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找寻“我们”的批评共同体(3)

最后一点，必须申明一种立场：就是警惕文学批评的“反知识性”写作倾向。目前，我还很难弄清楚一些指责批评的人对文学批评的深入程度，但一个直感是，这些指责文章基本浮在水面上，是对臆想的“学院派”这个代名词的反复嘲弄。“学院派”批评的毛病当然是存在的。概括说，1.是当前学院量化考核机制之下的例行作业，大部分可能还是教案的模式——因为教学中，谈一部作品总喜欢拉出一大堆相关作品的名单，称之为文学史钩沉。常识性旧知识用在不合适的地方，就是文章的赘疣。2.教授先生们总喜欢搬运新鲜名词，不必要的命名取代了对活生生现实的直接判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自然不喜欢读。3.硕博毕业生需要在CSSCI刊物发表2～3篇论文，而这些刊物大多数又在董事单位化和栏目支持人化，毕业生恐怕只能先放下自己的判断来投合那种单一的学术口味，才能进入所谓学术规范，强行说一些自己陌生的体验，文章就不可能写得诚挚感人。4.西方理论资源的确是我们征用的主要来源，然而，为了限制自我经验的过度发挥和作为自我经验的佐证，肯定不是一回事。经验的“去本土化”主要是后者，因为后者的本意仍然是无条件地书写自我和无所不在的内在性叙述。这意味着，征用什么理论不会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只能是越走越私密、越走越神秘、玄乎的个人封闭性经验。现在，这些普遍的毛病当然仍然存在，只是在这毛病之下，或者在这“象征符号”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的另一批评趋势则不能不引起注意，便是以同样匹配与创作的“自我”为轴心旋转着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所谓艺术欣赏。他们宣称不谈现代性，不谈社会现实，只为文学写作的技术负责。那么，这里面对“好”与“坏”的判断及其表达，即便是以经典技术为参照，对于分化剧烈的社会和巨变的世态人心来说，还会有更强烈的批判针对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个经典细节，也没有哪个个人的艺术直觉，是为今天的中国现实而准备的。因此，所有有此自信的批评家，虽不无用武之地，也不会因艺术观的周期性调整而过时——至少不会在作为必修项目的现当代文学课上和学分制的考试制度表上被随随便便废除。但必修课的存活，不就等于当代文学的生命力本身。毕竟，走出高校的四堵墙，才是检验如此言说行或不行的真正战场。

这样说，我并非申明我的写作就一定遵循什么了不起的知识生产逻辑，我只是一直在给自己敲响一个警钟：任何有效的言说，都并不是空穴来风，亦不是神秘才华驱使，更不是反复编织预言家的故事，而是建立在可靠的思想基础上的“接着说”，或皓首穷经之后的“我来说”。以我拙劣的才具，只能勉强维持“接着说”而已。换句话说，万一缺乏发现真相的眼光，退一步想，“接着说”在最低程度，总还可以确保论说的公信度。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首要任务本来是对一堆凌乱话语构件的观照，“述”与“评”虽然不是新方法，但这老办法之于既“转化”域外经验，又“消化处理”本土现实而言，仍不失为实证分析方法——因为它依凭的主要语境是社会潮汐和世态人心，以及其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因素。简单说，是“个体”视角和“个体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领域。举个例子，当我们以“个体”为本位，用“个体化”理论来打量底层社会时，底层者个体身上的毛病可能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哀其不幸”“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等等，会立刻在某个敏感的神经末梢汇集，最终诱发理论迫使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底层个体内部；然而，当这样的个体慢慢聚集成一个连片，犹如火车站候车厅而不是飞机场的登机口，注视那些扛着铺盖卷，拖儿带女风风火火来不及收拾眼屎的返乡者、远行者大军时，这些人群所标志的恐怕该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非个体道德伦理修养问题吧！我所以在发展我的主体性时也要时时刻刻警惕过度发挥，原因就在于，一己的个人经验并不能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学问题，它虽属于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但一定是深刻影响内部研究的外部内容。故选择把跨学科的思想转化作为构建批评本土话语生成的最终价值基点来看待，其用意也就不单是为了限制我的主体性的过度发挥，建立一个实证性的、可靠的论说背景，是首要的考虑。

