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

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入银川，宁夏全省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但是为数不少的匪盗散兵利用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机，兴风作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考验。

解放初期宁夏境内匪特情况

1950年，时任宁夏军区参谋长的牛化东负责宁夏南部山区的剿匪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据当时侦查，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二十余股。小至三五成群，大至一二百人。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宁夏军区所属部队，我军伤亡一百七十余人。”

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匪情：“宁夏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此外，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部官兵，仅丢失于民间的枪支就有八千多支。”

除了南部山区以外，当时活跃在宁夏的土匪中有两股危害最大：一股是阿拉善旗北部的“德王”（德木楚克栋普鲁）和李守信；另一股是在贺兰山占山为王的惯匪郭栓子（郭永胜）。郭栓子在贺兰山一带为匪20余年，以“贺兰山王”自居。

这些土匪趁各级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到处骚扰抢劫，伤害干部群众，时隐时现，作恶多端。1950年春季，正当人民解放军开展生产运动之际，土匪的反革命活动达到了最猖獗的地步。土匪头子郭栓子、马绍武、张海禄、阎廷芳等勾结地主恶霸、兵痞流氓和帮会头子，组织武装暴乱，公然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抢劫国营贸易公司，破坏工矿企业生产，阻碍公路干线通道，对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破坏。

据1950年3月、4月匪情通报统计，在贺兰山和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共发现匪特20余股，有匪徒3000余人。在这些股匪中，由马鸿逵的退职军官所率领的就有四五股。

郭栓子匪气瘴贺兰

贺兰山地处银川平原西部，是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贺兰山总体呈西南—东北走向，绵延200余公里，宽30至60公里不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面向银川市的一面为东坡，山势巍峨，岩崖陡峭，地形复杂，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

解放前，一些土匪凭借贺兰山山势险峻，长期以贺兰山为匪窝扰民害民。惯匪郭永胜，在宁夏为害作乱多年，马鸿逵曾口喊剿匪，但屡剿不灭，反而使其匪势大涨。1934年冬天，以封官许愿的手法招降郭栓子于贺兰山，委任其为贺兰山警备司令（后改任贺、平、惠三县保安司令）。郭栓子名义上被招编，实际上听编不听调，正如匪徒们的顺口溜道：“咱们的军队没徽章，拉着富汉要款项，驮洋钱还要姑娘，郭司令听编不听调，光花他妈的军饷（指马鸿逵所发的），贺兰山里还是咱的老窝。”

郭栓子籍贯原惠农县燕子墩乡人，幼年时放羊，性粗野，常奔走于贺兰山林之间，结识了土匪周墩子，后勾结周手下人，干掉周墩子，成为贺兰山一霸。此后，在平罗、贺兰、惠农一带行劫20余年。郭栓子以“贺兰山王”自居，其匪卒吹嘘“郭大王是黑虎星下凡转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宁夏解放时，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下，经知名人士李冲和等人劝说，接受人民解放军收编，担任贺兰山保安大队长，驻军黄渠桥。人民解放军派一名教导员带几名干部和战士，到郭栓子部做该部的改造工作。但被编之后，郭栓子匪性未改，遂于1950年3月5日，以上山开荒为名，带领亲信40余人，携机枪一挺，短枪50多支，子弹7200发，窜至贺兰山为匪，后发展匪徒300余人。

郭栓子与来自兰州的国民党特务联系，被台湾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并许诺为其提供军需和经费。郭栓子帮凶张绪绪被任命为副司令。下设四个队：一队长任狗子，二队长刘同路，三队长谢占奎，四队长马文贺，分别活动在王全口、潮湖堡、归德沟、北岔口、简家子地区，抢粮、抢钱、抢物。郭栓子四处招集敌伪散兵，勾结地痞流氓，勾结惯匪张怀忠、徐四、吴国昌，到处烧杀抢劫，中断交通要道，挑起民族矛盾，杀害地方干部，袭击生产部队，阴谋组织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反革命复辟。

一次，郭栓子的帮凶谢占奎带着匪徒把村长吴国泰绑到西山河，用毛绳活活勒死。张绪绪带匪徒在王全口伏击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师教导队20余名生产人员。有的人民解放军被抓去后被土匪残忍地割去生殖器。一次，洪广营一位叫何喜的老农民，给剿匪的人民解放军送了一篮子香瓜，结果当晚就遭土匪杀害。有一次，郭匪杀死4名剿匪积极分子，惨无人道地将头割下悬挂在一剿匪连队驻地旁的大树上，并在纸条上写道“谁顺共产党，谁就是这个下场”。

