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之名，始见《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中，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及《明史》，为二十有四，凡未奉有明诏及颁诸学官者，不得滥登，盖久已悬诸令典矣 。往者北京政府曾颁令以柯劭态所撰之《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其后修清史成，草草付印，谓之《清史稿》，又以禁不得行，不然，则正史之数有二十六矣。兹以晋、梁、陈、北齐、周、隋六史，已述其概于前章，《新五代史》为私家之作，别述于后，仅取《旧唐书》以下，迄于《明史》，具而论之，而《清史稿》亦以附焉。
其一则为《旧唐书》。考唐贞观中，曾命姚思廉撰纪传体之国史，高宗时长孙无忌、许敬宗等续之；敬宗又撰十志，未就，武后时刘知幾、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同撰《唐书》八十卷，此见于《史通 正史篇》所述者也。《崇文总目》谓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其本更加笔削，兹检《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即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先后所撰之作也。撰之者既非一人，亦非出于一时，随撰随续，历时甚久，略如后汉之修《东观记》，兢本与知幾同撰《唐书》，兢又自行续撰，故由八十卷，增至百一十卷，其后更由于韦述等续撰，故由增至百三十卷，而著录于《唐志》也。然《旧唐书》吴兢、韦述、柳芳等传又谓兢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其书凡六十余篇，述续撰为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肃宗又命述、芳缀辑吴兢所次国史，述死，芳续成之，起高祖，迄肃宗乾元，凡一百三十篇，其后于休烈、令狐垣续增，而未加卷帙，故《唐志》仍以百三十卷著录也。据赵翼所考，《旧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唐绍传》称玄宗为今上，即用实录原文之证，《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即用韦述所修国史原文之证，所论甚谛。然又谓宣宗以后无实录，故武[宗] 会昌以后，事多阙略，此又因《五代会要》所纪，五代修《唐书》时，屡诏购访，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只存《实录》，《武宗实录》并只存一卷，而言之也 。《四库提要》则谓，《旧书》于穆宗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诚如宋人所讥，是则长庆以来，国史、实录皆不之具，无可依据之故。《宋史 艺文志》著录武宗以下六帝实录一百四十三卷，皆宋敏求补撰 ，今考《通鉴考异》，屡引《唐实录》，而于武宗后称引尤多，武宗以上为唐人旧本，武宗以下则敏求补撰本也。欧、宋修《新书》时，遗文间出，又有宋录可据，故叙唐末事差为详赡，其能胜于旧书，时为之也。唐亡之后，梁及后唐皆曾命官修史，未底于成。其可考者，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二月，诏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并以宰臣赵莹监修 ，其后同修唐史者，又有吕琦、尹拙，而莹为修史事，综理独周密，故《旧五代史》莹传，谓《唐书》二百卷之成，莹有力焉，吴缜《新唐书纠谬》亦盛称赵莹之徒，缀辑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据此则莹之监修唐史，非虚领其名而不事事之比，而今本《旧书》署刘昫等撰，而不及莹者，晋出帝开运二年六月书成时，赵莹已外任节镇，刘昫以宰相继为监修，遂与修史官张昭远同表上之 ，此所以首昫名而不及莹也。然薛、欧二史《刘昫传》，俱不载其监修《唐书》，其于《唐书》。亦无莹综理周密之功，而独尸其名，抑何侥幸乃尔，此宜补列莹名于晌前，以示不没其劳 。此唐及五代纂修《唐书》之大略也。
其二则为《新唐书》。《旧书》之缺略，具如上述，其宜重修或订补，自不待论，至宋仁宗之世，乃以《旧书》卑弱浅陋，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重加刊修，至先提举其事后为监修者，则宰相曾公亮也。修撰本纪、志、表，祁撰列传，祁稿凡十七年乃成，修稿亦历六七年，其所修之时。则祁在前而修在后，故列传成于本纪、表之前 。其后书成，应由官高者一人署名，修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祁感其退逊，故于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此实用《隋志》分题长孙无忌之例，非创之于欧、宋也（据《书录解题》及《四库提要》）。