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但是王小波觉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想那么多，尘世的嚣嚣都无关紧要，因为在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内心必定是充满愉悦的。思维的乐趣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已经足够，正如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说的那样：“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用一生去写一首诗
王小波逝世已经十六年了，生前他无论如何都出版不了的书，在这十六年间一版再版，吸引了许多读者。他的粉丝不断地冒出来，他们对王小波的文学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天才和霹雳激赏不已，纷纷声称自己愿意做王小波的门下走狗，甚至有一位女作家调侃称，自己愿意做王小波门下的一头母驴。如果王小波到现在还没有去世，他简直可以去开一家小型动物园了。
王小波写杂文、写小说、也写诗歌，在生前他的杂文影响最大，随便写点期刊报纸就抢着要发表，编辑得到他的杂文无不欢天喜地，看过之后有时激动得甚至连觉都睡不着了，但是对于自己的杂文，王小波其实是很不欣赏的，写的时候也不用心，不会像小说一样精心地谋篇布局。对王小波来说，写杂文只是讲道理，他看到道理在哪里，就去讲一讲，讲完收工，不会再去修改润色。
王小波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小说，小说他是花费巨大心力去写的，写完之后还要不断地修改，往往文字让他感到满意了，他也还是不罢休，会花写原稿三到五倍的时间，把小说的情节全部打乱，重新组合。他考量着故事发展的无数种可能性，反复调动着每一个段落，直到找出一种最好的方式加以表述。
这样写小说简直就像在发神经病，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他再怎么用心写，他的稿费也不会多，更严峻的问题是他写的小说根本出版不了。王小波在做的完全是一件看不到收益的事情，他的朋友见他这么写小说，也觉得很不理解，但是王小波却依旧苦心孤诣乐此不疲，做着大家认为在发疯的事情。他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他唯一追求的就是希望写出卓越的作品来。
相比杂文和小说，王小波的诗歌作品少得可怜，我们只能找到寥寥几句，并且还是穿插在小说中的，但这其中却已经有闪光之处了。在他的小说《绿毛水怪》里，形容夜色中的水银灯光，他写道：“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形容主人公走在人行道上，昏黄的灯光照着他们，他写道：“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这是多么美的描述！
王小波喜欢诗，虽然他很少写诗，但是他却把自己称为行吟诗人。事实上，王小波是把他的一生当作一首诗来写的，智慧、自由、有趣是这首诗的主题。这首诗只写一遍，并且无从修改，但是读之却让我们神往。王小波曾说过，好的诗就像星星，他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他希望自己能够发光，驱散黑暗和恐惧。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他的一生就是一首闪烁着夺目光辉的诗。
荒诞的是生活本身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5月13日，北京人，他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王小波排行第二，所以小说里他常把自己叫作王二。王小波似乎懒得去想主人公名字，一部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里面的主人公全叫王二，后来在《白银时代》里，他的舅舅也叫王二，以至于现在有不少读者就用王二来代指王小波。
王小波的父亲名叫王方名，是一个四川老地下党员，一个逻辑学家。王方名本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学校里的时候，组织过各种社团，很多工作往往都是由他主持的。王方名后来没有读大学，因一腔爱国热情，他投身于革命事业了，但是他自学成材，最终成为大学教授、著名逻辑学家。
受限于当时严酷的客观条件，尽管王方名对学术充满了热爱，却并没有从中体会到任何乐趣。在老年时，他对王小波说，他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王方名曾有志写出一部“人类思维史”的皇皇巨著，后来却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把厚达34厘米的手稿付之一炬，让人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
王小波偶尔会在作品里面提到他的父亲，在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写到。在王小波的笔下，父亲的形象并不好，通常他是以一个暴君的姿态出现的，写来写去情节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王小波暴揍一顿。王小波不挨揍，父亲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只要王小波一挨揍，他就立马出现了。王小波小时候没少挨他父亲打，在书里面他曾写道，父亲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拎得离了地，以至于他到医院看耳朵的时候，那医生惊叹说，这根本就不是耳朵，是起重机的吊钩！
看到这样的情节，我们总以为是荒诞的、夸张的，却不知道，其实这件事是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王小波的耳朵真的曾经被他父亲拉得成了吊钩。有一次他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见到他的耳朵，就是这样感叹的。同样，王小波小说里面的很多情节，看似荒诞，其实也是真的。那跳楼的贺先生、司机班的凤师傅，甚至是被一脚踢成龟头血肿以至于贴出大字报一论再论的李先生，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故，都是真的。他的故事并不荒诞，荒诞的是那时候的生活本身！
在《黄金时代》的后记里面，王小波写道：“20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他的画作之中，天空是红色的。有人认为，他这是在故意标新立异，但当他们走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污染，天空的确呈现出一片砖红色！”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当它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总以为故事是荒诞的，却没有发现，生活原本就是荒诞的，只不过一直被我们忽略了而已。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王小波的母亲名叫宋华，胶东半岛烟台牟平县（现牟平区）人，国家教委干部。在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家乡就被日军占领了，小小年纪的她在那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天天背着一杆日本三八式步枪和四颗手榴弹。当时她上过小学，还有些文化，成了妇救会会长，到处作宣传，以至于日本人和汉奸全在抓她，但是都没抓住。后来她到胶东抗大学习，在那里认识了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
