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大陆时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失败，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继续同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妄图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他们破坏铁路，烧毁工厂仓库，抢劫粮食和财物，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甚至发动武装暴乱，袭击基层人民政权，残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掀起。整个运动自1950年12月起，至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1953年底宁夏的清剿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敌特分子 气焰嚣张

宁夏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和马鸿逵统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曾把宁夏作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前沿阵地，建立了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系统和一定规模的反动军队。国民党在宁夏设有省党部1个，县党部14个，区党部152个，区分部1101个，共有区分部以上委员4176名。其中一些骨干被选择组成“党网”，加以反共教育，给予特别任务，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三青团在宁夏设有区团部、分团部和区分队，分队长以上骨干615名。国民党、马鸿逵部在宁夏的特务系统中统宁夏调查统计室，共有特务224名；军统局在银川设有宁夏站、宁夏随军组、中美合作所宁夏气象站，宁夏邮电检查所和宁夏缉私处，在宁的特务人员有91名。马鸿逵部特务在军队和地方的便衣有：高级侦探队，军法处便衣队、参谋处便衣队、稽查处便衣队、骑兵师便衣队、保安处便衣队和警察局便衣队（侦缉队），共有特务190名。以上在宁夏从事特务活动的敌特工人员共达600余名。此外，一贯道、同善社等在宁夏的反动会道门及青帮、红帮有28种，道首道徒达3.6万余人。同时，在农村还有相当一批独霸一方的惯匪、恶霸。这些反革命势力盘根错节，有着顽固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按计划作了应变部署和潜伏准备。中统局给其在宁夏调查统计室负责人任振华下达潜伏指示信。任振华逃离宁夏前，又将潜伏任务布置给其秘书景仰山，同时对下属所有人员的潜伏任务及电台、枪支的使用，作了具体安排。军统保密局派遣独立电台台长卢博儒带美制电台一部，潜入宁夏，窃取我重要军政情报。中统、军统及马鸿逵部便衣特务还利用各种条件在宁夏的一些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等部门，安插特工人员，甚至在宗教团体及少数民族中物色秘密力量。宁夏解放后，分布在各县的重要敌特分子都退至银川市及周边，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

拼凑地下武装，组织反革命暴乱。曾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不久又叛变的张海禄和李成富等匪首，筹集枪支，组织了所谓“仁义军”，自封为队长，招募地痞流氓，组织匪徒170余人，分编成4个小队，并制作了国民党党旗，在同心以南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后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8名、伤5名。被人民解放军收编人员、原任贺兰保安大队长的郭永胜（乳名郭栓子），于1950年3月5日率62人，携带机枪1挺、步抢68支，子弹6800余发，公开叛变，并抢去当地区政府的枪支，窜至贺兰山汝箕沟一带，以原国民党中美训练班特务、马匪便衣、反动军官、地主恶霸、惯匪等为骨干，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及“贺兰剿共总部”，号称“贺兰山黑虎军”。郭栓子被台湾蒋帮委任为“司令”，并与兰州国民党特务相勾结。郭栓子多次袭击惠农、平罗等县的区、乡人民政府，并扬言要进攻银川。同年7月31日，郭栓子派匪首谢占奎率60余名持枪匪徒，围攻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营达十几个小时，接着又将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返回的该旗工委书记曹动之杀害于途中。一次，郭匪杀死4名剿匪积极分子，惨无人道地将头割下悬挂在一剿匪连队驻地旁的大树上，并在纸条上写道：“谁顺共产党，谁就是这个下场。”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无恶不作。当时，全省境内先后有大股土匪14股，数千人之多，经常出没于平罗、惠农、贺兰、永宁、宁朔、阿拉善旗等沿贺兰山地带，以及同心、盐池和甘肃的海原、固原山区。他们到处打家劫舍，拦路行抢，断绝交通，杀人放火，破坏生产，甚至袭击基层人民政府，抗击剿匪部队。仅在1950年春季，全省就发生土匪案件661起，有35名干部和70余名群众惨遭杀害。

利用封建迷信、帮会团体等进行破坏。尤以一贯道、哥老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最为嚣张。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香堂，发展组织。一贯道头子韩耀庭，接受国民党中统特务郝志威的反革命旨意，在中宁发展道徒，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后将县电信局局长以下70%的人员拉拢入道，接着又打入起义改编驻中宁等地人民解放军骑六师，发展道徒52人，伺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阴谋策划组织叛乱。该县哥老会头子毕前修也积极发展组织，筹措资金，收藏枪支，勾结南山匪首张海禄等约期举行暴乱，企图策反该县六区区小队叛变，偷袭枣园驻军骑兵连，夺取枪支，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藏匿厂矿，潜入内部进行破坏。一些漏网的国民党、马鸿逵特务、敌党团骨干分子，趁解放初期的暂时混乱之机，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关系和条件，钻进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混入基层人民政权等要害部门，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捣乱。破坏征粮、水利、税收、金融及机器设备等现象时有发生。

