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平洋探险队已经历险两个月，我的最后一站，是斐济群岛的塔弗尼岛。我的任务是要调查一些外界引进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了解它们对该地的生态平衡有何影响。这包括一些像老鼠、昆虫和蜥蜴这类偷渡客，以及多多少少由计划引进的物种，如小型袋鼠和猫鼬，那是为了控制其他动物，尤其是要控制可能影响新型农作物的害虫。第三种则包括野放的家畜，诸如猫、山羊和猪，也别忘了那些为了烹煮之用而引进的动物——或为了狩猎游戏之用——例如兔子和獐等等。至于引进的植物，无论是装饰用或为了实际用途，物种的名单在每一座岛上都不同，冗长不宜赘述。
太平洋南方的这个地带是这类研究的宝山。不久之前，这些单独存在的小岛有它们自己风土特有的原始生态平衡，动植物的种类繁多。今天，大洋洲的濒临绝种动物比例居于全世界之冠——无论以它的幅员大小，或是人口多寡计算。这并不只是因为新品种的引进；在许多地方，森林的滥砍滥伐，以及没有详加规划的农作物种植，都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终至破坏了传统生态。
我参观的小岛之中，有几座在不过一个世纪之前，和欧洲文化都没有任何接触。但是接下来就是欧洲最近的一波殖民行动。每一座小岛，每一个新的殖民地，每一片陆地，自然都有各自的故事。但是，生态的后果都是同一种令人沮丧的模式：在轮船夹层中躲藏着的老鼠和昆虫，基本上就是生态的污染源，它们随着第一艘船自动莅临。为了弥补这些生物所造成的破坏，新的物种被引进了。猫是为了减少老鼠数量，蟾蜍是要控制某些昆虫，尤其是甘蔗的害虫。不久，这些新的物种便成为更可怕的害虫，破坏力远超过那些老鼠和昆虫。因此必须引进其他的杀手。最后，这些动物本身又会成为生态的另一个大灾难，不只影响到一些鸟类，还危害到许多独特的原生爬虫类。因此又需要体型更大的杀手。诸如此类，薇拉，无休无止。今天，我们更相信毒药、病毒和各式各样的不孕剂，换句话说，就是化学战与生物战。但是，要形成一条新的食物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真的可能做到的话。相对地，要破坏地球花了千百万年才形成的生态平衡，却是易如反掌。但是这个世界率性而为的作风并没有国界。我在想着那骄傲自大的剽悍与愚昧行径——在白人前来兴学之前，毛利人和美拉尼西亚土著有着如此丰盈的资源未经开发。我在想着利益与贪婪的愚昧行径。现在我们用些好听的话来粉饰这一切，例如“全球化”和“贸易协定”。这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食物已经不再作为果腹之用，而是一种商品。人们过去都可以由土壤中取得所需的一切，但是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制造出成山成海、毫无用途的手工艺品，供最富裕的人挥霍享用。我们不再过着简朴而衣食无虞的日子。天堂的岁月已经过去。
你比谁都清楚我对爬虫类的兴趣。自从少年时期，我对远古时代地球上的生物便深深着迷，因此我才会成为生物学家，而那还是在恐龙突然蔚为风尚之前的事。我想知道这些特殊的爬虫为何会灭绝殆尽。还有一些从来没放过我的问题也时时吸引着我：如果恐龙没有绝迹，现在的世界是何等样貌？我们那个老祖宗，那小巧的地鼠一般的哺乳动物又该如何？更重要的是：恐龙可能会有哪些遭遇？
在大洋洲，我有许多机会研究几种远古时代的爬虫类。有一种重要的动物是古老的鳄蜥，它住在纽西兰附近的一些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冒着惹你不悦的危险告诉你，当我见到最古老的爬虫类在联合古陆块仅余的古老森林里活得神采飞扬时，内心充满了如梦似幻的感觉，我实在很难形容。这些原始爬虫类住在地底的洞穴里，通常都和海燕住在一起。长到七十厘米长时，体温大约只有摄氏九度，它们可以活上一百多年。你如果在夜里看见它们，会觉得好像回到了侏罗纪的时代，当时冈瓦那古陆块正要和劳亚古陆块分开，那些巨型恐龙才正要进化出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喙头目爬虫变得和其他的蜥蜴不同，成为一种小型而韧性极强的爬虫类。它唯一的现存代表就是鳄蜥，有大约两亿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变化。
