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囗囗囗囗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作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流饭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之晚年，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惟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