据曾公亮《进书表》，与欧、宋同修书者，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书》最有功；敏求亦以熟于唐事，且补修晚唐六朝实录，为王尧臣所荐，又尧臣亦预修《唐书》 ，是则与修诸氏，皆为一时名选，而欧、宋二氏又为一代文宗，领袖其上，亲为笔削，且历十有七年而成，为时甚久，不同草草，宜《新书》之无可议矣。然同时有吴缜者，欲因范镇荐，列于史馆，为欧阳修所拒，心不能平，乃于《新书》成后，撰《纠谬》一书，吹毛索瘢，大肆抨击 ，所举虽不无是处，究无以服欧、宋之心也。平心论之，《旧书》之作，多本国史、实录，长庆以前之本纪列传，确较《新书》为详赡，故司马光之修《通鉴》，宁弃《新》而取《旧》 。且唐代诏令率用骈俪，《新书》本纪多从删弃，如陆贽所撰《兴元大赦诏》，骄兵悍将，读之至于感泣，诚千古之至文也，亦以用骈而不取，此欧阳氏主修之失也。唐代词章，体皆详赡，而列传中，必为减其文句，变为涩体，殊失其真，又喜载韩、柳文，韩愈《平淮西碑》，不详叙李愬入蔡之功，至于仆碑改撰，而《通鉴》亦不甚取之，《新书 吴元济传》，则全就碑文润色之，于《柳宗元传》，录其文至四首 ，而他传则无此例，此宋氏之失也。公亮《进书表》，称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而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吾谓事增则是，文省则非，寻其所谓事增，即指补缀唐末阙遗之事，所谓文省，即指删削国史、实录之文。夫《新书》之长，即在将长庆以后《旧书》所不能详者，悉加辑缀，大体略备，纪传固然，而志、表尤胜于《旧书》，故《新书》之可贵，不在改撰，而在补缀，向使欧、宋二氏，于旧史之佳者，多用旧文，不为删并，专就唐末史事，去其烦冗，补其阙遗，则为《新书》之佳本，而无可议矣。清人沈炳震悟得此理，遂辑《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本纪、列传悉用《旧书》，志、表多用《新书》，而以他一书之异同，及可补阙遗者，分注于下，并为《宰相世系表》作订误数卷，此折衷于《新》、《旧》两书之间，弃其短而取其长，最为得作史之意者也。自《新书》行，而《旧书》渐微，明代南北两监本二十一史，皆不及《旧唐书》，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重刻旧本，赖以延绵不坠，清乾隆中，诏以新、旧《唐书》并列正史，复于武英殿刊版印行，遂仍得畅行于世，而今人仍贵闻刻本，扬州岑建功为撰校勘记，并附以逸文，亦治《旧书》之最勤者矣。盖《旧唐书》若前无闻人诠为之校勘，后无清廷为之表章，必如薛氏《五代史》，重烦学人加以搜残补阙之功，可不问而知之也。
其三则为《旧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 ，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 。薛史之体，略仿《三国志》，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称曰《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而各有纪传若干卷，合之虽为一书，分之可为五史。晁公武《读书志》称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赵翼据之，遂谓五代史，乃后人总括之名，此殊失考。薛史有从《世袭》、《僭伪》、《外国》诸传及十志，皆不能分系于某一书，且以十志之迹求之，略如唐修《五代史志》之附于《隋书》，是则五书实有合而难分之势，亦犹《三国志》之魏、蜀、吴，本可各为一史，然《魏书》书末附有《外夷传》，而他书无之，正为合而难分之证。薛史之体，盖仿《三国志》、《南史》、《北史》之例，合而一之，以五代相承，顺序递述，尤近于《南》、《北史》，具有通史之一体者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藏于家，修没后，神宗诏求其书，为之刊行，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诏止用欧史（《金史 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宋金亡后，南北统一于元，元承金制，薛史日湮。明成祖时，辑《永乐大典》，悉采薛史入录，惟已割裂淆乱，非其篇第之旧。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求薛史原本，已不可得，馆臣邵晋涵就《大典》中甄录排纂，其阙逸者，则采《册府元龟》等书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仍厘为一百五十卷，其原书篇目，亦略可寻绎得之，设无《大典》，则薛史亡矣。薛史多据实录，故详赡过于欧史，而欧史后出，亦有可补薛史之阙遗者，故清代以二史不可偏废，遂并列于正史。或谓薛史原本尚未亡，初在皖人汪允中家，继归丁乃扬，乃扬珍惜孤本，不肯示人，世遂无有见之者 。允中、乃扬，独不能效闻人诠覆刊行世，一旦付之劫灰，将奈之何，收藏孤本，秘不示人，等于窖金埋宝，有书亦等于无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