1950年3月，在金积、吴忠、灵武一带，以原马鸿逵部暂九师师长马福元、团长余正朝等为首的反动军官，也组织了“反苏讨共救国军”，委任营、团、军等职，筹集枪支弹药，结伙为匪，与郭栓子、马绍武、张海禄、李成富等股匪遥相呼应。

1950年7月31日，郭栓子派匪首谢占奎率60余名持枪匪徒，围攻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达十几个小时，接着又在贺兰山三关口设伏，将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返回途中的该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和警卫员杨万山、张永祥杀害。

仅在3月至8月的几个月中，郭栓子匪部先后杀害人民解放军指导员、区乡干部、小学校长和无辜群众140余人，伤6人，抢走各种枪151支，手榴弹18枚，子弹8483发，及大批军用物资和群众的财产。土匪成了宁夏人民的最大祸害。

曹动之血染苏峪口

曹动之，原名曹开诚，字动之。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塔湾乡清河沟村一户农民家庭。

1927年，经钱维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因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将家产卖掉，购买枪支弹药，捐献给革命队伍，在靖边县西沟村组建了有两支枪和10余人参加的游击队。

1934年，曹动之带领骑兵游击队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被编为二十二支队，任队长兼政委。

1947年3月，曹动之任三边东线指挥部副指挥，会同王子庄、孙润华率领骑兵团、蒙汉支队、保三营，依靠骑兵的机动性，依托山区，积极开展张家畔地区的游击战。在芦河阻击了马鸿逵骑兵，保卫了转移到天赐湾、小河村的中央前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安全。

1948年春，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转战陇东，牛化东、曹动之带领三边各县游击队坚持吴旗山区的游击战，并先后在张元峁、吴井战斗中，击退了张红芝清乡团1000余人的骚扰，消灭了两个连100余人，保卫了三边地委、专属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与后方的安全。

1949年7月，曹动之率领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先遣联络组从吴旗到张家畔，迎接由西北军区独一师、独二师组成的黄罗斌北线兵团，一路西进收复了安边、定边、盐池县城，并进到宁夏同心下马关一带，配合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曹动之任宁夏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3月31日，中共宁夏阿拉善旗工委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曹动之为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

1950年7月11日，曹动之去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旬定远营街上谣言四起，匪特公然扬言要攻打定远营。旗工委在家的人员积极了解动态并向民族上层人士做工作，要他们正确认识形势，积极与匪特的破坏活动作斗争。7月16日，旗工委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分析了定远营的形势，认为阿拉善旗上层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担心匪特挑拨利用上层内部矛盾制造暴乱。会后即将郭栓子土匪要袭击定远营的谣传、阿拉善旗内部两派的动态写了报告派刘文章骑马从樊家营小路送到银川。曹动之当即将情况向省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与有关方面对剿匪问题及阿拉善旗局势进行了分析，交换了意见。在省党代会会议尚在召开期间，曹动之即于7月21日乘一辆私商的运货汽车赶回定远营。当时银川到定远营尚无长途班车，路况甚差，汽油缺乏，这辆靠木炭发动的汽车，120公里的路程走了3天。临到定远营附近的红石头村时，车又坏了，曹动之步行10余公里于7月23日才赶回定远营。

1950年7月24日，曹动之主持召开旗工委扩大会议，分析阿拉善旗形势，研究了防范土匪袭击和做好上层两派稳定工作。会后，曹动之出面请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副主席及旗政府秘书长巴文峻召开保安总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和旗政府、公安局科以上干部会议，讲形势，讲社会治安，谨防特务造谣破坏，明确指出地方治安是政府和保安总队的责任，明确告知他们，旗工委和宁夏派出机构干部的安全要由他们负责。曹动之从最坏处考虑，估计到了匪特袭击的危险性，在工委扩大会上特别强调，旗工委、保安总队政治处和宁夏派驻机构的党员、干部要高度警惕，要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如果土匪来袭击，要坚决抵抗，要从最坏的方面着想。曹动之坚定地表示：“我们就把命交给这个地方了。”