据王小波的姐姐王小芹回忆，宋华非常节俭，在教育部大院里面，她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这一点王小芹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她妈妈还逼她写过节约用水的心得呢。在家里面，每次晚餐只要是宋华操手，那么菜式永远是相同的，就是一锅水，然后把饭和菜全倒进去，煮熟即可。
要知道，王小波对做菜的要求是很高的，常抱怨菜里面有花生油味、酱油味什么的，因此很多普通食品他都不爱吃，吃他妈妈做的菜简直是要他的命。不过在这件事上，王小波和他姐姐王小芹早就已经鸣金收兵，放弃斗争了。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曾说，他们在文学方面的爱好和才能，大多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母亲是非常现实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空想，不会幻想什么东西。当初王小波主动辞去人民大学教职，打算做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他妈妈就不太同意，觉得凭微薄的稿费难以维持生活，并且还会担风险。
王小波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作这条路，他从来不太听话，尽管妈妈的话和李银河的话他会听，但是在选择写作这件事上，他还是遵从了自己的想法。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来中国的时候，曾采访过王小波，问他：“要成为一个作家，得具备什么样的因素？”王小波回答说：“维持生活。”
王小波觉得，在中国，做一个作家，应该能够维持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能养活自己。然而他的做法似乎与他的说法矛盾，任教于人民大学，才能养活自己，选择写作并不能养活自己，只能饿死自己。王小波的确后来遭遇了这个问题，由于他写的书在当时一点都不热门，所以非但挣不了钱，有时候还要倒贴一点钱进去。由此王小波感慨地说：“所谓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作此理解。”这也就是说，严肃作家们多半潦倒度日。
但是，王小波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作，因为他热爱写作，他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他要去写作。因为热爱和自信，他就断去了自己的后路，很多人对此仍旧是难以理解的，不过，也有很多人懂得他。王小波曾多次在小说中写到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他们。王小波在写作之路上所作出的选择，其实正是“我们”和“他们”的分水岭。
缺钙的“福相”
王小波出生的时候正值“三反”期间。在他出生的三个月前，父亲王方名惨遭大难，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据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回忆，这件事是这样的：当时高教部党组织号召大家给领导提意见，而且要党员带头，起模范作用。王方名响应号召，给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其中有不少意见还比较尖锐，结果因此触怒了领导，中箭落马，连党籍都被开除了。
这一遭遇给王方名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王小波的妈妈宋华也因此整天以泪洗面。后来王小波出生之后，父母就给他取名为“小波”，一来是记录这一历史事件；二来是寄托希望与信心；三来是鼓励自己要在革命的长河中顶住各种风浪，把大风大浪化成小波小浪。
但王小波的一生并不顺利，因为胎儿受母亲情绪的影响，出生之后他就表现出了一些先天不足的症状，身体一直都不好。他长了一个大头，姥姥说，这是福相，其实这不是福相，这是缺钙。三四岁的时候王小波就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软骨症，吃钙片一直吃到上小学为止。后来他长到了一米八四，刘心武形容他粗黑茁壮，像梁山好汉，其实这可能是钙片吃出来的。
一开始的时候，缺钙导致王小波骨质异常柔软，还长出了缺钙儿典型的桶状胸，胸腔下部的肋骨往外翻出了很多，这使他的肺得到了巨大的生长空间，以至于肺活量惊人。
1978年人民大学新生体检，他的肺活量在全校两千人里面排名第一，可以长吼一分钟不换气。这件事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讲到过，王小波自己也提到过。王小波在这方面的能力可谓无人能敌，直到后来，他的邻居整日卡拉OK唱到半夜，他才叹服，说自己在嚎叫方面对他的邻居是五体投地了。
有人说，王小波的童年，就像是荒野上的一棵小草。荒野上的小草，要不断与严寒酷暑斗争，与狂风暴雨斗争，要经受各种各样残酷的磨炼，才能求得生存。王小波的童年正是如此，他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磨难，不仅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客观环境也非常严酷。他还常常遭遇到意外，帮同学采桑叶的时候把脚腕摔断了，在“大炼钢”时期摔破了手。可以说，他的童年，过得很不容易。
吃猪食和练身体
王小波七八岁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报纸上天天登文章说，粮食产量屡创新高。一开始说的是亩产几千斤，后来达到了上万斤，再后来甚至说达到了30万斤！
在当时，确实有不少人相信粮食的产量有这么高，不过现实是大家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王小波家还算是书香门第，家中的收入也不算低，但是吃的东西却非常差，他们甚至吃起了白薯藤。这种东西原本是用来喂猪的，现在却成了他们的口粮。这在那时候已经很好了，有的地方连这种猪食都没有，只能吃树根和草皮。
一直到了中年，王小波还对这些事还记忆犹新，在杂文中多次提及。说起自己的经历时，王小波说，饥饿能使小孩子变成白蚁。在当时他自己就变成了一只白蚁，上小学的时候，他常常把自己学习用品给吃了。只有那根笔芯他没有吃，一来是他还要用那支笔，二来是笔芯的成分是铅，吃下去要中毒。
在困难时期之前，一大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发生打架事件。为了增强自己的武力，他们还整日锻炼。到了后来，他们不再打架了，因为大家都饿成一团，谁也没有力气打了。
即便到了那种地步，当时还是有不少人相信亩产30万斤粮食这种事，因为当时一些科学家也这么说，谁也没怀疑那是假的。倒是王小波的姥姥，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太太，对亩产30万斤粮食的说法抵死不信。
在当时，王小波和他的哥哥王小平都认为，姥姥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时隔多年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姥姥才是智者。因此，王小波进一步确信，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比如他姥姥对待亩产30万斤粮食的态度，那就叫有理性。假使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要有始有终，那么健全的理性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