这简直令我难以喘息，薇拉。鳄蜥的存在，其令人惊异的程度，不下于人们在这些孤绝的岛上发现一只史前时代的小鸟。是的，像这样的事件的确曾经发生过，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非东岸的外海，曾有一艘渔船捕获一条肉鳍鱼，即所谓的腔棘鱼类。这种叶状鳍的鱼类对进化十分重要，因为你我和每一个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都是这些动物的子孙，而这些动物在一九三八年的圣诞节之前，都只能在化石中发现，而且人们假设它们在大约一亿年前都已经绝迹。腔棘鱼和鳄蜥都可以称得上是“活化石”，或许我应该加个“截至目前为止”。自从鳄蜥在纽西兰广为繁殖至今，也还没有几年。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同僚对动物物种的描绘令人感到激奋。我的兴趣总是集中于物种的进化，这总是要大幅依赖化石的遗迹。上个世纪最轰动的化石，无疑就是最新发现的羽翼恐龙。这项发现提供了绝对的证据，即小鸟是恐龙的后代。你或许也可以说，小鸟就是恐龙！
我并不是说，我对老骨头和化石不感兴趣。然而，自从我开始和存活的物种打交道以来，我就宁可自己进行野地调查，不要利用别人的专题论文，让自己浸淫在比较有系统的分析中。至于鳄蜥——和其他特有的古老物种一样——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居住地本身在一亿年来都保留住完整的原貌。啊，是的，我不否认，当我俯瞰那些绿色、青绿色和淡蓝色的珊瑚礁岩，从一座小岛飞到另一座小岛时，偶尔会觉得自己像是当今的达尔文。
在斐济群岛，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研究那些稀有的冠毛鬣蜥，它们唯一的居住地是一些在一九七九年之前还没有人提过的小岛（由约翰·吉本首度对外公布）。斐济群岛有两种鬣蜥，这点本身就够迷人，因为在亚洲，除了斐济和东加群岛之外，还没有人发现过这些物种。人们总是假设它们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从南美洲搭上漂浮的植物残骸，来到这里！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因为搭乘木筏漂洋过海之类的事，或许并非仅限于灵长类。然而，南太平洋大学的彼得·尼维尔教授曾经指出，斐济群岛鬣蜥的生物历史，或许比我们原先的估计来得长远。他写道：“最近发现的鳄鱼半化石——它有能力游上一千公里——意味着鬣蜥在当地存活的时间超过我们原先的想法。我们认为它们是从联合古陆块过来的遗物，当斐济——和其他像纽西兰、澳洲和印度——还属于尚未分裂的大陆板块之时。鬣蜥还出现在马达加斯加岛，它在一亿五千万年前，也是联合古陆块的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不应该再唠叨我的研究。你会有很多机会看到它们，这份报告应该会在跨越千禧年之际面世。还有，当然，你得先有兴趣才行，请给我这点保证。
我正从奥克兰港返家途中，纽西兰航空公司每星期会有几次给乘客方便，从纳地和夏威夷飞到洛杉矶，再转机到法兰克福。没有人在家等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决定要在斐济群岛停留几天，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消化我在热带群岛中的所有印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希望在继续长途旅行之前，能够稍微伸展一下躯体，恢复体力。我在十一月抵达大洋洲时，已经在斐济群岛待过一个星期，但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岛国的精华部分。我指的是塔弗尼岛，人们往往称之为“斐济的花园岛”，因为它茂密的花木举世无双，有如世外桃源。
那天早晨由纳地到塔弗尼的班机已经客满——结果是我的行李随着那客满的飞机而去，我和另外四名乘客则被挤进他们所谓的“火柴盒飞机”。我告诉你，真的是名副其实。我们确实必须爬进那袖珍的六人机座。机长欢迎我们登机，他快活地宣布，这趟旅程很不幸将不提供点心，并要求我们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在中央通道上走动。他在旅客之间，成功地挑起一阵断头台式的幽默，而且他向我们行礼的手，有两只手指断了一半。“中央通道”有六呎宽，机上的人都不可能去想到食物的问题，因为打从飞机起飞，乱流便将飞机甩来甩去，引擎则是疯狂地拖着我们，飞过维地雷福岛上若隐若现的塔马尼维山。
据说机长是个退休飞行员，他决定搬到斐济群岛，只因为他拒绝挥别驾驶杆及高度计。但他算是个好得可以的家伙；我坐在那儿，两脚顶着他的椅背，他却不断转头对着我们开心地微笑，问问我们都是哪里来的。每逢有人问起我们目前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他就热切地指着下方的珊瑚礁、海豚与飞鱼，天南地北地闲聊。