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竭力散布恐美思想，制造谣言，说什么“美军已占领东北，要向内地进攻。宁夏军队现在开去打美军了，共产党要放弃宁夏”“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等。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还在回族群众中大肆散布“共产党要杀回灭教”，恶毒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煽动群众不满情绪，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制造民族分裂。

以上严重敌情表明，刚刚解放不久的宁夏及银川，如果不坚决肃清大量存在的反动残余势力，严厉打击其疯狂的破坏活动，就无法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无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宣传政策 发动群众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公安部于10月16日至2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向全国部署了镇压反革命工作。宁夏省委于10月20日即向各市、县、旗党委转发了“双十指示”。12月15日，宁夏省委召开各县、市公安局长、侦察股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研究制定1951年镇压反革命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指出：必须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适时准确地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继续搜捕散匪，侦破特务潜伏组织。同时，根据中央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精神，拟定了判处反革命死刑的“六条标准”。会后，各县、市公安局长分别在当地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布置。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迅速铺开。

1951年5月30日，市委成立了银川市镇压反革命审查处理委员会，有12人组成，高满禄（银川市法院院长）为主任，张广珍（银川市公安局局长）、纳长麒（银川市副市长）为副主任，成员有马俊杰（银川市委书记）孙璞（银川市市长）、陈旋刚、马生福等人。审查处理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党内外干部群众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政策，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政协委员会议，在党内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思想上为镇压反革命运动做好准备。市委还组织公安、检察、司法等有关部门及市区的干部、民主人士深入街道、居委会进行宣传，召开群众会、各族各界代表会、居民院子会，结合宣传画、报纸、广播、黑板报、戏剧、快板等形式，将匪特反革命的罪恶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政策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另外，市委还采取举办公安展览等办法，向广大干部、群众展出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银川活动的各种罪证，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公安进行反特斗争。从5月初到5月13日，全市先后召开市、区、乡三级干部会、居民小组会、院落会和特务坦白会共380余次，到会干部群众达29000余人。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到群众检举控诉信7000余件。在此期间，银川市普遍召开了群众大会，开展诉苦、检举反革命的活动，使一些隐藏的土匪、恶霸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银川市分期对一些历史上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血债累累、怙恶不悛、解放后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银川市在对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的问题上，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组织公安局各科室内勤人员认真查阅敌伪档案资料，发现线索，掌握预捕对象；二是由各派出所民警深入到各区、街（乡）对全市人口中的政治面貌进行细致调查，摸清情况，掌握反革命分子的底数；三是在干警中培训侦察员，准确地掌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四是与有关县、市公安部门建立联系，互通情况，使反革命分子无处可藏。另外，还印制了特种人员及组织调查表格，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恶事实通过群众掌握核实，做到证据充分有力。对准备处以极刑的反革命分子，由市公安局领导集体审查研究，市镇反审查处理委员会核准，以防错捕、错判、错杀。

1951年5月13日，宁夏省和银川市在银川联合召开了有2.5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处决了原国民党侦探队长、情报组组长、匪特分子武登魁、姚忠等50名罪犯。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对13名罪恶较轻的犯罪分子判处3至15年有期徒刑。人民群众对这次公判无不拍手称快。城郊数十里的老乡听说公审反革命大会，早早就赶到会场。连从来不参加会议的老太太，也排队进入会场。公审大会上，50余名群众争先恐后地上台控诉了武登魁、姚忠等残害何子成、毛英华、陈硕夫、刘斐和原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及孟长有等共产党员、爱国青年的罪行。匪首阿拉登格（蒙古族）的妻子特地由阿拉善旗前来控诉她的丈夫，要求为民除害。被害烈士李有祯的母亲泣不成声地控诉匪特姚忠活埋他儿子等罪行。整个控诉会持续数小时，会场内外，群情激愤，吼声震天，群众要求大会延长时间。群众纷纷说：“政府杀了这批反革命，才真正让我们翻了身。”