经过两天紧张的部署后，曹动之于1950年7月26日带了政治处干事杨万山、警卫员张永祥三人骑马又到银川参加省委会议。

1950年7月31日凌晨，郭栓子匪帮的谢占奎勾结阿拉善旗叛匪孙祥、陶克图巴依尔，带领匪徒60余人，携步枪42支，机枪1挺，分3股袭击定远营。谢占奎亲自带20余人，机枪1挺，从南梁下去攻打西花园的盐务局，企图夺取盐务局缉私队的枪支弹药；孙祥、吴国昌带20余人由河沟进入市区，孙祥带一组8人去电讯局抢电台抓台长；吴国昌带一组袭击贸易公司；抢劫钱财物资；陶克巴图依尔带10人占据定远营城北制高点营盘山，牵制城内保安队。

战斗最激烈的是城外盐务局和贸易公司。平时，盐务局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盐务缉私队的两个班有近20人。前几天，宁夏盐务局从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野战部队转业分配来缉私队的指导员和5个班长，正在此等待分配。吉兰泰盐池缉私队4人，准备去银川，当晚也住在盐务局。这样当晚集中在盐务局的缉私队就有30余人。旗工委扩大会议后，盐务局局长李文琦、缉私中队长王殿辉和指导员立即开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土匪袭击定远营前3天，李文崎亲自带领缉私队员在外巡逻。

贸易公司和银行金库10个员工，除4个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外，其余都是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有6支步枪和1支短枪。旗工委扩大会议后，为了防备土匪袭击，贸易公司副经理贺荣兴在店铺房顶上修了一个小土岗楼，还准备了一箱手榴弹。员工轮流放哨巡逻。7月30日晚，公安局局长李树德侦知土匪要袭击定远营的情报后，派人向贺荣兴作了通报，并把宁夏派来的税务局局长彭彦林及郑占科等共5人叫到公安局，发给了5支步枪，并让彭彦林跟着自己，以加以保护。贺荣兴立即去盐务局告诉了李文琦。鉴于贸易公司防守力量薄弱，旗工委曾决定从盐务局缉私队抽1个班支援，盐务局派了唐连明小队长带两名战士支援。当晚就隐蔽在店铺房顶上警戒。

旗工委在定远营城内二道巷原女子学校一处院内，干部和工勤人员只有15人，多数同志都配发了枪支，夜间轮流放哨。

罗巴图孟柯副主席得知土匪可能来袭击时，对定远营城内防守也作出了周密部署。命令保安总队部队上城防守，为防匪特乘乱破坏，严令部队不准随便开枪，不准开城门。事先他还给旗财政处和延福寺的喇嘛发了一些枪支，武装待命。保安总队政治处政委朱子春，也警觉地严密控制了宣传队少数阴谋叛变分子的行动。

1950年7月31日凌晨2时，土匪发动袭击后，在城外南大街抢走了电讯局的无线电台，抓走了电讯局长周明富。盐务局和贸易公司、银行金库的员工干警，对匪特的袭击进行了坚决的抗击。盐务局指导员夏春朗看出土匪的机枪是主要威胁，便集中三支步枪压制射击，终于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贸易公司副经理贺荣兴发现土匪已经爬到房顶与防守干警激烈枪战，并严密封锁了上房的通道，便机智地带领员工从库房搬出棉花包垫在地下，搭梯子从另一处冲上房顶，守护住小土岗楼，打退了土匪，金库主任李克金，盐警小队长唐连明英勇负伤。上午9时，旗工委郭全德、张佶带领工委和保安总队政治处八九个人乘旗政府的一辆大卡车出城支援，神枪手张汉卿在三道桥打伤了一个土匪。在城墙上保安总队的守城战士也打死了营盘山的一个土匪。中午11时许，土匪一死两伤，经老陵滩、哈拉乌窜回贺兰山。

这次抗击匪特的袭击，保护了国家财产，保护了旗工委和宁夏派驻阿拉善旗机关单位和干警的安全，保卫了定远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宁夏省政府的表扬。

1950年7月30日下午，曹动之开完省委会后，同杨万山、张永祥三人骑马赶到山前苏峪口。

7月31日凌晨，曹动之一行三人从苏峪口动身，翻越贺兰山经过樊家营子。土匪查明只有3人3骑，绕捷径赶到狭隘处设伏，向曹动之开枪。警卫员张永祥迅即下马，隐蔽在一块石头下奋力还击。终因地形不利，与杨万山先后被击杀，壮烈牺牲。

