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意大利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赵杏儿
9月8日 米兰 晴
意大利时间晚上7点，从北京首都机场飞抵米兰马尔潘萨机场的航班降落，将近40岁的温州女人翁爱莲拉着4岁半的可心和可心3岁的小妹妹在行李转盘边等到最后，才收齐了六大件行李。她这次是受人之托，将两个孩子从温州老家带到米兰与家人团聚。
机场门口，等待她们的是可心的父母——一对在米兰打工的温州夫妇，以及他们的意大利朋友Pino。年轻的母亲抱起可心又搂又亲，可小女孩显得既陌生又害怕，递过来的糖和游戏卡片没拿住，撒了一地。站在一旁的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把东西捡起来，分别一年多的可心定睛看了看说：“你是爸爸。”
我因为在机场帮助翁女士拎了一件行李而被邀请一同上了车。在返回市区的路上，Pino开车，其他人在用只有自己能听懂的方言聊天。年轻的母亲把窗户摇下来指着窗外，不住地对着怀里的可心自问自答：
“宝贝，还记不记得这是哪里呀？”
“这是意大利！这是米兰！”
可心出生在米兰，两岁多的时候被送回了温州老家。我问可心的爸爸，以后打算让她来这边上学吗？他回答说：“至少等中学吧，不然小学就在这边上，脑子要笨掉了。”
三周后，可心将与妹妹回到老家，继续她们父母不在身边的童年。
9月12日 都灵 晴
第一次见Isabelle的时候，正好赶上我要换酒店。Isa提议到我所住的酒店门口接我，顺便可以帮我拖箱子，然后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吃晚饭。我以为Isabelle和其他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一样爱迟到，稍晚了五分钟出现在门口，她已经在等我了。
Isa出生在意大利南部海边的一个小城市，目前还在都灵上大学，主修外国语言与文学。虽然不喜欢自己的意大利籍中文老师，但Isa的中文说得出乎意料的好，也许是因为她去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十个月，还交了个中国男朋友的缘故。Isa高高胖胖的，没走两步路就主动要求帮我拖箱子。
“你不用不好意思，在中国都是我来拿的，因为我的中国前男朋友会说：‘对不起，我也很累！’”Isa说这话的时候，还满是盈盈的笑意。
“那当时为什么会分手？”
“因为他想和我结婚，这样他就可以和我来意大利，然后让我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但是生很多孩子。我觉得他真的很笨，我完全不是那样的女孩子，我需要一个工作。”24岁的Isa试图在都灵找一个兼职或是实习工作，但几乎没有公司回复她的求职邮件。
“我们目前生意不好，那些中国人更便宜，所以现在暂时没有座位给你。”Isa模仿了一下她给意大利公司打电话时的情景，多少有些夸张成分，但就像一些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普通意大利人也开始认为中国人来抢他们的工作了。
“所以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北京找工作！反正那里有太多的工作机会！”
Isa喜欢三里屯和五道口，前者是她前男友上班的地方，后者是她上学的地方，还有紫竹院公园也不错，那是她租房的地方。但找个什么样的工作Isa还没有想好，一方面她想要挣钱，但又不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Isa的手机响了，是她的同学告诉她吃晚饭的地点。Isa接电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机后盖上有大大的“Lenovo”几个字母，是一部她在中关村花90块钱人民币买的联想手机，彩屏、和弦铃声，可能短信还只能每条发70个中文字节。
“我觉得它很好用，对我来说足够了。”在意大利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用iPhone，多数是诺基亚和三星，而且都是些在亚洲人看来有点过时的型号。“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对着智能手机的屏幕傻乐。嘿！这里有一个活的人就坐在你面前，放下你的手机，跟她聊聊天。”
除此之外，我猜可能也和收入有关。意大利年轻人的一般起薪是月入800欧元，几年后也只能升到每月1300欧左右，如果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啃老，或者是透支。我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世界大家庭里，意大利好比是个艺术家，美国是个生意人，中国是苦力，经济危机来了，最惨的是艺术家，死要面子活受罪。
晚饭的时候，Isa给我介绍了她同班的三个好朋友Federico、Giulia和Francesca。这三个人都曾经趁Isa在北京读书时去中国旅游过，并且都对去中国找工作这件事抱有浓厚兴趣，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到底在哪，但在他们看来，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吃着吃着，中文渐少，意大利语的交谈开始增多，明显她们已经被一整天的古代汉语课折磨得筋疲力尽。
“你知道孔子是哪年生的吗？”Giulia一边向我展示她的笔记，一边用中文问我。
“我……我不知道。”
“你知道孟子是哪年生的吗？”
“反正比孔子年轻。”
“明天我的口语考试可能就会是这样的题目。”
晚上送我回酒店的时候，Isa告诉我，其实她下午早到了半个小时在门口等我，她不喜欢迟到。
9月15日 米兰 晴
“我对于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在深圳一幢20多层的高楼里，我和中方的游戏设计师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一起干了三天活，最后那个项目还是没做成。”
今年32岁的Nicola是意大利顶尖游戏设计公司Milestone的资深3D动画师，已经在职7年。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描摹渲染游戏场景里的3D景观。
