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献综述

在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和维普资讯网上，以“全运会制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数量为零。由此，看出我国学术界对于全运会制度及其制度变迁方面的研究是一个空白领域。虽然没有以全运会制度及制度变迁问题的相关研究，但并不表示本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有关全运会制度方面的研究零散的包含在其他研究之中。

一、全运会发展历史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全运会制度的研究首先包含在体育史研究中，2008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体育通史丛书，包括了近代中国至今的全运会历史概况。杨力翔将建国以来的9届全运会分为三个阶段。一运会到三运会：变化巨大，成就辉煌，失误严重，道路曲折。试图把竞技体育纳入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中，竞赛的举办缺乏制度化的周期性，竞赛成绩也是大起大落，呈现出“之”字形的曲折轨迹。四运会到六运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向世界，为国争光。七运会到九运会：市场导向，探索创新，跨越世纪，开拓奋进【1】。刘勇对新、旧全运会发展概述及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包含了一至十届全运会具体的项目设置内容，为研究全运会项目设置演变发展提供了资料借鉴【2】。开云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将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上的“全运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分析【3】，主要从近代中国全运会诞生的背景，对建国前7届、建国后9届全运会的发展概况、特征、社会价值、发展规律进行了专题分析，为我们从历史的深度去理解全运会的发展提供了资料借鉴。尽管这些体育史、全运史的重点同样不在探究其变迁的机制，但只有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循着这些历史线索，我们才能从中探究中国全运会制度变迁的运行机制。

二、全运会政策的相关研究

全运会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亦存在于从制度的视角对全运会进行的有关研究。徐云认为：全运会双计分制、协议计分制和人才交流有利于保护地方积极性，发挥解放军培养体育人才的优势；整合发达地区的条件优势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人才优势。弊端是这一制度导致全运会公信力的丧失、是夸大东道主体育优势的诱因之一、是导致全运会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的缺失【4】。李贺普指出：人才交流的弊端是西部地区人才流向大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背后实际上是经济交易；用人至上的短期行为；难以公平竞争；强强联合，损害他人【5】。也有学者认为：全运会正在演变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和综合实力展示的盛会，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群体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公共体育政策的体育公共利益取向的关键【6】。刘平认为：全运会制度是政府垄断竞技体育的主要载体，是我国体育管理行政式、垄断性的集中体现。全运会作为全国体育盛会，又是地方体育业绩展示的舞台。各省（市）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是两个利益主体，地方的想法与国家的想法难以合拢。地方的目标首先是在全运会上拿到业绩，所以将奖牌数量指标排在首位，由此形成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利益格局【7】。许永刚在其博士论文中从政府与行政垄断的角度指出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并进一步指出“全运会”是实现竞技体育垄断创新不可或缺的制度【8】。

三、全运会市场开发的相关研究

从市场开发的视角透视全运会，有研究认为全运会市场开发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届到第五届全运会）为计划办赛阶段，无市场开发可言；第二个阶段（第六届到第七届全运会）为市场开发的萌芽起步阶段；第三个阶段为（第八届到第十届全运会）市场开发的飞速发展期。全运会市场开发缺乏规范的市场开发管理法规和整体规划，更缺乏专门的市场开发管理机构和运营体系，各个市场开发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以及全运会当前没有自身强势品牌可言是制约全运会市场开发的主要因素【9】。十运会市场开发取得了开发模式、电视转播权、维权机制以及招商市场拓展四方面的突破，并启示下一届全运会应处理好资源统与分、自主招商和代理招商、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短期开发和长远发展、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关系【10】。李马仁提出，全运会是中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象征，肯定了全运会在体育走向市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1】。陈家起等在《提高第十届全运会综合效益的思考》一文中，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第十届全运会的综合效益问题进行分析【12】，该篇研究视角和思路比较新颖，为我们从投入与产出、规模与效益等视角研究全运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四、全运会改革及未来发展的相关研究

