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伯禹在阳城地方，给百姓簇拥着回到蒲扳，就正式即天子之位。因先封夏，所以国号就叫作夏。于是从前的伯禹，以后就改称夏禹了。夏禹即天子位，礼毕之后，大会群臣，商量一代的制度。这时先朝耆旧之臣非死即老，所存者除皋陶、伯益父子外，还有夏禹心膂之臣伯夷、乐正夔及奚仲等数人。
那奚仲自帝尧时做工正之官，到得帝舜时，共工分官，他却不在内，仍旧在夏禹的司空部下，因此也做了夏禹心膂之臣。
到得此刻，夏禹就叫他做车正之官，独当一部。他善于制车，方圆曲直，都合于规矩钩绳。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吉光，亦善于造车。他们所造的车总是机轴相得，异常坚固。所以后世的人说，以木为车，始是他们父子。其实不然，不过他们父子造的独好吧。奚仲又改良驾马之法，后世之人又说驾马是奚仲发明的，其实亦不然。他们父子又创造一种用人力推挽的车子，名字叫作辇，夏朝一代，颇喜用之。因此奚仲父子，夏禹非常任用，又封奚仲于邳做个诸侯。后世遂有夏后氏尚匠之说，都是为奚仲父子的原故。闲话不提。
且说夏禹即位之后，所有臣子除出几个旧臣及心膂之臣外，还有一个昭明的儿子，名叫相土，颇有才干，夏禹亦任用了他。此外，就是他儿子启所荐举的杜业、轻玉、然湛、施黯、既将。季宁、扶登氏、登封叔这班人了，统统都用起来，真所谓“拔茅连茹”。一时朝廷之上，顿觉英才济济。
第一项要商量的，便是建都问题。决议下来，是在蒲坂东面的安邑地方。取其仍在冀州，而近于浊泽，民可以赖其利。
议定之后，便派扶登氏和季宁两个前去经营，一切宫室、宗庙、学校等等悉仿前朝的制度，而略略加以损益。大要总以简朴为主。
第二项要商量的是历法。大概古时一代之兴起，必定要改正朔，易服式，殊徽号，异器械，以变易天下之耳目，这个就叫作革命。但是服式、器械等又从历法而出，所以历法尤为重要。当下众人主张纷纷不一。昭明站起来说道：“自伏羲氏以来，正朔代代不同，伏差氏建寅，神农氏建子。黄帝亦建子，少吴建丑，颛顼、帝喾皆建寅，帝尧建丑，先帝建子。照这样看来，现在应该建子，大概建子之朝，以十一月为岁首，以半夜子时为朔，一交子时，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丑之朝，以十二月为岁首，以鸡鸣丑时为朔，一交丑时，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寅之朝，以十三月为岁首，以平旦寅时为朔，必须黎明寅时，才算是第二日的日子。这三种历法，都是极有理由的，但是比较起来，自然以建寅为最不错。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一直到世界复返于浑沌，大概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拿了十二支来分配，恰好每一支得一万余年。第一个一万余年是天开的时候，那时天空之中纯是一股大气，百物无有，所谓天开于子。
第二个一万余年，是地辟的时候，这时地上已渐渐有山有水，但是百种生物一概仍无有，所谓地辟于丑。第三个一万余年，是人生的时候，那时地面上已渐渐有生物，由下等动物而进为上等动物，而渐渐进化为人，所谓人生于寅。建子的朝代是取法于天，叫作天统。建丑的朝代是取则于地，叫作地统。建寅的朝代是以人事为重，所以叫作人统。但是历法这项东西是应该切于实用的。建子、建丑，虽则说是王者法天则地，名目极好听，而按到实际，尚未能尽合。为什么呢？第一项，建子、建丑，与四时的次序不合。春、夏、秋。冬一年的四季是如此的。假使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那么刚刚在冬之中心。假使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那么刚刚在冬的末尾。一年四季的次序，应该叫冬、春、夏、秋，不应该叫春、夏、秋、冬了。但是就使改叫冬、春、夏、秋，亦不妥当。因为九十日的冬天，还不完全的，有一半或一大半尚在去年，应该叫作冬春夏秋冬才妥。但是决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不如建寅的妥善。第二项，一岁之首叫作正朔，必须有一番更新的气象和万事创始的精神，方才相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种工作，是农家必不可易的次序。冬天正是万事结束的时候，反拿来做岁首；春天正是万物萌动的时候，反不拿来做岁首，气象精神都失去了。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二理由。第三项，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这三个月农工简单，虽则都可以叫作三微之月，而比较起来，十一月中正是收藏之时，民间不能无事。在十一月之前，尤其不能无事，农夫终岁勤动，岁尾年头，祈福饮蜡，应该给他们一种娱乐，但是亦要预备的。以十一月为岁首，则农功尚未完，岂有余闲可以娱乐？以十二月为岁首，虽有余闲，而十一月间农事刚了，预备亦嫌匆促，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三个理由。
而且建子必以夜半为朔，建丑必以鸡鸣为朔，将一夜之中分为前后两日，时候既属参差，计算又难准确，不如以平旦为朔的直捷了当，未知诸位以为何如？”
大家听了他这番议论，都非常赞成，历法建寅，以平旦为朔，这个议案就通过了。历法既然建寅，那么国旗所尚的颜色一定是黑，祭祀的牲口必用玄，戎事必乘骊，朝用宴服收冠而黑衣。国家教育之宗旨尚忠，都有连带关系，均已就此解决，而无庸再议。为什么原故呢？原来古人这种定制是取法于植物的。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建子的朝代，其色必尚赤，其教必尚文。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以十二月为岁首者，其色必尚白，其教必尚质。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以十三月为岁首者，其色必尚黑，其教必尚忠，就是这个原故。闲话不提。