旗工委1950年7月31日清晨6时、10时，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朱子春联名向宁夏省领导两次发电报报告土匪袭击的情况，请求派汽车运两个连来支援。17时来电告知已派一九五师一个营增援。由于道路不好，这个营的援军8月1日上午8时才赶到定远营。

1950年7月31日晚收到宁夏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首长来电，告知“动之昨返旗，一行三骑，到后速电，并设法与动之联系。”恰在这时，听到从银川过来的商人讲，在樊家营子路边看到一匹死马，从毛色分析，很像曹动之所乘的那匹红马。遂决定组织人上山寻找。

1950年8月1日，由旗工委委员张佶带领工委机关、保安总队政治处及宁夏派驻单位干部及保安总队、公安局部分人员共37人，携步枪30余支，机枪1挺，马3匹，上午8时从定远营出发，沿小路上山到樊家营子一带搜寻。这支队伍刚刚出城，叛变通匪的保安总队宣传队长王鸿钧即派人给土匪送信，让土匪把这支队伍收拾掉。

张佶等在樊家营子防卡不远处，发现了曹动之和张永祥的遗体，还有被打死的曹动之的坐骑。在死马处发现有手枪弹壳，在几米远的另一处石头下有步枪和短枪的弹壳。后来抓到凶手曹格丢伦时，他也承认“有一个人功夫很大”。说明曹动之他们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的。经查验，曹动之胸部中弹，枪眼很小，张永祥头部、胸部多处中弹。现场有撕毁和焚烧文件的痕迹，后经审讯凶手，查明是匪徒烧的。在草丛中找到《习仲勋同志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宁夏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朱敏同志在省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及潘自力、朱敏等对阿拉善旗工作指示的笔记等，还有旗工委组织部公章1枚。杨万山当时没有找到，后来发现被土匪枪杀在另一处树林里。

1950年8月12日，阿拉善旗工委、旗政府为曹动之、张永祥、杨万山举行了20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唁电称：“动之同志为革命事业，多年艰苦奋斗，不幸被匪杀害，实为党与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同志务必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土匪，为巩固革命胜利而努力！”宁夏省委也给旗工委发来唁电。1950年11月14日，曹动之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银川时，宁夏省党政军民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曹动之题的挽词是：“为人民牺牲，模范未来。”宁夏省委的挽词是：“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虽死犹荣。”宁夏省政府的挽词是：“为人民事业而牺牲，其功德永垂不朽！”宁夏省委、宁夏军区、阿拉善旗工委及旗政府对曹动之作了很高的评价。

解放军扬威贺兰山

1949年12月中旬，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宁夏军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宁夏军区驻宁部队专门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成立了由独一师师长黄罗斌（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参谋长牛化东为正副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制定剿匪方案，并对全省剿匪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从12月中旬开始，第一阶段先对宁夏南部山区的土匪及北部李守信两股帮匪进行重点清剿（因当时郭栓子尚未叛乱）。

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经过南部剿匪三战三捷的战斗和连续的追歼，马绍武、李成福、张廷芝、王敬武等匪首被抓捕。李守信、鲍桂庭二匪首逃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引渡回国受到了应得惩罚。德王、李守信残匪大部于1950年3月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共944人，机枪15挺，冲锋枪22支，步枪、手枪227支，电台6部。其余300余人逃至额济纳旗的马宗山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歼灭。

在宁夏南部山区与阿拉善地区的剿匪取得了彻底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于1950年3月向驻宁部队下达了集中兵力围剿郭栓子土匪的命令。

4月初，宁夏军区与十九兵团六十五军合并。军区先后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研究制定了剿匪工作必须贯彻“军政兼施”的方针，决定将第一阶段的重点清剿转为全面清剿，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争取，并根据匪情划分了任务。以独一师为主负责宁南地区，以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为主负责宁北地区。

省政府向各级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颁发6条指示，要求一定要将剿匪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去抓，要动员党、政、军、学及文艺、报纸等各方面力量，统一领导，统一步调，互相配合，争取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

六十五军党委研究决定对郭匪进行全面围剿，将贺兰山剿匪区域划为三段，东西段分别由一九三师、一九四师负责，中段由一九五师负责。一九三师五八三团、一九四师五八四团，配属两个骑兵连、一个侦察连，立即开进贺兰山。部队进入贺兰山区后，日夜追剿土匪，一有空隙，就帮助群众翻地、挖渠、灌水。庄稼快成熟时，为防止土匪下山抢粮，就派出流动哨兵和群众一起保卫庄稼。回汉群众感动地说：“我们祖祖辈辈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好队伍，解放军真好！”这样，民兵和群众一发现匪情，就跑来报告，部队就立即出击，打得土匪无处藏身不敢下山。