关于全运会未来如何发展也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问题，邓伟华认为，全运会，如何求解？品牌突围【13】。《全运会：品牌·营销·传播——跨越时空的一线四人谈》一文中，特邀专家朱小明认为，作为一个运动会，要想成为一个体育品牌，需要具备四方面的质素：第一，要有足够精彩的内容，确保赛事的高水平和级别；第二，要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市场开发力度要强；第三，要有群众基础；第四，要具有独特的赛事文化【14】。李璐蠩则认为，应该具备五性，即观赏性、真实性、代表性、公平性和参与性。郝勤提出，全运会改革的实质是能否与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15】。江流水认为，全运会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招标的形式在全国分项目分时间（在一个年度内）举行；按项目分类，春夏秋冬四季连贯举行，形成“全运年”扩大长远影响，发挥各单项体育协会的积极性和锻炼培养其组织协调能力，以期最终自立于社会【16】。卢元镇教授认为，全运会上应该给教育系统树一面行业大旗，改善青少年运动员退役后的后顾之忧【17】。徐本力认为，我国全运会功过并存，功大于过；利弊兼容，利大于弊，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提出我国全运会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应由单一的承办城市向多承办城市转移；由单一的参赛对象向多年龄层次多类型参赛对象转移；为全运会的社会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18】。还有研究学者认为，全运会明显存在东道主效应现象，而且东道主效应可能会引起运动成绩1.5倍的提高。东道主效应在奥运会中能延续到下一届，平均能提高到原来的1.2倍，全运会的东道主效应几乎回到原来的水平，应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促进东道主效应的可持续性【19】。

五、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全运会制度变迁的研究还存在于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有关研究中。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性变化，出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存的局面，产生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各类企业、个人各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竞技体育制度内新生的利益集团出现，也就产生了个人、体育社团和协会、体育企业和俱乐部、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中相互博弈，对制度变迁起着推动或阻滞的作用【20】。李元伟指出：“我国当前竞技体育利益矛盾突出，中央和地方、体育系统和非体育系统、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事业单位及体育社团之间，由于目标不尽相同、价值取向各有差异，利益矛盾突出。整个竞技体育系统的向心力、凝聚力下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时有冲突，在某些环节上还表现得异常尖锐。”“在竞技体育领域已经出现了多种利益关系，如国家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目标分散的问题。”【21】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以及下层利益主体对上层利益主体从利益依赖性向利益独立性的转变，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还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制约、分配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目前的纵向利益目标冲突，上层与中层、中层与基层以及政府与社会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出现分化。横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各省市间及其他相同层次利益集团间【22】。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主要是指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的带动下，中国竞技体育改革中某一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即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效率的竞技体育制度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下效益较低的竞技体育制度过程，或者是说二者应该如何转轨的问题。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主要因素有个人和组织（如政治性团体：主要是行政管理机构；经济性团体：有公司、企业等商界组织；社会性团体：包括俱乐部、协会等组织）、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宏观制度环境及制度的费用——收益等主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的不均衡，并发生制度的变迁【23】。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包含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24】。杨秀英提出，体育的基本制度是用于调节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主体之间在体育领域内的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体的意志具有权威的作用，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利益完全包容在国家主体的利益中。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主体之间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个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地位不断上升、力量不断壮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育存在与发展的制度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对旧的利益格局下形成的体育体制进行变革。而目前的改革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利益矛盾与冲突【25】。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而本质上是相关制度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平衡的博弈结果【26】。

六、竞技体育战略与竞赛制度的相关研究

全运会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战略的重要实现手段。有关举国体制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根据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针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内涵、特征展开的讨论【27】；二是针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作用、性质、未来改革创新与发展的讨论。戴永冠认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增量改革【28】与新体制成分的成长【29】。此外，于浩飞、鲁飞、刘青、郝勤、杨桦、梁晓龙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对有关论题进行了详细讨论【30】。从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的互动出发，认为全运战略对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在优秀体育竞技人才的选拔、我国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世界地位及影响力的扩大等三个方面有着系统而深刻的影响【31】。