且说建寅议案通过之后，夏禹正要另提议案，既将站起来说道：“历法建寅，可为万世标准，固然甚好。但是臣的意思，王者法天以昭示万民，这个原则是不可废的。唐、虞两朝的历法是法天则地，所以他纪年仍用‘载’字，以表明仍旧不废民事之意。现在历法建寅，既然注重民事，假使那纪年的字样仍旧叫‘载’，未免废弃法天的原则，而且亦太重复了。臣考天上的木星亦名岁星，越二十八宿，宣遍阴阳，恰恰十二月一次，是极准的。可否将“载’字改作‘岁’字，一载为一岁，那么天与人交重，两者不偏废，未知众意如何？”大家亦都赞成。
杜业立起来说道：“从前先帝注重历法，敬授人时，原是以农事为重的意思。但是臣的愚见还要进一层，不但使人民要知道务农的时日，还应该使万国诸侯都遵行现在所新定的国历。为什么原故呢？世界之上事事能画一，则庶政容易办理，倘使国自为政，那么其纠纷甚大。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对于诸侯无暇顾及。先帝摄政之初，已虑到这层，所以创立五瑞之法，颁之于群后。又四时巡守，考察律度量衡使之相同。律度量衡，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历法也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
律度量衡要它相同，而历法倒反不同，你国是正月，我国中已是二月，他国中又是三月，会合拢来，岂不是参差紊乱之至吗？
况且历法至精至微，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现在政府承历代之后，测验推步的器具较备。而自帝尧以来，二羲二和分宅四方，孜孜考察。帝尧及先帝又天禀聪明，长于天文，时加指导，历算之精，遂为万国所不及。所以臣的意思，就中央政府之尊严而言，就万国统一之便利而言，就历法之精密无讹而言，皆有使万国遵行此新定国历之必要。未知众意如何？”大家听了，亦都以为然。
于是又商量如何推行此新国历之方法。轻玉主张：“每岁冬季十月或十二月，由司历之官将次岁的月日。大建或小建，弦、望、晦、朔在何日，有无闰月，应闰某月，二至二分各节气的时日分数，一切都推算明白，分为十二册，或十三册，每月一册，颁布于诸侯，使他们谨敬领受，藏之宗庙。每月之朔，用一只羊到庙中去祭告，请出一册来检用，这个方法，未知可行否？”季宁道：“方法呢，当然是如此。不过收藏请用，这种手续似乎可以不必限定。因为现在第一步是要他们遵行国历，换一句话，就是要他们奉行我们的正朔，听我们的号令。
假使手续太烦，或操之过激，使他们发生一种反感，或者竟不遵行，或者阳奉而阴违，那么又将奈何呢？”夏禹道：“是呀，立法之初，不妨宽大，现在只要希望他们遵行，至于收藏请用等且不必去管他吧。”这时司历之官，是从前二羲二和的子孙，官名就叫作羲和，此时亦列席会议，夏禹便吩咐他们去照办，并派伯封叔及昭明同去帮忙，这件议案才算结束，第三项议案是财政。财政问题，包括出入两种。而收入方法尤为重要，须加审慎。因为支出总以节俭为主，可省则省，可缓则缓，还有一个斟酌。至于收入，哪项应收，哪项不应收，哪项可多收，哪项不可多收，稍不审慎，一经定下之后，百姓就非常吃苦。但是如果一概少收，则一切政费从何取给？凡百事业从何建设？所以是最难的。
当下轻玉立起来说道：“现在九州已经恢复，一切贡赋办法已经确定。但是依臣的愚见，还须有一个根本办法，财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绝无后患。贡、赋两项，贡是万国诸侯来贡的；赋是王畿之内，政府直接叫百姓缴纳的。诸侯之贡，只能作为赏赍诸侯之用，如朝觐之时，以甲国所贡赏乙国，乙国所贡赏丙国之类。或者作为政府特别之用，如荆州所贡世茅，以供祭祀缩酒之类。此种收入，只可作为临时费，不能作为经常费。经常费的收入，还是以田赋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丰歉，地有肥硗，多寡轻重，煞是问题。臣愚以为百姓现在所种之田、所住之地。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鱼的川泽，本来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们哪里可以私占？应该统统都收归国有，不许人民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种田、要取木材、要食鱼鳖，统统来问政府要，由政府颁给他，每年收他多少赋。那么每年有多少收人，按册而稽，可以确有把握，即可以量人为出了。”
说到此，季宁立起来驳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给万民的。现在统统都算国有，不准人民私有，这个道理恐怕说不过去。还有一层，现在人民所有的田，虽说本来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但大半是他们披荆斩棘、辛苦艰难而得来。或者祖宗相传，已历数世，一旦收归国有，岂不是近于豪夺吗？”轻玉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国家亦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来治理的。先帝虞舜有两句诗，叫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照这个意思说起来，岂但土地尽是国有，连他们人民的身体还是国家所有呢！况且土地国有，土地私有，两者的利害大相悬殊。天之生人，五官四肢虽是相同，而智愚强弱万有不齐。
愚者不敌智者，强者不敌弱者，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以发生贫富两个阶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譬如政府所规定的办法，每人是田一百亩，住宅五亩。他们如果不到此数，政府当然补足他，他们不但毫无损失，而且还有进益；如果他们所有不止此数，那么可以定一种土地收买法，由政府给他多少货币，以作代价，岂非不是豪夺吗！还有一法，并不必收买，将他所余之田暂时存记，等他子孙众多的时候平均摊给，岂不是更便利吗！”季宁道：“这个道理虽不错，但是人的心理总是自私自利的。种自己的田，肯尽心尽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今朝分给我，明朝说不定分给别人，那么何苦尽心尽力，岂不是于收获有关系吗？”轻玉道：“不是如此。土地虽属国有，但是耕种和居住不妨世袭。