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157]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158]同上。
[159]同上书，第200页。
[160]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161]哈非兹·谢姆斯丁·达乌德：《古兰经注释家的级别》卷2，贝鲁特学术图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162]同上。
[163]同上。
[164]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165]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166]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167]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页。
[168]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页。
[169]阿卜杜拉·沙哈特：《伊斯兰教经学》，埃及公共图书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
[170]同上书，第107页。
[171]同上。
[172]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173]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74]阿卜杜拉·沙哈特：《古兰经注释学》，开罗东方书局2001年版，第19-20页。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在《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指出，埃及国家图书馆于1956年出版了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的注释，但至今仅出版了第一册，内容从《古兰经》首章到第10章（优努斯章）章末。
[175]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76]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77]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7-885页。
[178]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79]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180]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181]阿卜杜拉·沙哈特：《伊斯兰教经学》，埃及公共图书社1998年版，第115页。
[182]同上书，第111页。
[183]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184]同上。
[185]同上。
[186]同上书，第152页。
[187]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88]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艾布·舍赫布：《古兰经注释典籍中的以色列传闻注释与伪造注释》，开罗圣训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189]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4页。
[190]同上书，第885页。
[191]同上书，第884页。
[192]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193]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94]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95]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196]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197]同上。
[198]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199]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200]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
[201]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202]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4页。
[203]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04]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4-866页。
[205]详见第2章第3节。
[206]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207]艾哈迈德·舍尔贾维：《注释古兰经的理想方法》，载《古兰经注释与圣训注解方法国际研讨会论集》，吉隆坡塔吉迪德出版社2007年版，第765页。
[208]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09]艾哈迈德·舍尔贾维：《注释古兰经的理想方法》，载《古兰经注释与圣训注解方法国际研讨会论集》，吉隆坡塔吉迪德出版社2007年版，第765页。
[210]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11]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研究论集》，开罗圣训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212]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213]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214]林松：《古兰经知识宝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5页。
第三节《古兰经》翻译与译注
尽管《古兰经》是世界穆斯林奉行的经典，但由于语言障碍，不能被全体非阿拉伯穆斯林认知和理解。因此，学界只有将其微言大义译为各民族语言，才能彰显它指导穆斯林社会和生活的经典作用。基于此，翻译和译注《古兰经》的学术活动兴起。可以说，《古兰经》翻译和译注的产生，是《古兰经》注释整体发展的延伸。换言之，如果没有《古兰经》的翻译和译注，注释必然存在缺失，而译注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
一《古兰经》翻译的发展
伊斯兰文化史上的翻译活动，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业已开始。彼时，先知穆罕默德委任某圣门弟子为翻译官，专门翻译来自罗马、波斯、埃塞俄比亚、科卜特、犹太人的书信。摩洛哥历史学家坎塔尼（Al-kattāni，1858-1927）在《先知时期的政府管理制度》中指出，圣门弟子栽德·本·萨比特奉先知之命回复来信，并从事波斯语、罗马语、科卜特语、埃塞俄比亚语、希伯来语的翻译。坎塔尼讲到，宰德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学习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并通过波斯科斯鲁国王的使者学习了波斯语，通过来自罗马、埃塞俄比亚、科卜特的侍奉先知穆罕默德的仆人学习了罗马语、埃塞俄比亚语、科卜特语。[1]如果从现今学术视角来衡量，宰德当是伊斯兰文化史上第一个精通数门语言的语言专家，同样也是第一个翻译家。宰德奉命学习外语从事翻译的文化活动，其意义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先知穆罕默德委任他从事翻译活动，为后期阿拔斯王朝时期智慧宫的大量翻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石，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在保持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兼收并蓄大量先进的他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本体文化。其二，为伊斯兰文明自觉地、积极地与其他文明对话与交流，寻求共识与消除隔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从而使伊斯兰文明始终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可知，先知穆罕默德委任翻译将来自波斯、罗马的书信翻译为阿拉伯语，但没有命令将他写给对方的书信翻译为其他文字，而只是以阿拉伯语的书信遣使各地。由此不难看出，先知穆罕默德的书信内容毋庸置疑要有《古兰经》文，在书信到达目的地后，必被翻译为外文，其中包括翻译《古兰经》文，如信中经文“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那么，你们说：‘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3：64）那么，先知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有直接命令宰德将其书信翻译为波斯等文字？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教授在《古兰经注释原理》中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这样作，至少说明两件事情，并分别折射了他作为宗教层面上的真主使者，以及社会层面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敏锐与睿智，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家应有的务实精神。其一，麦地那的政治与外交策略——用母语从事外交活动，更能够通过外交语言使伊斯兰教和麦地那公社的形象更为突出、地位更加重要、影响更加广泛，并对后继者产生深远影响；麦地那的语言发展战略——强调《古兰经》为人类共有而不仅属于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以母语书信直接遣使，则可提高《古兰经》的载体语言阿拉伯语的地位并加以推广。其二，先知穆罕默德派遣使节时深知，收信人为知悉包括《古兰经》节文在内的书信内容，必会对其进行翻译。这也就意味着，他默许穆斯林，在弘扬《古兰经》与从事伊斯兰文化交流等必要情况下，可将《古兰经》译为外语。[2]
《古兰经》翻译史表明，除先知穆罕默德书信中引证的经文被翻译为外文外，最早被译为外文的是《古兰经》第一章，译者是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Salmān al-fārasyy，？-655），“赛勒曼·法尔斯应波斯同胞致信之邀，为他们翻译了《古兰经》首章的大义，自此他们开始学习阿拉伯语。”[3]
据上，根据伊斯兰文化的学术溯源传统，宰德奉命学习外语，从事文化和外交翻译活动既是文化自觉行为，也是政府外交行为。尤其先知穆罕默德默认波斯、罗马等翻译其书信中的《古兰经》节文，为后期以艾布·哈尼法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将《古兰经》大义翻译为外文的合法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制定的《古兰经》译解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推动了《古兰经》大义翻译的学术活动。从历史发展看，这既是《古兰经》译注学术活动的理论渊源，也为伊斯兰文化通过译注文化之根的《古兰经》来不断自我完善、丰富与发展，以及为自觉、积极、主动与其他文明学习交流，寻求共识、消除误解与摒除隔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基础。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政府有规划、有组织、有领导地翻译希腊、波斯与印度等许多重要学术著作，“为伊斯兰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起了引信的作用，因为阿拉伯帝国的各民族没有满足于仅仅从翻译上所取得的知识而驻步不前，他们只是借鉴于古代世界的成就把它当作开启未来世界的钥匙，他们终于在自己的土壤中培育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一特点也明显地反映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在翻译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注释、评论、质疑、补正等方面的工作。这种‘借题发挥’式的学术研究却为新文化的开创，起了重要的催化和铺垫作用”[4]，翻译运动推出的学术成果，“既向当时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数量客观的公共产品，又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传播方面居功至伟”[5]，更在“古代科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它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对亚洲、非洲、欧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