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故继孔子、左丘明之后，而述司马迁及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阳夏人也。汉武帝时，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职掌文史星历，故得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史记》。晚年官尚书令，尊崇任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迁以书报之，论及《史记》，即《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也。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因其父彪之业以作《汉书》。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及宪得罪，坐系死狱中，年六十一，时和帝永元四年也。迁之卒年无考，据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纪》，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年六十。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
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孔子之辑《尚书》与修《春秋》，史官失职，文献无征，其动机也。王官失守，散为百家，其背景也。司马迁之作《史记》，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试一考之。
《史记 太史公自序》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
盖司马氏世为史官，封禅为古今旷见之大典，而身任史官者，不得与其役，实为毕生之憾事，故司马谈至于发愤而卒。迁禀承其父之遗言，而作《史记》，其以《封禅书》列于八书之一，即以示禀承先志之意。其动机一也。
《汉书 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云（亦见《文选》四十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其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自记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慍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因保李陵不降敌，而受腐刑，本为奇耻大辱，特以著书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其动机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部薛彭城，过梁楚。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
若夫作《史记》所有之背景，司马迁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遗文间出，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为作《史记》之背景矣。
迁之作《史记》，尝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故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时，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史记》一书，本杂采群书而成，于《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称《五帝系牒》 ，有《春秋历谱牒》 ，亦称《牒记》 ，有《秦记》 ，于楚汉之间事，则采陆贾《楚汉春秋》 。以上或见本书，或为班固所述。是则迁之修史，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则后人益难为力。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 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 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 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自序》，又见《汉书 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传，亦称曰《太史公记》，见《汉书 杨恽传》。曰书，曰记，皆于太史公之下，附缀一字，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辞，与彪之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史记”之称，屡见《史记》本书，悉指旧史而言，故迁未尝以此二字，自名其书。《三国 魏志 王肃传》：明帝称迁著《史记》；苟悦《汉纪》十四则云：“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按悦为后汉末人，在王肃之前，时已有“史记”之称；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于《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据以著录，而“史记”遂为《太史公记》之简称。钱氏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语固不诬 。《史通》（六家）乃谓因鲁史记旧文，目之曰史记，不知此实后起之义。盖“史记”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初不限于鲁史，《汉书 五行志》屡引“史记”即泛指诸国史而言，《颜注》谓凡称“史记”者皆为迁书，殊误，知幾本之，乃有此说。
《汉书 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亦见《艺文志》）注引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之意也。”是则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据王鸣盛之所考，惟《武纪》全亡，褚先生取《封禅书》补之；《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 。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 。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 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 。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 班固传 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