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厚重之作——读《花旦》

读完火仲舫的长篇小说《花旦》，久久不能释怀。73万余言，厚厚的3大本，码起来像一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案头，令人钦佩作者的文学实力与创作毅力。

《花旦》给我的印象是结实而厚重，堪称中国西部现实生活的缩影，是更深刻的现实，是运用中国传统小说创作妙笔的一部力作。

故事生动

《花旦》好读，读起来就放不下，关键是故事情节抓人。小说的故事情节很重要，有了好的故事情节，小说就奠定了基础，站稳了脚跟。作者很会讲故事，没有干巴巴的叙述，没有大段的议论，是因人而事，人物带着故事走，大故事连着小故事，长故事套着短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节外生枝，或出其不意，步步推进演绎。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作家要有弄假成真的本事。火仲舫除了具备上述条件，还有演戏编剧的优势，善于给故事设置悬念、扣子、冲突、巧合、包袱等等，从而增添了故事的曲折生动。如在红城子村民祈雨中齐翠花突然神秘失踪；在八里镇演戏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瓜菜代”年月从当了“右派”分子的齐翠花屋里搜出一袋子面粉；落实政策时又查明齐翠花是假右派；红星从监狱里出来销声匿迹；杨红梅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的女儿（韩菲）被人误伤，在红星开的饭店被救脱险；20多年后在藏神像的壁窑内发现了红全生的尸体，等等情节，都给读者留下了不解的疑团和悬念，由不得要往下读，要看个究竟。《花旦》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而是将故事经过加工提炼，升华为小说。作者明白，小说中的故事只是一种载体，小说的目的不是只给读者讲故事，不是光“说”不写（描写），恰恰相反，小说是以描写为主，着力于人物心理、情绪、感受、思想等细腻的刻画来塑造人物，从而感动和震撼读者。好读的小说靠的是描写，靠的是情节和细节。《花旦》中有许多感人的情节和细节，给小说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如中卷（84页）大跃进时期拆灶砸锅之夜，上中农红清贵一家吃鸡的情节就十分生动传神。

工作组长走后，红清贵打发女儿小宝叫大宝和三宝两家人一同来吃鸡肉。老婆说：“算了，一只瘦鸡能吃个啥肉？揭屁眼张风的。工作组还以为我们开黑会哩。”红清贵说：“鸡肉少是少些，可几个孙子不吃一点，我心里过意不去。反正明日少不了一顿批斗，一家子人团团乐乐把这一只鸡吃了，明日就是上法场，我心里也踏实。”大宝两口子领着女儿杏花和儿子狗旦来了。过了一会儿，三宝领着儿子马驹也来了。几个大人土头土脑的，他们也刚拆罢锅灶。小宝摆上炕桌，马驹就抓起一只鸡腿啃起来。三宝唬了儿子一声：“这么瞎，你爷你奶和你伯你婶还没动手，你个龟儿子先抓上，真格把娃惯成了。”红清贵苦笑了一下说：“吃么，叫娃来就是吃肉来的，唬娃做啥？马驹，我娃好好吃，来把爷爷的这一份也吃了；给，狗旦，你也吃，你不吃小心马驹吃完了着。”他说着给马驹和狗旦手里塞了一块鸡肉。腊月说：“大，妈，你们吃，别让着娃，他们多少是个够呢？”大宝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脯肉递到父亲面前，说：“大，您吃。这锅灶一打，以后吃鸡肉的机会就少了。”红清贵说：“你们跟娃吃，鸡肉硬，我牙疼，咬不下。大宝媳妇和杏花也好好吃；三宝媳妇没有来，回去给捎上一疙瘩，双宝媳妇浪娘家不在，小宝给留一些，大家都尝一尝。”

这一段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把一家大小留恋家园、骨肉亲情以及爷爷疼爱孙子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特征。再如对红星的一段描写（下卷42页），在县剧团欢迎齐翠花的会上，副团长伏杰看了看坐在后面的红星，也扬意（客气）了一声：“红厂长也说两句吧？”这本来是一句抬举人的话（红星是陪同母亲来的），伏杰想着他肯定是不会讲的，没想到红星竟然站了起来，大大咧咧地讲起来。讲话中，红星的言语错误百出，说他母亲必定（毕竟）是六十几岁了，要照顾好她的生活起居。从言谈举止，把红星这个半吊子厂长活脱脱推到了读者面前，令人哑然失笑。

