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代表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30日公布施行。

中央与宁夏省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

中国社会几千年中形成的地主阶级及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广大农民贫困和农村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所以，历代农民的起义斗争都把“平均地权”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条件下，农民生存得不到保障，引起社会动荡，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

反封建，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旧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提出并且领导农民完成了这个任务。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离开废除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单纯反对封建思想和文化，不可能彻底，不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当然，废除了这种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党中央还要为把分散的个体经济（它们也曾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改造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为彻底肃清封建的和小生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这是一项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颁布了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提交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建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

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党面临的最大课题已变为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并为它服务。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也在于此。这在《土地改革法》总则得到充分体现。

在政策上，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和可能，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工作方法上，强调土地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做主。党中央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同时，党中央又指出对群众运动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同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为了加强领导，党中央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工作。党中央还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去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形成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有许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党中央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

1949年冬，省委和省政府相继成立后，首先制定了“肃清匪特，稳定社会秩序，改造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有步骤地进行农村民主改革，开展反恶霸斗争，铲除封建剥削制度，联合社会各阶层民众，共同建设新宁夏”的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旧政权很快被摧毁，县、乡人民政权相继成立并发挥作用。在省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劳动致富，积极组织农民变工组，成立农民协会，召开各级农民代表会议，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50年6月，在各县、区、乡农会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召开了全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对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除磴口、阿拉善旗及地广人稀、土质差的盐池、同心、陶乐等县不再减租外，其他如地主、富农及庙地、学田等出租土地，一律按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减租办法的规定进行“二五”减租（即减去原租额的25%）；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依“双方协议、团结互助”原则由农会调解处理。会议决定，先在中卫、中宁、永宁县各选一个乡进行租佃关系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步骤和程序，使减租减息工作在全省范围顺利开展，到1950年冬，减租减息工作全面完成。与此同时，对马鸿逵盘踞多年形成的“地头蛇”、土匪、恶霸势力等，发动群众揭发并予以严厉打击。为了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前后共培养、培训不脱产干部1000余人，脱产干部100余人，农会会员达到44968人，为在全省开展土地改革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1950年11月至1951年春，率先在引黄灌区的宁朔县（今青铜峡市，时为解放新区）、盐池县（时为革命老区）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盐池县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部分，1936年、1946年曾经两次土改，但因沦陷等原因土改并不彻底，另有新区（六区）未进行过土改。针对盐池县的实际情况，县上制定了调剂土地、解决纠纷、丈量土地、确定地权、发放土地证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试点方针。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9266.7公顷，调剂土地800公顷，1018户、4696人分得土地，使无地和缺地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达到1.8公顷。解决地界、典当关系等土地纠纷990件，贫雇农分到了耕畜、农具、粮食等，中农也分得少量生产资料。宁朔县则通过宣传发动群众、整顿农会组织、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及财产，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2151.2公顷，有71%的农户分到了土地、耕畜和农具。

从1951年冬开始，全省共有10县2市农业区的53个区328个乡的12.1万户61.35万人、13.3万公顷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为了全面搞好土改，根据中央有关土地改革政策精神，提出正确掌握“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结成广泛的社会阶层各民族、宗教的统一战线，保护工商、畜牧业，保留富农经济，区别对待地主，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纠纷，对清真寺、拱北的土地实行保护政策，培训干部并号召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在吸取盐池、宁朔土改经验的基础上，全省土地改革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1951年8月开始，在人口较集中、春耕开始较早的引黄灌区各县，每县选1个乡、共10个乡先行试点，10月全面展开，于1952年3月上旬结束。第二批于1951年12月下旬开始，对中卫山区的4个乡、灵武山区的4个乡和同心全县19个乡进行土改，于1952年4月结束。