4月10日，在剿匪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政治争取下，郭栓子匪部40余人在张进义、沈学仁带领下向惠农县人民政府投诚。

4月17日，一九四师认真总结了第一阶段剿匪工作情况，检查了收效不大的原因，决定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工作。

5月6日，永宁九区四乡文书马占江、工作组干部白玉鸣（宁夏军区警卫连副指导员）、乡长马仁杰等同志机智捕捉匪特，英勇击溃匪众30余人的袭击，省政府第17次行政会议予以通令嘉奖。

8月，贺兰山剿匪部队多次合围郭栓子股匪，但因兵力太少、地理不熟、合围不严等原因而收效不大。月底省军区召开党委会，对清剿郭栓子股匪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决定从全军区抽调9个营的兵力对贺兰山大举进剿，并要求务于11月底以前全歼该股土匪。

9月初，贺兰山各剿匪部队向预定地点集结，并严格控制了贺兰山主要道路和关隘，对土匪形成了全面包围之势。

18日，剿匪部队在郭家沟捕获郭栓子家属6人，经启发诱导，证实郭匪仍在贺兰山中。

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多方侦察和走访群众的基础上，基本摸清了土匪活动规律后，迅速展开了全面的大清剿。剿匪部队采取南北夹击，张网捕鱼的战术，经套呼鲁沟、简泉子山等几次大的围歼，消灭了部分土匪，大灭了匪徒锐气。在剿匪部队的大规模打击下，敌人不得不分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剿匪部队一方面展开攻心战，瓦解匪特，一方面仍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办法对匪作战。指战员们进驻贺兰山区后，无房居住，无村庄宿营，又无帐篷，长时间露宿山崖或树林中，还时常遭到冰雹袭击，非常艰苦。时而出走山林，时而进击沙窝，不分昼夜与匪特展开了浴血奋战。后又经过归德沟、罗盘寺、大风沟、蒿山等地的围歼，大部匪特已被歼灭。这时郭栓子只带了20余名匪徒继续顽抗。

各剿匪部队，今天抓两三个，明天抓一伙。10月5日，二道渠的一个回民老大爷，发现两个土匪，赶快跑来报告。连长王芳林带部队很快包围了二道渠，从一家柴禾堆里，抓住了这两个土匪。五八四团团长史秉廉迅速赶到二连，亲自审问这两个土匪，首先向他们讲清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第一，不打骂俘虏；第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王连长在一旁说：“这是我们团长，说一不二，只要你们如实供出郭栓子匪帮的情况，决不亏待你们。”史团长看出这两个人饿坏了，一挥手说：“王连长，叫通讯员给他们端两杯水，拿几个馒头吃！”这两个土匪，一个叫李学珍，一个叫张长明。李学珍吃饱喝足后，望着慈祥的史团长，痛快地说：“我和张长明是被董乱子（董福祥）逼着上山的，现在张绪绪和董乱子带着20来人，躲在皇城地区的大西峰沟里，我们队长董乱子说，过两天郭栓子也要带一帮人来大西峰沟聚集，准备围攻解放军！”史团长一听，高兴地说：“王连长，叫人把他俩带下去，安排个吃住的地方！”

史团长立即命令各营部队，并通知各地民兵，要加强巡逻，把通往皇城的山口、要道封锁起来，不许老百姓进山。第二天，民兵抓住了郭栓子的老婆，立即送到部队来。史团长随即通知政治处主任刘长治速带二营从大西峰沟西端进山，自己带二连、七连、八连，从大西峰沟东端进山，决心一举歼灭郭栓子这股土匪。史团长命王连长叫来俘匪李学珍、张长明，问道：“解放军待你们怎么样？”二人齐声答道：“好得很！”团长严肃地说：“现在由你们俩给部队带路，去生擒郭栓子、张绪绪！”这两个家伙一听，吓得脸色苍白，哭丧着脸说：“我们怕郭栓子报复，杀害我们全家！”史团长说：“你们要认清形势，郭栓子、张绪绪在贺兰山呆不了几天啦！现在是你俩主动赎罪的好机会，给我们带路行不行？”李学珍点了点头，张长明说：“行，行！”

