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邵晋涵同时，以目录、校雠之学擅名者，则纪昀是也。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起家进士，入翰林，累官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年八十二。生平著作甚少，其精力所萃，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初历城周永年撰《儒藏说》，略谓：“明人曹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惟分藏于天下学宮、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释者之书，正伪参半，美恶错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然立藏以后，自成一家之言，初不多见。儒者则一代之内，必有数种卓然不朽之书，可以入藏。释老之藏，盛于前而衰于后，儒者则代有增益，此亦闲卫吾道之一端也。”又立《儒藏条约》曰：“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变通之法，经、史、子、集，凡有版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钞，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则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薄，书不论其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 是则周氏所论，正为现制之图书馆，化私人藏书为公有，可以便人阅览，向日学者叹求书之难者，今日则视为故常矣。惟其所谓儒藏，即用丛书之法，荟萃儒者之书，而为一编，略如明代之《永乐大典》，而清代之《四库全书》亦继此而起者也。自周氏有此论，至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乃有奏请开馆校书之议。其言计分四项：一、旧书钞本应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清廷遂据此议，以设立《四库全书》馆。然其初不过先就《永乐大典》从事校核，凡外间所无及流行不甚广者，悉为签出发钞而已。后乃内外所有各书，悉加网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校一书，即为撰一提要，签于书端，盖用刘向总录群书条而奏之之法。后乃荟萃诸书之提要，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是也。时任总纂者，为纪氏与陆锡熊，分纂官则有多人，故各书提要之初稿，出于各分纂官所撰，而送总纂为之核定焉。昔会稽李慈铭谓：“《四库总目》虽纪、陆二氏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永年），皆各纂所长，纪氏名虽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越缦堂日记》）此语殊不尽然。兹考聚珍版，戴氏所撰提要，《仪礼》、《大戴礼》、《方言》等书，固属经部矣，然如《水经注》则属于史，《项氏家说》及《算经》诸书则属于子，是戴氏未尝专主经部也。再考邵氏《四库全书分纂稿》，凡正史各提要，邵氏所撰，固居其大部矣，然其中尚有四种属于经，一种属于子，四种属于集，而聚珍版之《融堂书解》提要，亦为邵氏所撰，是邵氏亦不专主史部也。又聚珍版之老子《道德经注》，属于子部，其提要固为周氏所撰，而《公是》、《彭城》、《浮溪》诸集，属于集部之提要，亦出周氏之手，是周氏亦不专主子部也。且纪氏专主集部，更无明证，且职居总纂，无所不赅，讵能专任一部以自隘乎 盖当日分纂诸氏，各就所长，分任其事，则有之矣，而提要各稿，俱经纪氏笔削增窜，有大异其原来面目者。试取邵氏《分纂稿》与《提要》加以衡较，则知邵氏原稿，多经纪氏修改，且有十无一存者矣。考《提要》有原本《提要》（亦称《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之分：《原本提要》冠于《四库》各书卷首者也，《总目提要》荟萃别为一编者也。两种提要，异同亦复甚多。或谓《原本提要》出之各分纂官，《总目提要》则为纪氏所修改，此亦非也。兹取邵氏分纂稿一一对校，微特与《总目提要》相去甚远，即与《原本提要》合者亦甚少，盖《书前提要》已于进呈时经纪氏一度之修改，迨其后荟为一书，又复再度修改，多所增益，大抵《总目提要》往往较《原本提要》为精核，盖经融会贯通悉心厘正故也。《提要》出于纪氏之笔削，实有多证。朱珪为纪氏撰墓志铭云；“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其祭纪氏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又阮元序纪氏文集亦云：“高宗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盖珪与纪氏同时，又为修书时总阅官之一，元亦及见纪氏，皆以《提要》为纪氏一手删定，所言当不诬也。不惟朱、阮二氏言之如此，即纪氏文集、笔记中亦时时自言之，兹不悉举。《总目提要》之各部有总序，每部各类之前有小序，后有案语，为原本《提要》所无，皆纪氏荟萃为总目时所撰，与各分纂无与者也。