不是“真正的男人”。

尽管我也很爱我的妹妹，可实际上有好几年时间我都没怎么和她们说话。战争把我从家里孤立出来。

1969年，我作为三级大副从美国商船学院毕业，并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也正是父母希望我找到的工作。

不过，这份工作我只做了六个月。

回到旧金山，我看见嬉皮士的“爱之夏”演变成吸毒和愤怒的抗议。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就因为穿着军装，我被人吐了两次唾沫；还记得那些留着长乱发的男男女女走向我，向我献花，讽刺地说：“兄弟，和平。”我认为他们全是懦夫和失败者。我认为他们都错了。我感到自己有义务表明态度，于是我放弃了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高薪工作，自愿为国家服务。

我开车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进入飞行学院。1971年，我去了西海岸的彭德勒顿兵营（Camp Pedleton），接受驾驶武装直升机的高级训练，1972年，25岁的我再次回到了越南，这次我是以海军上尉的身份驾驶一架武装直升机回来的。

我自愿参军是有很多原因的。虽然我不用服军役，因为我的本行属于非国防重要行业，也就是石油，但我还是认为为国家而战是自己的义务。同时还因为弟弟乔恩也参军了。最后一个原因是：我想去打仗，我内心中黑暗的那一面渴望战斗，渴望体会那种“杀人或被别人杀掉”的感觉。我还想感受自己16岁那年在电影院感受到的那种冲动。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反击。这场战争是属于我这一代的。我不想错过。

也许，这还与父亲那边源自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有关。我觉得自己也许有这种传统的武士精神，我感觉自己只是继承了家庭的传统。

我不断在想，人类为何要投入如此多的时间、金钱、技术和精力来彼此残杀。但从内心深处我却知道，杀人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战争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而且不幸的是，战争将来也一直都会存在。

古往今来，历史上的每一个社会都有武士精神。弱小的文化往往会被强势的文化所征服。武士的职责就是：时刻准备战斗，维护和平。

这便是我不反对战争的原因，我赞成和平也愿意为和平而战，此话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自相矛盾的。为了生存、为了和平和繁荣，一个文明世界也需要武士。每一个城市都需要警察、消防员、医生、护士、行政领导、工人、专家、教育家和商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武士。有些人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而战斗，有时甚至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也有些人为了私利而选择逃跑。

我开始相信，和平和繁荣不仅仅依赖于维和人员，更需要强大的武士。这种观点与父母和妹妹的信念完全不一样。

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英雄的豪迈，这与约翰·韦恩演的好莱坞大片很不一样。与电影演的完全不同，我们在打仗时并不戴白色的帽子。如果知道要戴白帽子，我就不会参军了。

一位在二战时获得很多勋章的老兵在我离家参军的那天告诉我，他当兵的时候，新兵参军后就得对着战俘一枪将他打死。这是战场上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留活口”这句我们在商界和生活中经常随口说出的话，在战场上则意味着“杀掉战俘”。当然，这与我们学到的战争规则是相反的。但是，在战场上面对着生与死，你不得不去做所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来挽救战友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

幸运的是，我从来都不需要扣下扳机，但是我早已为扣下扳机准备好了。

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面，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米勒上尉不忍杀死德国战俘，反过来德国战俘却杀死了他。类似的事情在商界和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除了残酷的生存事实，战争还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地领悟出一些道理来。

战争期间，我通过血的教训明白了——语言是苍白的，事实胜于雄辩。我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早就明白，但仅仅是明白却从没体会过。我也是通过残酷的事实才体会了这个真理。很多年轻人死了，因为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没有遵守诺言，他们要求我们去打一场我们没有理由去打的仗。今天，我仍支持我们的军队，但是我同样也感觉到我们的领导背叛了我们。这些领导和我年纪相仿，与我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没有参加越南战争，不明白我们在越南战场上吸取的教训。在我看来，那些下令入侵伊拉克的人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参加越南战争才会下如此命令。难道他们是旧金山的嬉皮士，或者是华盛顿的官僚分子？

我再一次申明：我不反对战争。战争应该要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我反对的是在战争中一错再错，却从不吸取教训。为了这些教训，很多人在几十年前已经牺牲了，而人们却还是一再忽略这些。剧作家萧伯纳曾写道：“如果历史重现，结局往往很意外，因为人们总是忘记吸取教训。”

我不反对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最后能带来和平。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英国是我们的敌人。今天，英国却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日本也是这样。美国国内的南部和北部就曾发生过战争，今天却非常团结和平，还成为贸易伙伴。战争常常能促进贸易，贸易又带来和平。

作为商人，开枪射击自己的顾客总是不好的。

然而，战争如果不是为了结束、没有明确的胜利者的话，就不但不能带来和平，而且还会延续多年。所以我认为，尽管战争消耗很大，但如果能结束，却能更快地带来和平。

不幸的是，伊拉克战争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多国之间的战争，并且还是与宗教相关的种族之争。这是一个千年的矛盾，是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再次上演，不过这次用上了先进的武器，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和平带来繁荣。尽管很多人在神的名义下被杀死，打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号而牺牲，但我们都知道，战争的根源是金钱。实际上，伊拉克战争的根源不是自由或民主，而是石油和利益。战争是有利润的。很多人和公司都在发战争财。

这也正是我1974年离开海军的原因。我厌倦了战争，也知道有比战争更好地通向和平的道路。在1974年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如何成为武士。政府花了很多钱，想把我训练成为武士，还为我提供了战争所用的武器。不过和平的时间到了，我开始寻找和平。

就是在追求和平、追求精神答案的时候，我和妹妹在多年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今天，我仍不后悔自己参加了战争，并仍然很感激战争教给我的一切。在海军里，我学会自律，变得成熟，这些是我之前从没学到的，即使在军事学院里也不曾学到。作为一名海军，我遇见了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一些人，其中包括军官和士兵。因为我的战时经历，我对恐惧、勇气、责任、尊重和统一这些词语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天，我在从商时仍会在我的贸易伙伴上寻找这些品质。

战争还让我对人性和性格有了更多了解。当我们面临困难时（如在战争中或生活中）我们的本性就会展现，你会看见人们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当人们遇到困境、压力或生死抉择时，我们就能看见他们的真实性格及他们的优点和弱点。

2007年，我和一小群朋友遇见了希蒙·佩雷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色列前总理，以色列现任总统）。在近一个小时的会见中，他说：“战争使我们团结，和平的代价是涣散。”他又解释说：“政府只能发起战争，我们无法发起和平。”他还谈论起和平的私有化，谈到商业最喜欢和平的环境。他希望在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前提下，能够通过促进跨国间的贸易关系来加强和平进程。作为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想通过繁荣促进和平。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认为政府和宗教方面的努力对和平的帮助很小。正如他所说：“战争使我们团结。”不幸地是，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尽管人们不喜欢战争，他们却会团结起来战斗，为战争筹钱。

佩雷斯总统说：“和平的代价是涣散。”我认为他是说维系和平是昂贵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为和平付钱，他们只想让别人来付钱。战争却能带来工作、带来繁荣。

我们都知道，伊拉克战争很昂贵。美国的每一个州至少都有一个或两个行业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利。这些行业的任务包括武器制造、为军队提供工具等。对于哈利伯顿、波音、通用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最大的顾客就是政府，而政府则要求纳税人来埋单。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为和平而战斗的商业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当谈到和平的私有化时，佩雷斯总统说，要拥有和平，就必须让和平与商业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大部分公司想要的都是活生生的顾客，而不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