10月6日，史团长率领五八四团指战员，踏冰履雪，日夜兼程，登上了贺兰山。连长王芳林、指导员刘玉祥率领二连战士，迅速登上了大西峰山的南峰。七连、八连指战员，各占领了一两个制高点；在茫茫的夜色里，王连长隐约看到有两个土匪，从山沟里往外走，他指着前面的山沟，果断地喊道：“机枪，打！”机枪喷出一梭又一梭火红的子弹，吓得土匪连滚带爬，抱头直往山沟里窜。这时，六○炮怒吼了，顺着土匪跑的方向，咚、咚的一炮连着一炮，两个土匪随着炮弹的爆炸声倒下了。顿时，山沟里、山洞里的土匪，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乱作一团，有的披着衣服，有的提着裤子，四处逃窜，土匪全部暴露在部队面前。这时，史团长看到刘长治主任带的二营三个连也登上西山顶，命令司号员：“快吹冲锋号！”全团指战员听到冲锋号，像猛虎似的冲下山去，“缴枪不杀！”的喊声震彻了整个山谷。二连五班的10名战土，在山下担任保卫炊事班的任务。班长陈宝良听到冲锋号后，再也忍不住了，立即带领全班战土，向大西峰沟冲去。陈宝良看到有土匪向大西峰沟的北山逃窜，迅速带领全班战士冲上北山，他发现半山腰的石崖下有一个山洞，断定山洞里有土匪，叫战士刘德宽和张二和掩护，匍匐爬到洞口，用枪对着洞口，大声喊道：“快出来，缴枪不杀！”洞里的土匪看逃不脱了，扔出了一支闪亮的驳壳枪。富有战斗经验的陈宝良眉头一皱，大声吼道：“还有一支哩，快缴枪，要不就摔手榴弹啦！”土匪一听，怕挨手榴弹，又扔出来一支铮亮的驳壳枪。陈宝良命令道：“举起双手，快出来！”土匪无奈地举着双手走出山洞。

战斗结束后，史团长叫各营把俘匪集中到一块儿，在30多名土匪中，想找出郭栓子、张绪绪。在一个一个登记名字时，王连长把李学珍带来了，史团长问：“哪个是郭栓子？”李学珍打着哆嗦，不敢开口，朝一名黑脸土匪撅了撅嘴。史团长大步走到郭栓子面前，瞪着大眼说：“你就是郭栓子吧？”郭栓子耷拉着脑袋，半天从嘴角挤出一个字：“是！”这时部队一片欢腾，陈宝良和战友们把枪举起来，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把郭栓子抓住啦！”活捉郭栓子的大好消息，很快传遍了贺兰山区，回汉人民好像第二次解放一样，欢天喜地，众口称赞：“解放军为宁夏人民除了一大害，我们永远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解放军！”

紧接着，部队又活捉了张绪绪，并缴获了土匪用的电台和一大批枪支、弹药，取得了贺兰山剿匪的重大胜利。

10月14日，贺兰山另一匪首谢占奎带领7名土匪向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降。至此，贺兰山股匪除张成皋、董乱子、孙强等少数匪首潜逃外，其余均被歼灭。银川、宁北地区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10月21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贺兰山剿匪部队予以通令嘉奖。

11月19日，省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惯匪郭栓子（郭永胜）、张绪绪（张怀中）、张恒玉、吴国昌、徐四，杨格娃等33名土匪被分别处以有期徒刑。

12月14日，宁夏军区党委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总结全省一年来的剿匪工作，提出部队要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军政兼施，分别对待”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政策，要求务必根绝匪患、取得剿匪斗争的最后胜利。

小蟊贼命断通贵寨

1950年农历三月，在永宁县九区四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通贵，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称通贵“三一五”暴乱。

此次暴乱的匪首是混入永宁县惠农渠水利段的特务分子强德。强德与郭栓子相勾结，通过活动，勾结拉拢30余名匪徒武装袭击通贵乡政府。这次暴乱前强德先做通四乡五村村长马生华工作，然后去河滩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分头行动。

