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
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不免有点慌乱。
“洗！”他蹲下去脱了我的破鞋，随手远远地扔到门外，然后几乎是压着我洗脚，“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看来还合适。他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
“穿！”
他满意地看看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子弹呀私章呀什么的，从中挑出两张钞票，在柜台前算是付了鞋钱。
像没发生任何事，他丢下我就走了，在庙门口同几个熟人打了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朝小码头走去。
十一
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间，三年内谁都不准搞对象，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他就要不客气地打流氓。每次看电影，他命令男女分开坐，还叫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我们男的就是和尚，女的就是修女，谈笑一下都有犯罪感。有次，一位女知青在床头贴了一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场长一见皱起眉头，咕哝了一句：“无聊！”
气得那位朱丽叶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是小雨的父亲。据我所知，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害。场长收养了她，解放后把她从老家带到城里读书。听说她考进了某农学院，场长不以为然，说在城里学什么农业，还不如跟我到农场去学，这就把她带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最重要的家庭温暖，常常在晚饭之后，不但帮助两个弟弟洗澡和做作业，还要给父亲捶捶背，或者陪他下一盘象棋，给他读一段关云长什么的。我对他们的家事了解得越来越多，心头也越来越沉重。这样一个家庭同我有什么关系吗？会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入夜，巨大的圆月冒出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一个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流动的蓝，像有支蓝色的无字之歌在天边飘荡，融入了草丛，浸染着星空。
知青们坐在溪边上谈天说地，唱歌唱戏，背诵诗句，或者为一个有关苏德战争或物理公式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偷偷看一眼，我看到身旁的一些女知青，虽然没看见我要寻找的身影，但我能想象那镶上了月色的两只小辫，就在桑树下，就在堰石上，就在机用铧犁车上，反正不管摆在哪里都艺术。
“你说，马克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猴子突然问我。
“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这才醒过来，费了好多口舌，一口咬定张种田最马克思，才使大家相信我不过是来了句幽默。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读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看，这是巴金、茅盾、柔石……呵呵呵，我在爱情前辈们的鼓舞之下决心孤注一掷决战决胜。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我把她约到晚上的在甘蔗地东头，事先背记了几首诗，几十句格言，预谋了主动牵手的位置和姿态。我的暗暗算计是，等走到前面第三棵桑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
她显然注意到我的粗重呼吸，还有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全身尴尬。“你不要说了……”她低下头去，“你要说的事，根本不可能……”
我两眼一黑，“为……为什么？”
“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搞对象。”
“什么叫搞对象？”
“说恋爱也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那你的柑子……”我话一出口就自觉很傻。
“什么柑子？”
“上次你给我的柑子，你忘记了？”
她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还是眨眨眼，“我给过吗？再说，就算给了，就是给你吃么，这有什么错？”
这一下活该我无地自容。我一直拿来自鸣得意的柑子，一直以为含义无穷重若千均的宝贝，原来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把驴粪蛋错当金元宝的傻财主。
“小雨，你听我说，我这一段睡不好觉，总是有点……”
“你不要说了。爸爸说过的，我们现应该一心一意创业。”
创业，创业，一提这个创业就让人憋气。小雨呵小雨，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是航途上的风帆——我差一点要开始背诗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
“总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不，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月光的闪动，“他是好人，我最心疼的人……”
完了，一个父亲的崇拜者，一条父亲的尾巴。希望已经风一样无影无踪。看来我所有的话都白准备了，都纯属自作多情。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突然，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射光朝这边一晃。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来了。是他。你快走吧。”
没怎么细想，没有像样的告别，我拔腿就往坡下逃窜。我听到身后有场长的声音，是大骂小雨的声音，又听到他朝我大喊：“站住！站住——”
他追上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山上的拖拉机，一直追到公路上……足足追了两里来路，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又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在剧痛中突然醒悟：我好糊涂！为什么要跑？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居然要跑得这样狼狈？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混账！”他追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这臭小子。你还要不要前途？还要不要脑袋？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
“我没有耍流氓！”
“胡说！”
“我没有错！”
他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
如果不是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肯定能看见他气歪了的脸，还有那冲着我脑门的驳壳枪。
十二
我被捕之后受到禁闭——关进了化肥保管室，满屋都是刺鼻的氨气。这是场长新近实行的家法，只差没配上老虎凳和辣椒水了。同我一起受难的还有几个伙计。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下河游泳，大炮他们几个是私自去闯溶洞，想看看洞里是否藏了空投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一直通到四川峨嵋山，他们还想去探探险。
“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唱着革命囚歌取乐，但每天被扣掉三两米，还得去修渠，日子不好受。
场长决定召开批斗大会，整一整我们这些害群之马。这天派人送了个亲笔条子来工区，但他的字太差，差不多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瞎子横看竖看忙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修渠。
不知什么时候，嘀嘀哒哒，大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是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怒气冲冲，耳下方一道伤疤胀得红红的。“全体集合！”他大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排列成两行。他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气得好一阵没说话，最后拿队长是问：“你好大胆子，目无领导，不听指挥！”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搪瓷缸，目光里一片茫然。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胀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