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问题的提出

导论：追溯历史与聚焦制度

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地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对全运会制度变迁进行研究也主要是源于对全运会问题的思考。

一、全运会百年历史：制度变迁研究的一幅丰富画卷

晚清以来，我国的全运会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我们重温全运会百年来所经历的坎坎坷坷、风霜雪雨，无论是对于理解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近百年来，我国全运会竞赛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成熟到彻底破坏，再到制度重建这样一个曲折的历程。从历史分期的视角看，全运会历经了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的历史政治统治时期。可见，全运会竞赛制度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从制度的视角看，我国全运会竞赛制度屡次变化，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构建了我国全运会竞赛制度的雏形。“五四”运动后，国人收回全运会主办权的斗争，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对全运会进行的全面改革与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运会竞赛制度的转型与重构，可以说我国的全运会竞赛制度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在全运会竞赛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哪些在不断地变化、哪些没有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梳理清楚历史上全运会竞赛制度的来龙去脉，认清变迁过程中有多少是制度创新、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有哪些教训必须吸取。

全运会发展的百年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制度变迁研究案例，它的变迁历史是一个牵涉众多因素故而颇为繁难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说，涉及政治的变革、中西文化的冲突、经济的转型、战争的破坏等等；从内部来说，涉及竞赛规程的变化、项目设置的调整、举办地点的遴选、运动员代表资格的变化等等。然而，从学术界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尚无人对此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

二、全运会竞赛制度：实现我国竞技体育战略的重要平台

全运会作为我国运动竞赛体系中竞技体育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是我国竞技体育特有的调控手段，是最大的竞赛杠杆，是不同利益主体实现利益的平台，是我国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政策领域。

晚清政府时期，全运会竞赛在内忧外患中呱呱坠地，西方传教士利用体育竞赛传播宣扬西方体育文明，进而实现文化侵略的目的。有学者这样评论：“欧美近代体育，不管它是作为文化本身，还是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它对于加速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改变了中国人拒绝西方先进文明的观念，使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欧美近代体育在中国体育运动中成了主流，并完成了‘本土化’。”【2】远东运动会模仿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制度，象征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运动员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项赛事【3】。阮蔚春在《远东运动会历史与成绩》中认为：“在二十年前，体育运动在在中国几乎无人过问，自远东运动会创始以来，因为要每次筹备参加大会，所以各地便纷纷举行分区预赛，而甚至每次全国运动会的举行，也都是由远东运动会直接促成的。”【4】

全运会与远东运动会接轨【5】，并形成国内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说明全运会竞赛的功能目标定位于为我国竞技体育走向世界而服务。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曾向国人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而1910年第一届全运会在举办之日就响亮地向国人提出了“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争取早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口号【6】。通过全运会为奥运会服务的一种隐含在人民群众中的思想早已折射了出来，只不过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我国曾三次参加奥运会，但却并未取得成绩。虽奥运会成绩一般，但这种近代的竞赛模式却已初具规模。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我国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届全国运动会，项目设置主要以军事体育运动和群众体育运动为主，承担着发展国内群众体育的主要功能。“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制度都是围绕着特定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为其所由以建立的社会成员服务的。”【7】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家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国家运用全国运动会进行国内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调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积极性，为迅速提高国内运动技术水平而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整个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体育也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一是由“文革”时期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向以业务工作为中心的转移；另一方面则是由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两个中心向竞技体育一个中心的转移，与这两个转移相应的则是奥运战略的形成和完善【8】。全运会作为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成为全运会举办的核心指导思想，同时围绕着奥运战略，一系列的竞赛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实行“运动员注册制度”“全运会项目设置与奥运会接轨”“改革全运会奖励计分办法”“解放军运动员两次计分”“运动员交流制度”以及在此政策的基础上衍生的新的后续政策。刘鹏局长在《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运会的竞赛制度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调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和行业体育协会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积极性，合理配置资源，国内练兵，完成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手段。”【9】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竞技体育成绩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以“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为目标的全运会竞赛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取得辉煌的成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利益行为的异化：全运会竞赛制度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伴随着全运会各项制度的实施，一些不和谐因素开始出现。十运会期间，许多记者、学者要么提出全运会要“救亡”，要么明确提出废止全运会，在各大网站上，每一条不正常比赛的报道下面的网友评论，“取消全运会”的呼声都会得到广泛响应。“为什么十运会丑闻迭出”“全运会身患疑难杂症”“孙福明的眼泪”“竞技体育沦为套利工具，十运会丑闻拷问举国体制”“十运会乱象频生，可以为谁争光呢”“按下葫芦浮起瓢—全运会规程和赛制亟需改革和完善”“十运赛场闹剧频传，变味计分制是罪魁祸首？”“十运金牌要平分，这是“西部政策”吗？”“十运古怪赛制抗假球，全运足球史曾经猫腻不断”【10】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媒体新闻，在网络媒体盛行的时代在各大网络刊发、转载。由此引起了以“全运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举国体制是否该取消”为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人群来自社会各界。

早在1997年的上海八运会，这项盛大赛事的“疑难杂症”就开始凸显。八运会尚未结束，一些学者、记者甚至体育人就开始了关于全运会存废问题的争论。此后，每逢“全运年”，取消全运会的呼声就成为一股声势强大的舆论漩流。1998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体育界元老级人物的祝嘉铭、楼大鹏、张燮林等政协委员就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认为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1】。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2001年11月21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陈培德对记者公开发表讲话：“如果全运会的赛风问题得不到根本扭转，浙江将退出全运会，专心致志搞全民健身工作，为浙江人民的健康办实事，办好事。”【12】章楚认为：与生俱来的全运会弊端及存在众多的问题，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全运战略、省运战略与奥运战略相悖的致命伤害为理由，同意取消全运会，取而代之的是单项职业联赛和全国单项锦标赛【13】。还有学者认为：“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近半个世纪前中国所处特殊环境（被国际敌对势力封杀）之于体育的对应结果之一，这已切近有关全运会一切论题之实质。”【1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全运会已无存在意义。”【15】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处在公众视角的全运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因为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民族文化的形象。孙福明‘哭让’金牌事件是群体性越轨行为，是一种群体失范，影响极其恶劣。”【16】

在全运会质疑声音的背后，我们同样能够听到另外不同的声音。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在九运会即将结束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全运会不可替代。全运会的举行对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争金牌，而且带动了全社会体育意识的加强，推动了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发展。”【17】魏纪中谈到：“全运会一取消，举国体制就产生动摇了。这两者密切相关，全运会是建立在举国体制之上，否则全运会也不可能搞这么大的规模，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18】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原司长吴寿章指出：全运会不可废止，但可以完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19】。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张发强表示：“马上把全运会取消了可能弊大于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运会的改革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20】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答对全运会的批评时再次表示，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高速发展，在奥运会摘得多枚金牌，都离不开我们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而全运会是举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仍有办下去的必要。他还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21】

全运会“百年历史”和“存废之争”现象激发了本文作者对全运会问题的关注和浓厚的研究兴趣。费孝通先生阐述社会学中国化时所说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强调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作系统的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这样才能提高到理论认识，形成社会学理论。”【22】而林毅夫教授秉持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思想：“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想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影响也就越大。这个现象发生在我国，那么在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和产生这个现象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23】更是启发和鼓励本文作者进行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存在了100年的历史，其维持和存在的政治合法性根源是什么？100年以来，全运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的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引起这些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是什么？在不同时期，影响全运会发展变迁的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怎样？未来的全运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在这一连串的追问和反思下，通过查阅全运会的各种有关资料，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