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行善动力

我总是不余遗力地鼓励人们行善。我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呢？在寻找答案的时候我发现，之所以这样做竟是因为我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人生道路。

原谅生活中的所有刁难

我出生在美国，父亲是以色列人，母亲是罗马尼亚人。在孩提时代，我几乎得不到母亲的爱，因为她不喜欢美国，而我却是一个美国人。

回首儿时的纽约生活，我竟联想到了2011年上映的电影《相助》（The Help）中的那些情境。电影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一名黑人女佣的故事。当时，我家的女佣叫玛丽，我父母对她还不错。那时父母成天都在外面工作，而我是在玛丽的照料下长大的。

在我9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迈阿密，让我伤心不已的是，玛丽并没有随行。紧接着，更让我震惊和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父母对我宣布了他们要离婚的消息：母亲准备去以色列生活，而父亲依然留在迈阿密，继续追逐他的美国梦——财富、取得成功。不谙世事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这些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什么联系，可是当时我说不清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总是独自穿梭在喧嚣的机场，往来于美国和以色列吗？当从以色列到美国的旅途中遇到转机时，她也得一个人勇敢去面对，你能够想象她内心的恐慌吗？

有一次，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迷路了，我害怕得要命。不过幸好，总算还有玛丽，每次她都会来纽约机场看我。她要亲眼看着我通过迷宫一样的安检站，到达正确的航站楼，然后顺利登上我的航班，她才会放心。玛丽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后来，她也成为我孩子们的朋友。直到她去世前，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份难得的友谊，我把这段友谊视若珍宝。

小时候，我时常往来于以色列和美国，这是两个在当时近乎截然不同的世界，适应这两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具考验性的挑战。我记不清自己到底转了几次学，但每一次，我都得努力去结交新的朋友。在美国的学校，我被同学嘲笑，因为我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学校里，我又被当作另类，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

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电话和电视机；但是在以色列，要再等7年，你才会看到电话，而电视机在那里还是一个新奇的物件。左邻右舍中谁家要是有一台电视机，即便是黑白电视机，大家也都会跑去他家看电视。而且，在美国和以色列，人们认同的社会规范差异也很大。所以，我在以色列时常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每次我来到的都是某座孤岛，与外界失去了联络，身处在一个荒凉的、没有温暖的地方，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降落在了一个陌生的星球上。

后来我慢慢长大，我的人生经历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虽然在今天，许多人认为我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但实际并非如此。我的父亲经历过几次破产，他的财富都是靠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得到的。父亲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他的好运气从创建嘉年华邮轮公司开始，这家公司让他取得了成功。公司上市时，我已经20多岁，但其实从我们搬到迈阿密开始，轮船就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这么多年来，我都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来来回回，其间，我还在以色列的军队里服役，最终在迈阿密定居下来，这一住就是16年。我在美国与我的第一任丈夫结婚，我的前3个孩子也都出生在美国。在做了几年的全职妈妈之后，我重新参加工作，筹备我们的家族基金会：阿里森基金会（The Arison Foundation）；同时，我还被选入嘉年华公司董事会。没多久，我的第一次婚姻走到尽头——也就是在这时，海湾战争爆发了。我在迈阿密的家中坐立不安、满心担忧，想念我在以色列的家人、朋友，为他们的安危感到焦虑：我的妈妈、姨妈、舅舅、表亲和朋友们，他们都是我至亲之人。也就是在面对这些令我措手不及的事情时，我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召唤，知道了自己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牵动着我的心，它就是以色列。

那个时候，我已经遇到并且嫁给了我的第二任丈夫，我们在1991年夏带着3个孩子一起搬到了以色列，我的第4个孩子就出生在那里。此时，我再次面对适应新环境的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份的改变，我的心智也发生了巨变——我发现在同样的情况下，离开原来熟悉的环境，来到新的环境，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的我有着许多不同的心境。现在的我作为一名成熟的女性、一位4个孩子的母亲，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我努力在新环境中让生活步入正轨。我创办了基金会，创立了自己的事业，我与家人、故友重新取得了联系，我还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回到了充实、快乐的人生状态。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面对由文化差异带来的触动，有时候甚至是震撼。这种差异会体现在每天最日常、最琐碎的事情上，比如银行的运行方式、美元汇率的浮动、人们交流和协商的态度——我在以色列遇到的和我之前在迈阿密遇到的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沙文主义，在忍受多年之后，我决定把它理解为男性世界的特色文化。