银川郊区的土地改革

土改前的准备阶段。宁夏解放以后，银川郊区（当时分别属永宁、贺兰两县管辖）从1950年秋到1951年春，在镇压反革命，肃清土匪特务的同时，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减租减息是削弱农村剥削制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土地改革准备条件的重要步骤。减租的经过，一是县上成立减租工作组，培训干部，学习《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法》，研究工作步骤；二是向乡村干部和农会会员宣传减租政策和办法，启发群众觉悟，组织佃户小组，进行阶级教育，解除思想顾虑；三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成立减租小组；四是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分散土地、隐瞒租额、夺佃租地的违法地主；五是进行减租退租，根据农民群众的意见，订立新的租约。通过减租，初步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壮大了农会组织，提高了农民觉悟，培养锻炼了农村积极分子。

郊区在进行减租的同时，还按照省委的部署开展了反霸斗争。对于一些在解放前勾结官府，把持一方一地，残酷欺压敲榨百姓，横行霸道，草菅人命，无恶不做的“地头蛇”“活阎王”等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监督劳动，对于罪行严重者，交人民政府以法惩处。反霸斗争不仅打击了封建顽固恶霸势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动了农民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队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做好了准备。

土改经过。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发以后，土改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为了搞好土改，省干校还集中了各县市及省级各机关、部队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离职学习土改文件。省市两级配备给银川郊区土改干部55人（五区35人，六区20人，不包括区、乡土改干部）。

根据省委部署，银川市在秋收前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认真讨论了土地改革的计划、步骤等，并举办了一期土改训练班，培养参加土改的区干部33人、乡干部39人、村干部和农会主任等137人。其中特别注意训练了一批回族干部。还配备有人民法庭的干部和查丈土地的技术干部。

1951年6月，省政府决定，将永宁县第四、第六两个区10个乡及贺兰县第四区的两个乡划归银川市，为第五、第六区。每区辖6个乡，第五区辖新城乡、双渠口乡、盈北乡、砖渠乡、五里台乡、盈南乡；第六区辖普济乡、民乐乡、新水桥乡、旧城乡、北塔乡、登南乡。第五、第六两区共辖50个行政村，农业人口2.5万人，耕地面积6.83万亩，为银川郊区前身。

1951年8月中旬，银川市在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层层召开农民代表会、人民代表会、三级干部会、妇女会、青年会、各阶层群众会，以及动员清真寺阿訇发动穆斯林群众等多种方式，针对不同阶层的思想顾虑，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动群众。在农民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召开了诉苦会、斗争会，公开处理不法地主，清洗乡村政权（包括农会、青年、民兵）中的不纯分子。通过以上各种办法，提高了群众觉悟和斗争意识，把农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

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成分。这一阶段经过学习与讲解政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领导批准四个步骤。实行先易后难、三榜定案、分级审批。由于群众掌握了政策，大部分农民都能较正确地报出自己的成分。在评定中，先评定中农以下成分，然后集中力量再评地主、富农及难划分的户。对中农以下成分是两榜定案，对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均是三榜定案。最后一榜，富农以下由区政府审批，地主及对区级批示有怀疑的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报市政府审批，最后由乡农会公布。在阶级成分划定中，郊区4912户农民，划定地主230户，富农63户，小土地出租者171户，中农1418户，贫农1693户，雇农706户，其他成分者631户。

第三阶段，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分配土地和财产。首先对欺压农民、罪恶严重，破坏土改、转移财物的不法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减少了阻力，增强了农民胜利的信心，在此基础上进行没收、分配。郊区共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1.68万亩，房屋2488间，耕畜1206头，羊1270只，各种农具2454件，木轮大车238辆，粮食2341石。以上房地物产，均合理地分配给2979户贫困农民，使各阶层农民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比例有了根本改变。在土改过程中，郊区两个区共斗争地主分子137名，处决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29名。

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将土地按质量分为九等，优劣搭配，进行分配。其中按照实有土地面积的千分之五留做公有土地，简称公地。土改结束后，经市政府批准，公地大都租给农民耕种，以小麦收租。收租标准为：一等地每亩收租3斗，二等地2.7斗，三等地2.4斗，四等地2.1斗，五等地1.9斗，六等地1.5斗，七等地1.2斗，八等地0.9斗（9升），九等地0.5斗（5升）。1956年实行高级社后，公地同时转为高级社所有。1957年9月，银川专署在《关于加强公有土地管理的通知》中规定：“今后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应尽先由农民使用的公地内划拨。基建部门付的地价款，应上缴财政，作为财政预算收入，不得移作他用。”