农历三月十四日下午，通贵乡（四乡）政府抓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当晚，乡长马仁杰从区上开会回来，副乡长丁保宣向他汇报说：“这两个人是从西门进来的。一个坐在刘万珍的铺子门前，一个坐在王万义的门前。我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是惠农渠上的民工‘字使’（即文书），但问了一些民工却都不认识。我们盘问，他们前言不搭后语，所以就把两个人带到乡上看管了起来。”马仁杰听后，立即赶到乡政府。进门一看，一个是马长明，另一个不认识。据乡文书马占江说：“马长明在马鸿逵部队训练保甲长时当过分队长。这个人胆子大，性子野，不干正事，是新城门上的人。”正当马仁杰等商量如何处理这两人时，只见强德骑着一匹马飞快地跑来，高声喊叫：“丁乡长！马乡长！这两人我保了，有啥事我都承担。”听了强德这一番话，解放军工作组组长警惕起来。这时，马占江便对强德说：“你要保这两人，就得保我们通贵一个月不出事。”强德一听就火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保人，还能保你通贵不出事？！”说着扭头就走了。

强德走后，乡政府研究决定让副乡长丁保宣带上枪把两个人绑上押到了区政府。

农历三月十五日夜半时分，马仁杰和解放军工作组组长白玉鸣在乡政府听见房顶上响起了脚步声，白玉鸣从炕上跳了起来，紧握着手枪，靠在窗户边上，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凭借月光看见两个人正用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悄悄拨西屋的门，拨开后见屋里是空的，一个匪徒又向他们住的屋扑来。白玉鸣迅速下炕，隐藏在门与窗户之间的墙壁处，做好了战斗准备。马仁杰也趁机趴在土火炉的后边。那个家伙又拨开了东屋的门。白玉鸣手疾眼快，随手“啪啪”就是两枪，只听见“哎呦”一声惨叫，黑影缩了回去。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嗖嗖”朝东屋射来。按白玉鸣的布置，马仁杰端枪把住窗口。只听见一个土匪（好像是强德的声音）一边打枪一边喊叫着：“外面的人都快进来！”接着就听到院内响起一片脚步声。此时，白玉鸣非常沉着、机智，他发现一个土匪贴着北墙根朝自己住的窗前一步一步移动，瞄准就是一枪，只听那家伙“啊呀”喊了一声倒在了地上。接着，其他土匪便一溜烟似的都逃走了。第二天天亮一看，被白玉鸣击毙的两个匪徒，一个是马生华，另一个正是匪首强德。

原来，就在农历三月十四日下午，由于白玉鸣和乡政府的同志扣住了两个土匪，一个是惯匪马长明，强德没能保出来，生怕暴动计划暴露，就决定第二天夜里提前采取行动。那天夜里，强德把串联好的30余名匪徒召集在一起，决定第一步先搞掉四乡的解放军工作组组长白玉鸣和乡长马仁杰，第二步袭击区干部。由于白玉鸣击毙了匪首强德和马生华，其他土匪一看不妙，就一个个仓惶逃到河东渡口一带去了。

正当宁夏及银川的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乘火打劫，散布于城乡之间的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反动会道门和残匪又蠢蠢欲动，剿匪斗争进入军政结合、细密搜剿、根绝匪患的阶段。

驻宁部队六十五军和军区独一师一部调往抗美援朝前线，西北独二军缩编成立的新独一师、西北军区四军十师承担了以贺兰山区为重点的波及全区的剿匪任务。从1951年1月至翌年5月，经过剿匪部队的多次围歼，捕捉俘虏张成皋匪首以下172人，缴获长短枪38支。至此，贺兰山一带的匪患彻底肃清。

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宁夏剿匪斗争，共消灭大小股匪24股，打死、打伤、抓获土匪共3200人，缴获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2500余支，战马1匹、电台1部。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在剿匪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57名指战员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光荣牺牲。地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和参加剿匪斗争，是剿匪战斗取得胜利的保证。在剿匪斗争中，民兵参战73次，收缴枪支1941支，破获匪特案件117起，捕捉特务14人，一贯道反动头目200余人，不法地主170余人。

清剿土匪斗争在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最终胜利，彻底消除了危害各族人民群众近百年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英勇壮举将永载史册。

资料链接

1950年宁南山区剿匪记

解放初期，同心、海原、固原等地共有土匪85股，达数千人之众，三五成群，占山为王。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用地利之便，建立许多秘密联络点，到处流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在匪患最为严重的固原、海原地区，马绍武、张海禄是实力最大、作恶最甚的匪首，他们装备有骑兵、火炮、机关枪等，经常流窜于固原、海原、同心一带，打家劫舍，祸害百姓。