人物形象逼真

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靠人物安身立命的。《花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近百人，其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是逼真的。如齐翠花、红富贵、红星、田大勇、张百旺、柳毅、红立贵、马长林、红乾仁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的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外貌、行动、语言、心理以及支配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塑造。火仲舫深谙此道，他熟练地运用不同手法刻画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如通过行动、语言和心理活动，塑造了齐翠花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她落魄后，风雪之夜到红富贵药铺买药打胎，竟然大胆提出与红富贵同居，进而结为夫妻；通过红富贵的几次委曲求全的懦弱行动来刻画这个人物，塑造了一个吃亏忍让、质朴善良的农民形象；通过保长红乾仁仗势依权欺凌干儿媳妇王兰香的恶劣行为，将其霸道淫威的地头蛇形象展露在读者面前；回族老人马长林机智、仗义的形象是通过其冒险进谏工作组长和出面调解重大棘手事件来塑造的；红星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是特殊时代产生的混混，跟八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后又被教化成一位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冯菊花虽是一个极为次要的“调味品”角色，但这一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对于强者、当权者，她胡搅蛮缠、不讲策略和情面，对于弱者和老实人，她则仗义执言，在性生活方面，她又特别放纵。她的一言一行，是活脱脱的农村泼妇形象，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人，真实可信。

语言朴实

小说，无论是长篇或中短篇，这风格那流派，拿给读者的首先是语言。语言过不了关，没有特色，就是一碗白开水，没味道。面对时下长篇小说泛滥，读者大多有一次性消费的心理，小说的语言就更是众口难调。《花旦》的语言是成功的。说它成功，是指语言通俗朴实，鲜活生动，平民化、大众化，读者乐意接受，没有堆砌辞藻，没有装腔作势等唬人的怪毛病。方言、俗语、俚语、谚语、歇后语的巧妙运用，更为小说增添了情趣和特色。朴素的语言来自现实生活，来自人民群体。作者是从乡村土地上走出来的，双脚沾满了泥土，对农村对群众的语言烂熟于心，可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尤其当地民间语言的突出运用，更强化了《花旦》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了人物的个性。如红全生的女儿招弟不愿意嫁给马三旦（下卷62页），顶撞了父亲，父亲被激怒了，骂道：“真格把女子养成精了。你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我不熟你的皮子。”一叉子打在了招弟的肩膀上。招弟的对象张九子上前拦挡，说：“招弟如今是我的人了，你要打就打我，你打她我心疼……”九子的话还没说完，老红一团唾沫就唾到他的脸上，骂道：“再不要羞你张家先人了，你是棒槌剜牙哩——夯口得咋说出来？”一句俗语，两句方言，一句歇后语，活脱脱展示出一个顽固坚持封建买卖婚姻的老农民形象。再如保长红乾仁动不动就说“不但而且”，可憎又可笑；工作组长田彦文批评红清贵是负偶（隅）顽抗；村主任红立昌说，我们要搞误（娱）乐活动；社教工作组王大庸把一丘之貉读成一丘之各；冯菊花背诵毛主席语录：“黑骡子笑夫（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等等。往往是通过一句错话，一个错别字的巧妙运用，就使那些不学无术没有文化装模作样的各类人物跃然纸上。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民俗丰富

读完《花旦》，我感觉作者把西海固的民俗几乎一网打尽了。有些民俗不只属于西海固，它也属于陕甘宁。挖掘和再现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花旦》是集大成者。书中描写了三十多种民俗活动，如唱秦腔、出仪程、过满月、点高高山、烧“倒主”、押保状、送灶神、出行迎喜神、讨符、祈雨、点明心灯、做道场、过红白事，等等。都是原汁原味地再现其场面情景。在一些影视中胡编乱凑伪民俗泛滥的时下，《花旦》无疑具有匡正创作时弊的功效。

《花旦》是一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艺术个性不可代替的作品。今天再现这些民俗，不仅带给人们新鲜，还有拯救和传承的意义。因此说，《花旦》有其独特性、趣味性和史料性，有超出小说的价值。

毋庸讳言，《花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与遗憾。一是叙述重复。如有些场面和唱段重复交代、大段引用；又如红卫兵大串连时大段地写或念《毛主席语录》，开批斗会的条条标语口号全写出来；再如关于“文革”中的几处文字是多余的，甚至有负面影响，这应该是责任编辑的责任。二是有些地方写得太实，如银川、兰州、延安等发生的事情，而有些却太虚、太玄，如红星两次秘密失踪。第一次从县城监狱出来失踪，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广州开了颇有规模的西北清真饭店并任经理；第二次是返回家乡捐款修建“红星希望小学”和人畜饮水工程之后在即将返回广州之时，又一次突然失踪。半年后家里收到他从澳大利亚的来信，他在那边又大干了一番。这两次失踪和突飞猛进的成功，有点失真的感觉。三是方言土语运用过多（特别是那些难懂而加注释的），反而给小说制造了局限，给域外读者造成阅读隔膜和障碍，不利于传播。再版时下狠心删除重复内容和不必要的方言土语，锤炼到六十万字，就非常精致了。

《花旦》是火仲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成功，一炮打响，难能可贵。作者有驾驭长篇的功力，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素材，创作前景是广阔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有更精彩的新作问世。

（2006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