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分水岭，发酵两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之前的2002—2007年，不仅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全球经济共荣的时期，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较为同步地共享了这轮全球化繁荣。但是，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拐点，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大分化。

2008年金融危机并非源自美国经常账户严重失衡所可能导致的美元危机，而是源自美国国内金融监管局部失灵和货币政策当局政策误判等助长的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以及其触发的金融系统动荡升级。不过，美国资产端的价格泡沫和金融系统的高杠杆泡沫能持续膨胀，仍有赖于持续高涨的全球化繁荣，也与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关系密切。实际上，繁荣和结构失衡延长了泡沫的持续时间，并促使泡沫越吹越大。

泡沫破裂使得美国经济从此步入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再平衡的进程，经常账户恶化的趋势有所改善。与此对应，出口增长的滑落也使得我国经济需要促进内需，以此来实现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但因种种结构性因素制约，2008年后我国内需的提升并非是通过改善已经严重偏低的消费，而是通过进一步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剧烈上升。2008年后投资率快速增加到更加不可持续的水平，与之对应的是债务融资规模急剧膨胀。从静态看，在GDP中占比约50%的投资实在太难以保持较高的效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资边际效益快速下降；从动态看，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短时间内偏离原有趋势增速并过快膨胀，势必导致其中经济效益低下的无效投资、超前投资增多，使得投资边际收益率快速下降。膨胀的投融资与下降的效率，使得产能过剩和债务还本付息等压力猛增。当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规模刺激计划后开始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