又高宗尝命纪氏撰《简明目录》，以便检阅，每书皆记卷数、撰人，并略叙其书之梗概，为书二十卷，见于高宗题文津阁诗之自注（《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七），此又未尝假手他人者。纪氏一生，除文集、笔记外，其他著述甚少，盖精力已尽于此书矣。《四库》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十八卷；存目之书，凡六千八百十九种，九万四千三十四卷，而吾侪所尤应重视者，乃在存目，盖著录之书，今尚易求，存目之书，则不可尽见，依《存目提要》而求书，不难得大略，且往往于无意中获之，此又纪氏立例之善也。同时章学诚著《校雠通义》，以明向、歆部次群籍之法，然徒托空言，未能见之实事，惟纪氏于著录、校雠二者，以毕生之力从事于此，所著《总目提要》，实兼《七略》、《别录》而有之，讵非向、歆以来之所仅见者乎 虽其书尚多漏误，近已有人为之校补 ，但其大体精善，可议甚少。总之校雠之学，为史家之支与流裔，尤为治史者所不可废，近代擅此业者，纪氏而外，殊罕其俦，吾故取而述之，或以纪氏喜诋宋儒，尊扬汉学，目之为经学家 ，则失其实矣 。
有清中叶，有异军特起自树一帜之史家，与纪昀同起于北方者，是为崔述。述字武承，一号东壁，大名人也。乾隆举人，官知县，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其学始于治经，以怀疑、辨伪、考信三者为主旨，其所考辨之对象，则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其意在尊经，而屏战国、秦、汉以后之杂说，非惟《史记 孔子世家》，以其出于汉人，多不之信，即《礼记》之《檀弓》，亦以为出于汉儒所造，又以《论语》中公山弗扰及佛肸二章，为汉人张禹所更定。寻其所考辨者，名为治经，实为研治中国之古史，特自秦汉以后，为群经所不具者，则略而不言耳。崔氏所著之书，曰《考信录》，而释其作书之旨于提要云：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
又释其书之例云：
（一）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二）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三）余为考信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误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四）今为《考信录》，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五）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立言以惑世。（六）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言，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七）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其得失者次之。
寻崔氏之意，盖欲以经论经，亦犹赵翼之欲以正史证正史，此固治经史者所必遵之程也。虽然，崔氏之治经，不以明音训、究名物为事，与专门治经者异趣，崔氏盖视六经如史，而考辨古代某事之为真为伪，不特史应怀疑，即经亦何尝不应怀疑。惟崔氏胸中，横亘一但取信于经之见，而战国以下之书，皆以为不可尽信，是则先立主观，不免自有所蔽，亦为未达一间者也。
惟往昔之治史者，多失之信古太过，不啻为古人之舆儓，独崔氏能出其所疑，以与世人共见。求之往代，惟汉之王充，唐之刘知幾，有此气概。王充非究心于史者，可置弗论，崔氏曾称，知幾于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而犹以其疑经之作为非（《考信录提要》），是以己为疑所当疑，而知幾为疑所不当疑矣。不悟二氏皆以怀疑、辨伪、考信为史学之名家，知幾之见称于世久矣，崔氏卒后近二百年，而始有人称之。崔氏所著之书，曰《唐虞考信录》二卷，曰《夏考信录》、《商考信录》各四卷，曰《丰镐考信录》八卷，曰《洙泗考信录》四卷，是为正录；曰《考信录提要》二卷，曰《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是为前录；曰《丰镐别录》三卷，《洙泗餘录》四卷，《孟子事实录》二卷，《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后录；统称为《考信录》，凡三十六卷。《补上古考信录》，辨唐虞以前之史事，既己无经可证，颇能疑所当疑，亦以无取信于经之见，为之桎梏也。自言始功于四十以后，至七十成书，复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后四十余年，盖毕生精力之所萃矣。又合以杂著若干种，凡八十八卷，自署为薄皮茧，薄皮茧者，大名之方言也，盖蚕有强弱，故其茧亦有厚薄，以喻其为举人而官知县，树立甚浅，如薄皮之茧也。其书初为其弟子陈履和刊行，后又收入《畿辅丛书》，然于杂著未能全刊。及顾颉刚获崔氏之《知非集》、《莜田賸笔》及其夫人之《二馀集》、其弟其妹之稿，汇刊为《东壁遗书》，于是几无人不知有崔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