譬如父死了，可以转给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转给其孙，或转给其次子。不是忽而给这人，忽而给那人的。况且政府并无规定不许世袭的明文，并未限定耕种的日期。他先怠情起来，那么他是惰农。政府对于惰农应该有罚。于他自己一无所利，何苦来呢？只有年老而独，无可承袭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给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宁道：“世界人口总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给他许多田地，恐怕将来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么怎样？”轻玉笑道：“足下之计虑可谓深远矣。但是照现在状况看起来，人满为患，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年之后。几千年之后如何情形，自有聪明圣哲的人会得设法变通补救，此刻何必鳃鳃过虑呢？”季宁道：“照足下这个方法，恐怕仍旧不能平均。因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体力有强弱，年寿有长短。每人土田平均，那么人口多的，寿命长的，祖孙父子兄弟所受的田亩必多，和那单夫独妻寡弟少男的比较，进益总要增多，久而久之，岂不是仍有贫富等级吗？”轻玉道：“这个亦有章程规定，要等到他壮而有室了，才给以相当之田。过了六十岁，他的田即须收归。这样一来，相差自不会远了。”施黯道：“田地国有，有这许多理，不错了。名山、大川、林木、薮泽都要收归国有，有什么意思呢？”
轻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识的少，无知识的多。有远虑的少，只图目前的多。山林、该泽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斩伐捕捉，将来势必至于有山皆童，无泽不竭，这是一定的趋势。收归国有之后，山林、薮泽等每处设起官来，专理其事，何时准百姓去伐木，取薪；哪几种可取，哪几种不可取，取了之后，如何的设法补种，件件都有规则，那么材术才无匮乏之虞。鱼鳖等亦然；何时可捕，何时可猎，都有定时。网罟有禁，围猎有禁，都有规定，那么鱼鳖禽兽等肉才不可胜食了。总之一国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对于财产等应该有种种的统计，对于子孙家人等的生活应该有切实的指导，万不可一切听他们去乱干，只知道高坐室中，责他们的孝养侍奉，就算是个家主了。鄙见如此，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土地国有这个议案总算成立。但是土地收归之后，百姓每人应该给他多少田？每家住宅应该给他多少地？这个问题，又要讲座了。大家商议结果，授田以一个人力耕所能来得及为标准，定为五十亩。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为标准，定为五亩。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妇两个，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数为计算。但是住宅在城里，于耕种不便：在城外，那么城中太空，且不免种种不便。后来又商议，将五亩划开来，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听他们居处从便，亦可谓计虑周到了。
最后乃议到赋税之法。究竟五十亩田，每年取他们多少税呢？施黯以为不妨从多，他说：“国家建设进行之事甚多，虽则多收他们几个，但是仍旧用在他们身上。人君不拿来滥用，官吏不拿来中饱，就对得住百姓，百姓决不会怨的。”季宁道：“这个万万不可。建设事业，须循序渐进，不能于一朝之间百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须工食就够了。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就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薄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论来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很不错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莫如藏富于民。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这是从理论上说来，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藉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吗？这是从流弊一上说来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他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因为丰歉是无定的。
年年多收，固然无问题。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遥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展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叫作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积之数。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这个法则，叫作贡法。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因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