身为一个所谓的“艺术家”，Nicola决定带我去感受一下米兰的艺术气息。所以我们去了一家名为Art Factory Café的餐厅吃饭，一同前往的还有Nicola的同事Sanna。据说餐厅老板是位中国人，主打Happy Hour。
Happy Hour指的是只付一杯鸡尾酒的钱（根据时间不同，价格从7欧元到10欧元不等），即可免费享用店内准备的所有食物，有点像自助餐形式；而如需再点酒，则需另付酒水费用。这种晚餐方式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年轻人认可。
Nicola是Milestone的正式雇员，而Sanna则是与其合作的自由设计师。
Sanna笑称自己和Nicola的区别就是老板可以随时随地炒了他，而Nicola则受法律保护不能任意开除。但这两位都认为自己每天的工作很没劲。
“就好像在A点和B点之间循环往复的推酒杯，简单重复且毫无新意。”
意大利设计产业那么强，为何从业者感到如此受限？
“公司只是确保你每天把8个小时浪费在办公室里就行了。”Sanna可能在今年就会结束与Milestone的合作关系，回到自己的城市，他有一间自己的公司，老板和员工都是他自己，“去过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特别多的创意想要试验。”Nicola想要尝试改变，发挥自己更多的潜能，“但公司不希望看到太创新、太突破的东西，他们觉得那样会不安全，反而更愿意把每一个设计师都拴在电脑前，让公司拥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这可能跟意大利人的性格有关，他们从来都不自己想事情，而是不停地看别人怎么做，然后决定自己的立场，扑上去抱大腿。”Sanna挠挠自己的光头，“二战的时候，意大利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这是一个很多意大利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
曾经有德国军事爱好者如此评价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就相当于德军增加10个师的力量；如果意大利与轴心国作对，站在同盟国一边，就相当于德军增加20个师的力量；但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德军就必须耗费50个师的力量去保护它！
Nicola现在决定抱中国的“大腿”，他正在努力自学中文。他知道中国企业早已经摆脱了引进几张外籍面孔装门面的阶段，你需要随时准备好一个正确的答案，还有能够摆平一切的业务能力。不过Sanna和我都极力支持他迈出这一步，改变要趁早。
于是Nicola开始向我请教中文词汇。“西瓜”、“习惯”、“吸管”是最近困扰他的三个词，因为这些发音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桌上的两张餐巾纸一样，完全没有差别。
第二天，我收到了Nicola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扫描图，是前一晚我们吃饭时在餐巾纸上的乱写乱画——China is the Change.
9月17日 米兰 晴
距离米兰时装周开幕还有两天。我坐在米兰某个咖啡馆里等待今天晚些时候和台湾地区留学生邹岳霖见面。意大利的咖啡馆不提供Wifi网络，不可以使用店内插座充电，圆形桌面小得只能放下两本书。这里不欢迎捧着笔记本电脑来工作的人，更喜欢那些直接站在吧台前将Espresso一饮而尽转身就走的客人，他们就好像买了节电池一样简单。
终于挨到了见面的时刻，邹岳霖出现：一头金黄色的长发，翠绿的宽腿裤，露指坡跟凉鞋，精致的妆容，怀里抱着个iPad2，胳膊上挎着个大购物袋。
但在电话里，他分明是邹先生，眼前的却是邹姑娘。
“没吓到你吧，不知道Vincent有没有跟你说我的情况。”Vincent是前天在Art Factory吃饭时偶遇的米兰台湾地区留学生同学会的主席，我当时请他介绍一些学习时装设计的留学生给我。
“还好，不过，你做手术了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没有，我就是想多一种体验，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恢复男生装扮了呢。”
邹岳霖在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Domus Academy）学习时装设计，今年才23岁的他，在台湾地区中山大学念完戏剧舞美专业毕业后，就申请到了多莫斯设计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邹岳霖告诉我，在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中，时装设计系的同学要完成6个商业品牌与学院合作的设计项目，除了做设计，还要考虑服装量产的成本问题。现阶段所谓好的设计师都一定是要能够在市场上存活的，绝对不是创造出一些不能卖不能穿的东西，使得后面的设计和生产无以为继。
尽管在米兰这个时尚之都接受了专业训练，邹岳霖在今年年底毕业后还是打算去纽约发展。“因为意大利设计产业只承认意大利面孔，并且希望由意大利人来继承他们的设计产业，而对于非意大利籍人士则几乎是闭合状态。”邹岳霖在很努力地打开当地时尚产业的人脉资源，但奢侈品牌的招聘信息和实习信息却从来都不会通过网络发布，完全需要靠熟人推荐。
我问邹岳霖有没有发现欧洲人不太依赖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他说，亚洲人总是担心因为获得的信息不够多而落伍，所以不停地用大量的信息冲刷自己，以弥补信息不对称。但在欧洲，尤其是在米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就是第一手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当然这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时尚产业，因此他们不需要再去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