2月底，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193天，基本结束。

经过土地改革，银川郊区的230户地主，所占有的土地由土改前的14216亩下降为2755亩，所占有的大牲畜由土改前的1296头下降为172头，所占有的羊只从1823只下降为567只，所占有的农具由2414件下降为161件；富农63户，所占有的土地、牲畜、羊只、农具等，与土改前后基本保持平衡，增减情况不大；中农1418户，所占有的土地由土改前的26679亩上升为27885亩，所占有的大牲畜由土改前的3285头上升为3969头，所占有的农具由5746件上升为5933件，上升幅度都不大；贫农1693户，所占有的土地由土改前的13532亩上升为18689亩，大牲畜由土改前的1350头上升为1740头，农具由3003件上升为3898件，上升幅度较大；雇农706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由土改前的1253亩上升为4537亩，所占有的大家畜由60头上升为438头，所占有的房屋由土改前的397.5间上升为1217.5间，所占有的农具由355件上升为1111件，上升幅度较大。由此可见，贫农与雇农是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对于地主，也分给了与农民同样的一份生产资料归其所有，让他们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逐渐改造自己。

土改复查。宁夏全省土地改革结束后，针对其中阶级成分划分高低不平、错划漏划、反攻倒算、分配不公等问题，省上组成工作组共1400多人深入乡村全面进行复查。

1952年12月，根据省委统一部署，郊区两个区又进行了为期70多天的土改复查。这次复查的任务是继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加强农民团结，彻底扫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是土改运动的一个延续阶段。复查经过了宣传政策调查情况、区乡干部的整风审干、处理土改中遗留问题、评等定产等四个阶段，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进行民主建政。

复查阶段，在群众发动起来、情况掌握之后，即配合区乡干部的审干、整风，整顿了农会、民兵组织，清洗了个别不纯的阶级异己分子，改换了个别工作不力的农会基层干部，纯洁了内部组织，加强了农民内部团结。在此基础上首先进行划定阶级成分的复查。如六区查出农民成分明显定错的有5户，地主明显定错者2户，漏网地主2户等，均一一进行了改定。同时对于土改中干部以权多分或生产资料分配不公，群众意见特别大的，作了适当的调整。在结合处理土改中遗留问题的同时，又经评等定产核对，落实了每户土地的亩数，颁发了土地证。

评等定产是土改复查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自下而上地评定地等和自上而下地调查产量，是贯彻农业税收的合理负担与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的重要措施。之前，各区乡均选举办事公道者成立了9至11人的评等定产委员会及联评委员会。评委会根据当地虽地块相连但等级不一、差别很大的特点，参照原来评定的等级，采取自报公议、相互对比等方法，做好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联评工作，公开合理地评定出每块地的等级。然后召开老农和积极分子会议，根据历年的产量情况，实事求是地评定出各等级地在平常年情况下的产量，称平常产量。郊区的平常产量定为：一等地亩产350斤，二等地335斤，三等地315斤，四等地290斤，五等地260斤，六等地230斤，七等地185斤，八等地145斤，九等地100斤。

复查过程中，结合进行了组织速成识字班、教农民识字用字、组织农民开展冬季副业生产、广泛宣传婚姻法等工作。1953年2月，给所有农民颁发了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书，土改复查工作胜利结束。

土地改革废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占有制，确定了农民的地权，保护了私有经济，给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贫苦农民经过无数次浴血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不仅十分珍惜已得的土地，而且积极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积肥造肥，平田整地，精耕细作，争相发家致富，郊区农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0年郊区农业总产量1496万斤，1952年达到3141万斤，增长一倍多。粮食很快自给有余。市场上白米售价1斗（约50市斤）14500元旧币。土地改革后的几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佳历史时期。

由于土地改革的成功，广大农民在随后的互助合作、开荒、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以及缴纳公粮、抗美援朝中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对新中国成立后银川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