“5·13”公审大会，是宁夏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掉反革命分子最多的一次，也是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大会。公审大会之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高潮，消除了一些群众以往心理上的种种顾虑，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增强了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群众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由赞成拥护到积极参加，由一般控诉到指名道姓地具体控诉，由秘密检举到当场公开检举，直至协助公安机关侦察和逮捕案犯。贺兰县一区群众邢发忠一人捉住了3名惯匪，并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抢劫杀人案1起。很多群众自发地订立《防匪肃特公约》，并主动在《爱国公约》中加上“检举坏人，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内容。

谨慎收缩 稳步发展

“5·13”公审大会之后，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逮捕反革命分子，1951年5月15日晚，市委组织56名干部，配合60名武装干警，在市级主要领导的指挥下，分4组在两小时内逮捕35名反革命分子。10月29日，银川市召开第二次公审公判反革命恶霸大会，9000余人参加，哈生泰等5名恶霸地主受到公判，哈生泰被判处死刑。这次公审大会将银川市全面控诉、揭发、检举反革命罪恶的群众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到6月初，银川市各区、街（乡）召开镇压反革命政策讲解、宣传会议300余次。各街群众分片共组织召开讨论、控诉会30余次，参加会议的群众2万余人，在公审大会上先后有200余人上台控诉反革命罪行。

由于运动形势发展迅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破获了大量案件，捕获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来不及处理，造成了积案，急待清理。同时，在几次抓捕的统一行动中，个别地方执行捕人标准和上报审批制度等方面，不够严格，以至发生了不经省、县一级审查批准，一些群众和乡村干部即擅自捕人的现象，个别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捕了。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定采取谨慎收缩方针，宁夏省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决议，收回捕人杀人审批权，并要求今后一段时间除现行犯和逃犯必须逮捕外，其他一律暂时停止。根据中共中央及宁夏省委的安排部署，银川市在以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集中力量处理积案。

在清理积案过程中，银川市成立了清理反革命案件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马俊杰挂帅，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主要领导共7人组成，并广泛吸收各族各界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小组要求清理积案要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轻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和刑讯逼供，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银川市的清理积案工作，从侦查调查、审讯在押犯和群众控诉检举三方面入手，获取证据材料。积案较多的地区，本着“先清两头”的原则，首先清理要杀的和要释放的罪犯。清理积案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发动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同时又是接受群众监督的过程。银川市将案犯材料广泛印发到各族群众和各界代表中，在城市分别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在农村召开农代会、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和乡代会、村民会，经过群众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由专门机关审查定案。经过这些工作，加快了清案工作的速度，提高了办案质量。另外，还选择不同类型案件及时召开公开审判会，具体体现党的宽严政策，消除某些群众认为“所捕皆杀，不分轻重”的恐慌和怀疑，收到了稳定群众情绪和分化敌人的效果。这个阶段共接受群众检举案件430余件，将材料交反革命分子所在地区及犯罪地区，向群众公布，让群众讨论核实后交人民政府依法判决。经过上述工作，共查出6件6人被错押、错捕、错杀案件。到同年12月，积案全部清理完毕。

摸底调查 打击敌人

第一阶段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嚣张气焰，基本肃清了浮在社会面上的五方面敌人。但尚未彻底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他们采用更加隐蔽、阴险、毒辣的活动方式，寻机反扑，或逃往外地，或潜伏于农村，勾结当地反革命分子在薄弱地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

根据宁夏全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形势，按照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和西北局第三次公安会议要求，省委于1951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传达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检查了第一阶段镇反工作。会议认为，全省大部分地区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打击得比较彻底，但运动发展不平衡，还存在镇压反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和方面，镇压反革命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并确定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开展第二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12月12日，市委根据省委会议精神，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会上，市公安局局长高佐臣报告银川市第一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传达公安部及西北局公安会议、宁夏省公安会议精神，研究和讨论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作。拟定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阶段摸底工作计划。银川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开始，至1952年11月为止。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把运动引向深入；二是摸底调查，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市公安局会同检察院、法院抽调干部组成专门的工作组，于1951年12月，深入各区、街道、农村，宣传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在全市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动群众，重点打击开展运动不彻底的地区。在这个阶段，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镇反运动初见成效。灵武五区群众协助政府捕获了罪大恶极、久捉未获的匪特恶霸头子刘清。该县各乡、村陆续收缴步枪160多支，手榴弹14枚，子弹4796发，以及电台、电话机各1部。