有关体育竞赛制度的研究，对理解全运会制度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在制度分析理论上来认识运动竞赛活动，它强调了运动竞赛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竞赛制度安排是竞赛组织者通过竞赛设置、竞赛约束、竞赛安排的方式来对竞技行为产生影响。运动竞赛制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指的是在整个运动竞赛结束后，根据竞赛规则和规程对运动员（队）最终的运动成绩权利归属进行确定的一种制度；狭义上指的是在一场比赛中，裁判员根据竞赛规则对运动员（队）的运动成绩权利归属进行确定的一种制度【32】。全国运动会仍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办，说明国家实际上仍然垄断着体育资源，全运战略和奥运战略并未能达到高度协调，加强体育竞赛的法制化建设是全运会运作成功的必要保证【33】。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为作者研究全运会制度中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约束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七、以第十一届全运会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围绕2009年10月闭幕的第十一届全运会进行系统的研究是近期学术研究成果的突出特点，全运会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以全运会为主题研究成果也丰富了许多。研究内容涉及第十一届全运会对主办城市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城市现代化、竞赛环境、赛事管理、全民健身【34】的各种主题研究，对全运会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和考证，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本论文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作者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了第十一届全运会宣传片的符号学意义和价值，认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宣传片是自然、人文、体育元素的融合【35】。第十一届全运会在体育产业中属运动竞赛表演业，并具有较强特殊性；全运会具有较强的需求关联和供给关联，展现出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旁侧效应【36】。山东举办十一届全运会，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省内外知名企业进入山东市场，从而使山东省体育无形资产有所发展；其次省外著名企业在山东省的运作，也给省内控制体育无形资产的企业一个难得的观摩和学习的机会【37】。

八、全运会制度变迁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不足和本文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运用社会科学中制度分析的理论范式将全运会纳入到“制度变迁”视野中来考察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但关于全运会历史、全运会单个制度、单届全运会为主题的系列研究及其未来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少见，这些相关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知识背景，成为本文研究的坚实基础。然而，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全运会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第一，有关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研究文献，对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转型期中我国竞技体育运行的机制，为本研究分析全运会制度变迁中利益主体的变化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基础。虽然全运会是我国竞技体育竞赛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关的文献并没有对全运会中利益主体集团的演变进行全面的分析，显然全运会的制度变迁并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全运会应该有一个内在的变迁逻辑，而不是仅仅依靠现象来描述其发展过程。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揭示这个内在逻辑。时间的逻辑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的逻辑，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如果仅仅从时间的角度去挖掘它的变迁历程，就会降低研究的学术意义，而应该结合历史的逻辑，把其他内在的、不为人们轻易发现的逻辑揭示出来，其学术价值就会得到提升。本文作者认为，制度是对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机制。所以，利益关系的演变应该是全运会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之一。

第二，多数研究不够深入，停留在笼统探讨的层次。有关文献虽然也从记分方法、项目设置和未来的改革路径进行了探讨，但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分析讨论，且仅就全运会而探讨全运会，没有对全运会进行整体的、系统层面的剖析。研究学者一致认为，全运会的竞赛制度是我国实现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手段，肯定了全运会在发展竞技体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没有相关研究文献对全运会制度、全运会制度变迁中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第三，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规范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多，且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全运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移植过程。外部制度的影响从19世纪一直贯穿到21世纪，没有间断。在这个长时段的变迁过程中，传统（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1949年以前的中国全运会制度变迁和今天的全运会变迁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和一长串的因果链条，存在着深层的逻辑关系。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近几届全运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的层面停留在对现象的分析上，并没有探讨引发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鲜有研究文献对全运会的制度变迁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但现有的研究却启发本文作者不断的思考和追问，为什么全运会制度没有引起研究学者足够的重视？有没有研究的价值？为什么全运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如何看待它？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解读它的存在？全运会的目标和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影响全运会变迁的基本变量是什么？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都不能找到确定性答案。由此，本文作者决定以全运会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对全运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变迁过程背后隐含的深层逻辑。

注释：

【1】杨力翔.对建国以来历届全运会的评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2（1）：17-19

