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以前之史官，其可考者，已具列于表。昔者班彪谓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即指记事之史而言。宋衷《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语盖不足据。谓其时有记事之史则可，谓有左右史之名，则尚失之过早也。终古为夏之大史令，向挚为殷之内史，似夏殷之世已有大史、内史之称，而周因之。然大史称令，为秦汉以后之官，周有大史而无令，由是推之，夏或有大史，而未必有大史令之称。近年在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上刻贞人之名甚夥，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囗贞宾贞者，囗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廩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
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无令，大读如泰，而义同大小之大，如《周礼》之大卜、大祝皆是。汉以后始改大为太，称为太史。《说文 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而《汉书 艺文志》亦有是语。是则改大为太，称太史令，盖自秦时始矣。《汉书 百官公卿表》，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续汉书 百官志》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当于下大夫。故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史记 太史公自序》谓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谈为太史公，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此所谓天官者，即自序所谓，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若在《周礼》，则属于春官，以当大史、大卜、大祝诸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 自序》）又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此皆可与《汉志》相印证。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和也。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本刘氏师培说）。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第《汉仪注》谓：“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而刘知幾、钱大昕皆信之 ，吾谓此说非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无公，且秩仅六百石，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 ，亦不得位丞相上。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允矣。吾考《汉书 律历志》及《兒宽传》，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且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亦失之夸。《索隐》谓：“修史之官，别有著撰，则令州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后人不晓，以在丞相上耳。”此解得之。汉世史有专官，职司记载，故命天下计书，于上丞相之外，分上太史，以为记撰之依据。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以有数字者为主，易言之，即史料之一种也。再证以迁所自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益知位丞相上，绝无其事，而其职实合古大史、大卜、大祝三职而一之，亦不待烦言而解矣。且考《周礼》以大史介乎大祝、大卜之间，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又有司巫；而大史所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亦与卜祝为近；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见《左》定三年）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 。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实缘古制，亦如周代之有大史，位非甚尊，此盖应诠之义也。
《汉书 艺文志》，原于刘歆之《七略》，其叙诸子十家，谓皆出于某官；又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谓某官，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章学诚尝于所著《校雠通义 原道篇》，畅发此义云：
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又云：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
此所谓官师合一，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之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迨周之衰，王官失守，散而为诸子百家，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而刘、班二氏溯其源，曰某家者流，出于古者某官，虽其所说，未必尽雠，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藉是以明，章氏所说，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秦人以吏为师，吏即史也，惟古今有不同者，一则学下逮于庶民，而百家之学以兴；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而百家之学以绝耳。《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为说之当否，姑不具论，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 ，近人多宗其说 。至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究有断限不明之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庄子 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又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同书《孔子世家》及《老子列传》，皆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或谓老子世为史官，掌周室之典籍，故孔子从而问礼焉，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于庶民之故。然非西适周室，以观藏书，问礼于守藏之史，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司马迁以身为史官，而修《史记》，正为合于古法，此亦应诠之义也。
最后更有一义，应为之阐明者，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古人以乙部之书，原出于《尚书》、《春秋》，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之作，亦称春秋、尚书 。《管子 法法篇》，言春秋之记；《墨子 明鬼篇》，谓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 ；《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或又称志：《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传》尝称“周志”，又曰“前志有之”，“史佚之志有之”，又称“仲虺之志”，《孟子》亦称“志曰” ，是也。或又称书：子产、叔游皆称“晋书有之”是也 。《论语》记孔子两言史：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曰“文胜质则史”，并指史官而言 。《孟子》之论《春秋》则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史与齐桓、晋文对言，亦言人而非书。司马迁因《春秋》而撰《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其文中尝称秦记、牒记、史记 ，后人摭其语，称为《史记》，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犹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云耳。汉人曾直称《春秋》为史，如《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然亦未为通名 。汉末刘芳作《小史》，三国张温作《三史略》，谯周撰《古史考》，始以史名书，然谯周之作，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至萧子显作《晋史草》，吴均作《通史》，许亨作《梁史》，李延寿更作《南史》、《北史》，《隋志》亦改题《太史公书》为《史记》，至《宋史》之不称“宋书”，又以与南北朝之《宋书》同名之故，以下诸史皆因之，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迻而为书名矣。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侪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 。
总上所说，可得数义：史为官名，其初如吏，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一也。周代之左史、右史，即为《周礼》之内史、大史，而《周礼》五史，又为经制，不得轻疑，二也。汉世去古未远，史官之制未废，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史记》，三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只以名官，四也。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故私家无由修史，欲考古代之史学，舍史官外，别无可征，五也。兹叙吾国史学，上溯其源，必首史官，义不外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即偶有之，多以他职兼典；而不能举其职，故改于他章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