“我们”的批评身处什么语境

下面再简要谈谈具体到文学批评这一领域的语境问题。

其一，近年来的核心理论批评刊物，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已经开始董事化和栏目主持人化，这意味着自由评论者的发表平台会越来越小，自发的思想表达渠道也就终将越来越窄。在此基本前提下，以批评文章的终端归宿推之，仅我所得的感受而言，特别是核心理论批评刊物实际上正在形成一个“名人效应”的固定方阵，栏目主持人化是其中之一，较为普遍化的运作机制可能是批评的专题化趋势。被专题化的大概只有名作家大作家的新作品和已经被网络、其他媒体炒得很热的文学事件或现象。扑向热点而去的批评思维，就有点新闻报道的写作套路了：批评处理过的其实只是文学信息，许多有价值但却没有新闻谈资的文学现实反而成了永远的理论遗留问题。这意味着，就普遍性说，目前所谓的前沿批评活动，其实集体研讨的是没有多少意义感的对象，或者说有意义感、价值感的文学症候反而处在被遮没的窘境。人们所体验的文学的无意义，由此可推知其内里原委了。

其二，文化产业化热潮，其思维模式深刻影响着甚至改变着“严肃文学”的生产逻辑，像抗战谍战警匪韩剧践行“安全消费”一样，严肃文学在叙事技巧的掩映下，实际上无不围绕读者期待的“安全消费”展开。这个角度，理论批评所谓的“苦难美学”“幸福美学”“人心美学”等等，论评立场就很少有超出创作思维，反过来在价值观上冲击、冲突现有流行文化意识的，在认可、买账的舒服修辞中，批评的思想触角集体性地被搁置在了一堆堆民间民俗文化的浅滩。凡叙事都“中国经验”，等于“中国经验”并不存在。精神视野缺失的批评，要么走向玄虚抽象的说教；要么遁入“寂静主义”的泥淖，咀嚼古人的趣味，启蒙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在一声声“现代性焦虑”“多样的现代性”“不适合的现代性”中寿终正寝。

其三，“大白话讲大道理”“不说人话”等等莫名其妙的“纲领”在近年来应运而生。不可排除，像上面所提，某些所谓“学院派”批评的确存在概念重叠、话语缠绕、价值混乱的重大问题。但事实并非一团糟，仅就我跟踪阅读多年的体会来论，目前重要的、渗透着批评主体感知性体验型批评，多数还是在学院里。他们既有饱满的人文热情，又不缺广阔的社会学视野。但问题的蹊跷在于，当如此“纲领”一经发出，继而形成某种指斥“学院派”的意识形态，感知和体验化合后的那种意义书写，当年鲁迅站在母语失败的现场，即“占有”失败而走出失败的语言正路——“不人不鬼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三不四”（瞿秋白的讽刺），其存在感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作家书写语言及其存在状态的参照？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鲁迅那种不得不以众多“不”来描述的存在论语言观，之所以仍能与今人“互通声气”，其实是更高一层的舍同一性取差异性的结果。现如今，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喜欢白开水式的批评表述，不管这提法是基于具体的对象，还是普遍的形势，都只能把批评推向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民间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的老路。“工具论”时代的某种思维就会顺理成章地循环而来。我是反对政治经济话语的大白话和消费主义话语的言之凿凿的。曲里拐弯、疙疙瘩瘩，也许存在“私人知识”公共化的程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现有文化意识形态监管下，“曲笔”不见得都是思想不清楚的结果，这是圈内人都明白的道理。关键是我们现如今处在复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声音就能应者千万的简单时代。为了改变批评取向上的泛价值论和对批评本身研究的泛价值论，批评话语恐怕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因为，“大白话讲大道理”并不适合如今的人心世界和文心世界。这是“内在性”过程中——如果“内在性”真的可能，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

至于，“不说人话”之类秽语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指责，甚至辱骂批评（据说主要指“学院派”）的，的确无从考证了。但依我的印象，大概因某些“学院派”批评家之间的抬杠而来。话语的流行，正如同这个消费社会的“网络跟帖”一样，好话不出门，坏话千里行。不料，个别人的掐架，一夜之间却成了人们近乎集体性的对批评的泄私愤。当然大一点说，此一点也涉及批评的文风问题：不读批评的人，就算批评文章写成流行歌曲，也仍然无法改变批评的边缘化处境；另外，就近年来的国际国内政治语境而言，也可能牵扯到深层的民粹主义抑或左派问题，因为“不说人话”实际指向国内批评家对域外理论的化用，这句话的下半句可能是，为什么不用中国话解释中国问题，为什么非得左一个福柯右一个伊格尔顿（或者为什么不是波德里亚，就是麦克卢汉，等等）。《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第六章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费笔墨。

如此，我们“70后”的问题史，似乎清楚了，但要解决它，仿佛需要话语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才能完成。

然而，目前为止，大多数“70后”批评家并不是开始整体性反思“个体化”“私人化”经验视角的理论问题，而是热衷并受用于这样的一种批评方法。那么，这样的共同体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