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2010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