【2】刘勇.略论中国“全运会”演变史[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3】开云.中国全运会述评（1910-2001）[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4】徐云.对全运会双计分制、协议计分制和人才交流的深层思考[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6（3）：6-8

【5】李贺普.六角度审视全运会[J].新体育，2005（10）：26-28

【6】冯国有.利益博弈与公共体育政策[J].体育文化导刊，2007（7）；公共政策的利益分析与选择[J].体育学刊，2007（10）

【7】刘平.举国体制和全运战略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的问题及改革[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4）：6-9

【8】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9】唐健.全运会市场开发战略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10】邓国良.大型体育赛事市场经营开发的研究——以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07（12）：17-20

【11】李马仁.全运会，中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象征[J].体育师友，1999（6）：1

【12】陈家起.提高第十届全运会综合效益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5（1），11-13

【13】邓伟华.全运会，如何求解[J].广告大观，2005（10）：64-65

【14】邓伟华.全运会：品牌、营销、传播——跨越时空的一线四人谈[J].广告大观，2005（10）：93-97

【15】郝勤.全运会，给我一个理由[J].体育文化导刊，2002（1）：20-21

【16】江流水.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关于全运会的“另类思维”[J].体育文化导刊，2002（1）

【17】卢元镇.全运会应树立一面大学生的旗帜[J].体育博览，2001（12）

【18】徐本力.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全运会体制的思考[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1），88-93；徐本力.我国全运会体制的利弊及走向的探析[J].体育学刊，2001（1）：5-8

【19】张军.全运会东道主效应的实证分析[J].许昌学院学报，2009（5）：69-72

【20】张新萍.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7（1）：6

【21】黄毅.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分化与整合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6

【22】黄毅.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2）：2

【23】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障碍性因素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4（2）：1

【24】张恒波，李艳翎.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理论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2）：263-265

【25】杨秀英.利益冲突与中国体育制度变迁[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6

【26】张新萍.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体育学刊，2007（1）

【27】详细内容参见：于善旭.对当前使用“举国体制”概念的置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2）；狐鸣.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J].体育学刊，2007（2）；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秦椿林等.再论“举国体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

【28】渐进式改革，就是旧体制先不动，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一块新体制，也就是存量先不动，靠增量来发展。相对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而言，优势项目是我国举国体制的存量，改革增量是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潜优势项目、“121工程”和“三大球类项目”。

【29】戴永冠，许斌，刘炜浩.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渐进式改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1）

【30】于浩飞，胡琪，孙辉，王念裕.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完善体育人才培养的举国体制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鲁飞.举国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竞技体育的根本制度[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7）；刘青.论“举国体制”与我国体育体制和制度的创新[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郝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J].体育文化导刊，2005（3）；杨桦等.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梁晓龙.举国体制：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成功之路（上）（下）[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6），2006（1）

【31】王沂.全运战略与奥运战略的互动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6

【32】唐建军.谢慧松我国运动竞赛制度安排的理论探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1）

【33】刘礼国，徐烨，王馨平.我国体育竞赛制度的利弊及改革原则[J].凯里学院学报，2009（4）

【34】主要研究内容有：耿艳芳.第十一届全运会对山东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赵歌.第十一届全运会与全民健身同行[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傅强.第十一届全运会对济南市城市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分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郭倩.构建第十一届全运会和谐竞赛环境的理论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曹建丽.我国举办全运会的多维审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胡乐举.第十一届全运会与齐鲁文化的互融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汤延军.第十一届全运会赛事管理模式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许金芝.社会转型期全运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齐辉.第十一届全运会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钟惠燕.第十一届全运会融入山东经济社会运作模式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

【35】杨厚法.自然、人文、体育元素的融合——第十一届全运会宣传片的符号学解读[J].现代视听，2009（6）：65-67

【36】马国英，朱亚坤，马亚璇，赵晚霞.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对山东省体育产业影响的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10）：7-10

【37】袁航，彭俐.十一届全运会为山东省体育无形资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7）：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