你大概猜得出来，我在那儿如坐针毡，一颗心都快跳出来。我很习惯搭轻型飞机，在前一个星期里，我除了从一座小岛跳到另一小岛之外，其实是一事无成。但我必须承认，搭上只有一位飞行员的飞机实在让我坐立难安。你大可以说这种恐惧感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完全是一种怪癖；是的，我好像可以听得见你这么说，因为汽车也一样只有一位司机，而且，你说，死在路上的人，要比在空中阵亡的人多太多。这或许也对，只是突然间的微恙不振实在很难打折了事，尤其当你身处五十万呎的高度，而机长已届古稀之年。在这种热带气候的热浪之下稍感晕眩并非完全不可能，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就是很难避免。
在这许多旅程之后，我担心的不是技术过失；相反地，我怕的是根本上的不足。我静静坐着，一种不过是凡人的感觉油然而生，且滋长着，一只血肉充填的脊椎动物被绑在飞机座椅上。英勇地坐在我的前座、操纵摇杆的男子也是一样的，而他的年纪比我大了三十岁。这项认知带来一种难以平复的症状，像是抵达马拉松赛跑终点之前的脉搏速度，而如果我的心脏每分钟跳动两百次，那么，我想，都是拜这位飞行员之赐；遑论他的胆固醇有多高，他的心血管状况如何。我对这位殷勤和蔼的家伙一无所知，也没帮他做过医学测试，更不知道他那天早餐吃了些什么。然而，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垂老驾驶的内在自我毫无所悉，这点更是令我有如芒刺在背。或许他相信永恒的生命——这是具有危险性的思维，从事他这种工作的人不能有这种信仰——我的意思是，没有副驾驶，机上只有付钱的乘客；毕竟这种情形不多。他可能最近为一名女子所骗。或者他可能坐在那儿，带着骇人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稍晚，他必须供出自己盗用巨额公款。无论塔马尼维山、海豚或是珊瑚礁都不能带给我丝毫愉悦。它在我的下方无限遥远之处，我却被关在这里，我出不去，我逃不了。我想念我的琴酒，如果我带着它，绝对会将它凑到唇上，丝毫不感到羞耻。我只是很幸运地将行李送到预定行程中的飞机上，我那一瓶镇定剂就在皮箱里。
这和我的“害怕飞行”完全没有关系，薇拉，同时我希望你会明白，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一切描述都不是旅行见闻演说。我想表达的，只是我自己对生命的觉知。就某方面来说，它和我如影随形，不过在正常时刻，它只会在两种情境之下浮现：当我在早晨醒来，以及偶尔喝醉的时候。是他们说的，微醺状态，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比起混乱的日常意识，醉酒的时刻会引发一种比较赤裸、未经修饰、而更为诚挚的心理状态——至少是在谈到大问题的时候，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将自己持续存在——或是不存在——的任务，交给一位退休的飞行员，在一架火柴盒飞机里，机舱的窗户有裂缝，各种仪器都像拼装组合而成，因而我突然冷静清明得可以直达性灵层面。唯一的不同点是，我的机能比前述二种更加警醒，因为我既非呈半睡眠状态，我的神经元突触也没有遭到酒精麻醉。
好，这是我第一次搭上一架只有一位超级耆老驾驶员的飞机，这个人只能用三个完整的指头握着操纵杆，另两个指头只有一半。至于我，只要是新的一天开始，我都会醒来，不过我也经常会喝个几杯，让自己进入一种更真实高贵，而且其实更清醒的心理状态。因此实在有必要更进一步谈谈我当时的感觉与想法，当我从纳地飞往塔弗尼岛，在那云端的七十五分钟。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不久就要开始描述我和安娜与荷西相见的情景，当然还有高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提到他，虽然我和他的谈话让我在岛上的时光生色不少。
有些事情，我总担心对你说并不恰当，虽然我觉得自己一定曾经提过几次。我指的是一个早期的童年经验，发生在靠近奥斯陆的老家。当时我一定是在成长中的七八岁时候，不过反正那是在我的八岁生日之前，因为就在那个时期，我们家搬到马德里住了四年。我还记得我在树林里的小路上跑着，口袋里装满了四处找来的榛果，我想立刻拿给我的母亲看。突然间，我看到一只小鹿躺在潮湿的森林地上，满地铺着秋天厚厚的落叶。那些叶子令我永远难忘，因为有一些，我记得，也落在小鹿的身上。我以为小鹿在睡觉，虽然不是很肯定，我还是悄悄爬近小鹿身边，想碰碰它或帮它把身上的黄色红色叶子拨下来。但是小鹿并不是睡着了。它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