几年后，我又离婚了，然后再结婚，之后又第三次离婚。在这些经历里，我不断努力理解自身和生活。我寻找各种应对方法，参加培训班；我研习多元教义，读了很多新纪元的书；我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继续学习，继续成长。

我学到的很重要一课是：生活总会给我们出各种难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难题。

善思、善言、善行，我的人生被照亮

不管怎么做，我总觉得自己得付出许多，承受巨大的情感上的痛苦才能习得人生的这一课，直到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醒悟。它就像是在黑暗之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我感觉自己被照亮了：我想要行善，我想要思善，我想要让自己的感觉好起来。

当这一刻内心的转变发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疲惫不堪——身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我厌倦了抗争。我总是在为想要的东西抗争：小时候，是为赢得父母的关注抗争，后来是为很多的观点和目标抗争，比如在特拉维夫（Tel Aviv）创办一家一流的医院。我竭力想实现这个梦想，以帮助市民得到最好的医疗救治。

我想与现实抗争，于是创办了以色列“联合之路”（United Way）。由此，一种新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产生，并兴盛至今。为与现实抗争，我在自己创办的企业和慈善组织中推广富有前瞻性的做法，比如在我所控股的银行实施金融自由改革，未雨绸缪地在我的基建和房地产公司中执行绿色建筑理念。我还创办了水厂，为未来储备资源，即便最初没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

同样，在创办诸如“回归生活”（The Essence of Life）这样的机构期间，我也经历了诸多不易。在“回归生活”创办之初，我秉承的理念是：人们唯有通过对自身的了解，强大自己的内心：找到内心的平静，才有可能向外去建立和平、宁静的世界，因为每个人既要和环境相处，也要和我们自己相处，我们得首先拥有内心的平和，才能给予这个世界和平。

紧锣密鼓的事情，让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但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分解成流程来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麻烦。这个流程的首要工作是找到正确的人选，组建团队，用价值观和目标来凝聚团队。目前，有三所大学正在对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进行研究，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也许你会说，我应该为自己不论是个人的还是事业上的收获感到满足了，我也似乎站上了人生之巅。但就在几年前，我遇到了人生的瓶颈，无论是在身体上、情感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似乎都遭遇了全面的溃败。这种感觉已存在几年了，可我竟然无法让旁人明白我的感受，在极度崩溃时，我恨不得用头去撞墙。我想撞开堵在我面前的墙，想击碎我头顶上的玻璃屋顶……那时的我面临从未有过的疲惫感，接近崩溃的边缘。

善意的力量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需要去说服别人，尤其是那些看见但装作没看见的人，以及那些即便知道自己看到了，却依然不愿意作出任何改变的人——这种顿悟就像一盏灯在我面前点亮。当我怀着真挚的愿望，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时，我想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愿望生根发芽，把它传递给我身边的人。然后，找到一群和我有同样愿望的人，和他们一起在现实中付出努力，将其实现。

当我发现无需再抗争的时候，着实松了一口气！今天，我全神贯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与和我有同样期待的人建立连接：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你期待这个更好的世界吗？

用长远的视角，我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很幼稚、盲目，而是因为我曾被伤害，遇到过各种难题，但我依然相信事情会有转机。

我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了教训，且日日如此。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经历痛苦才能学到人生的教训。我的信念是：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地球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环境。

我努力把这个信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我的企业、慈善机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正因如此，我对行善充满了热情，并对行善的力量深信不疑。因此在2007年，我在以色列发起了名为“行善日”的活动。它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开始：有一天，每个人都会为他身边的人、这个世界做一些好事。我们从几千人开始，包括我的家人和员工，此后每年参加行善日活动的队伍都在壮大，现在它突破了国界，成为国际性的行善日。

每年的行善日，我都会走出去做好事，也会到各个活动现场去巡视。目睹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做好事，实在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所到之处，都会让我深受感动，我的心中充满了我看到的好事。我问自己，如果每天都是这样，这世界该有多好！我们可以做到，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阿里森基金会的人每年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行善的力量。我想要鼓励每一个人，包括儿童，来表达他们的善意，不仅仅是在这一天，而是每一天……在他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

在这本书里，我邀请你与我一起来了解从善念到善行所产生的力量。这股力量能让你更加爱自己、敬重自己，它会使你成为期望中更好的自己；同时，这股力量会影响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会因此发生微妙而美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