1951年12月到1952年10月20日，银川市开展摸底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市公安局在原来掌握基本敌情的基础上，清理原有材料，实行名单站队，深入到各区、街（乡）调查了解，配合群众检举反复研究对证，对五个方面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基本掌握了五个方面人员在银川市的现状分布、打击程度、镇反工作中各阶段敌我斗争形势变化情况，查出除原有的五类敌人596名（包括已经打击处理的）外，又发现了115名（其中土匪21名，特务19名，反动党团骨干19名，一贯道首56名），并查出漏统计的土匪2名（均已处决）。依据西北局公安局的指示精神和填表说明，逐个加以鉴别。结果，错统计的五类敌人91名（其中土匪7名、恶霸5名，特务50名、反动党团骨干25名，一贯道首4名），与宁夏省公安厅统计重复的26名（其中土匪8名、特务18名），罪恶不大但已逃跑下落不明者5名（其中土匪1名、特务2名、反动党团骨干2名）。上述情况根据政策都一一作了纠正。

肃清潜伏 巩固成果

1952年12月至1953年6月，是银川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市委根据省委部署，确定了这一阶段主要工作任务是继续完成调查摸底工作，取缔反动会道门，整顿健全群众性的治安组织，保证新生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

1953年1月，银川市设立了由5名公安干部组成的材料研究组，并抽调公安人员、街道干部、公安助理员118人，组成区、街（乡）工作组，摸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彻底及存在遗留漏网敌人，解决运动不彻底的问题，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吴忠群众纳国祥听了宣传后，向政府检举出从永宁县逃到吴忠的恶霸分子纳殿福。贺兰县在五区一乡查出了1952年发生的恶霸地主、政治土匪杀害农会主任马新忠、征粮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各1名、杀伤乡长沈明忠的反革命杀人案件，此案共涉及14人，逮捕了其中首要分子5人。与此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群众的协助下，挖出了部分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对于外逃犯在进行追捕搜查的同时，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利用寺会、集日宣传人民政府对外逃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原则，争取外逃分子自动归案。

据1952年底统计，宁夏全省原有一贯道道首580名。1953年初，仅银川市又查出46名。为彻底取缔一贯道组织，全省以银川市为中心对一贯道开展了攻势行动。1953年2月21日，银川市公安局召开了1.5万余人参加的取缔一贯道大会。当场收到群众检举信276封。被骗入道的群众检举出隐藏的道首，揭露了一贯道的内幕和罪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做恶多端、拒不坦白交代的一贯道任占武、韩文魁、李华基3名骨干。对点传师马字立宣布管制，对坦白彻底、态度老实的点传师张梦九等宣布免予处分。

截至1953年4月23日，银川市共查出五类敌人442人，其中土匪88名，恶霸31名，特务87名，反动党团骨干92名，一贯道道首143名，经审查不应打击的199名，确定打击的241名。经过几次摸底工作，镇反工作真正做到了“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银川市城乡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街（乡）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村（居委会）设置了治安员。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公安机关准确掌握各种犯罪分子活动的哨站，也是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组织场所。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治安工作奠定了基础。到1953年11月，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从确定逮捕对象到逮捕法办，从案件审理到定案判刑，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罪证，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体现了新政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当时，银川市四区60多岁的王兴业老汉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好的政府，连抓人判罪都同人民商量，这真是翻了身，做了主！”。

资料链接

银川市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进一步评价了当时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指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5%左右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为运动确定了具体数字，圈定了需要清理的重点人群。

这次“肃反”运动，经历四年多时间，到1959年底基本结束。

1955年8月2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甘肃省委和银川地委部署，制定《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计划》。《计划》指出：我们目前的迫切重要任务就是坚决肃清一切残余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求从1955年8月3日开始，在银川市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矿企业和学校职工中，分期分批开展肃清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为了更好地领导和组织这场运动的开展，市委成立了“银川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领导小组”，郭文举为组长，朱子春为副组长，马立凯、温秀钧、师昌高为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全市各机关抽调13名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到“肃反”运动小组工作。他们共分四个组，即：材料组、专案组、检查督导组、材料审批组，具体领导和处理“肃反”案件。1956年8月，市委根据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情况，又增设了专案甄别和审查定案两个小组。

从1955年8月到1959年底，经过四年多时间，全市分五批在全市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分期分批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肃反”运动，共有12779人参加。全市共查出反革命坏分子239人，其中捕办90人，劳动教育17人，开除公职45人，机关内部管制36人，戴坏分子帽子留机关使用51人。

这次“肃反”运动，查清了干部队伍中的历史问题，有力地配合当时开展的审干工作，纯洁了干部队伍，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通过运动也肃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同时，也使部分干部放下了包袱，振作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