匪首马绍武是同心县大沟沿人，早在1936年任马鸿逵部游击队长时，就曾伏击红军部队。由于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向西北独立第二军投诚，后又率众60余人叛变为匪，与张海禄、李成富、马青云等匪徒合股，盘居于海原县庙山一带，扬言“扫平西海固，打到银川去”。他们拦截宁平公路汽车，抢劫行商骡马，伏击人民解放军驼队，掠取军用物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曾任过马鸿逵部旅长的匪首张海禄比马绍武更为狡猾残忍，他懂指挥，善夜战，聚匪反共，造谣污蔑，蛊感人心，多次血洗基层乡政府。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西海固地区先后发生重大被抢劫事件80余件。

针对西北各地匪患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坚决剿灭匪特的决策。宁夏省委和省军区在1949年12月中旬成立了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全力清剿宁南山区土匪。

1950年1月25日，马绍武部匪徒在海原县高崖乡庙山集结。这里地势险要，海拔1700多米，有古刹一座。剿匪指挥部得知情报后，制定了采取突袭、从东西北三面实施合围的作战方案，剿匪部队分别从灵武、定西连夜长途奔袭，于27日拂晓赶至豫旺地区，隐蔽待命。后又趁夜幕连续疾行100余公里，到达指定位置，形成合围态势。

土匪借地理优势，居高临下，首先向我军开火。我军用重炮轰击敌山头阵地，马匪指挥部火光冲天，顿时被摧毁。敌匪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我军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冲锋，一鼓作气攻上了山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俘虏土匪近百人，其余匪徒丢盔弃甲，仓惶逃跑。匪首马绍武被击伤后犹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逃往川口地区。我军指战员顶风冒雪，连续追击7天7夜，终于将其生擒。匪首马绍武被活捉后，其余土匪即刻成了无头之蛇，我军乘胜追击，先后在盐池和豫旺地区歼灭了马青云、郝福祥两股土匪，王彦福等百余名土匪向我军缴枪投降。截至1950年3月上旬，同心一带的马绍武残匪基本被肃清。

1950年6月12日黄昏，悍匪张海禄部偷袭西山窑乡政府，剿匪部队得知情况后，出兵包抄，但凶残狡猾的匪徒血洗乡政府后迅速撤退溜走。6月14日，张匪又在同心黄谷川一带抢劫。我军两次剿灭扑空。土匪得意忘形，气焰更加嚣张。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以变应变，以快制快，才能取得主动权。不久，土匪又在海原县兴仁堡抢劫，我军火速出动，紧紧咬住这股抢匪，猛追猛打，从兴仁堡一直追到甘肃省靖远县，土匪惊慌失措，又逃回海原县。剿匪部队又连续追击，土匪又逃回了黄谷川老巢。最终，被剿匪部队逼到了瓦窑河村的一个山洞里。已精疲力竭的张海禄等8名匪徒只得缴枪投降。

至7月底，固原山区的20多股土匪基本上被肃清。

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其残余势力和特务勾结土匪武装，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胁迫群众叛乱，他们围攻县乡政府，杀害革命干部、解放军战士和无辜群众。

1950年初，曾任胡宗南部参谋长、潜伏特务梅书成勾结原国民党第八十二军旅长马云山秘密策动叛乱。3月下旬，马云山到处串联，网罗势力，进行军事准备，企图以甘肃平凉监狱在押犯为内应，攻占平凉县城，继而图谋泾源、固原、西吉等地。5月，匪首马云山在平凉、固原、西吉、海原、隆德地区，纠结惯匪、特务、恶霸、地主、兵痞、流氓等8000余人，裹胁群众5000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凌晨在平凉、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同时发动暴乱。叛众疯狂袭击区乡政府，穷凶极恶地杀害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

“5·8”叛乱发生后，为迅速平息匪患，西北军区急令驻甘肃、宁夏的几支部队进行清剿。接到命令后，剿匪部队两路夹击，把叛匪包围在西吉偏城地区，经过一天的激战，大部分叛匪被歼。之后，又平息了海原县高崖的叛匪。6月23日，我回民骑兵团2连在海原南华山油房院化装假扮土匪，活捉了叛乱重要匪首马成龙。7月1日，叛匪高层由于矛盾激化，闹起内讧，匪首马云山被“自家人”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7月底，“5·8”叛乱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