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育岁月
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成立，她是我梦寐以求的学堂。
1955年，中央体育学院招收本科生，我如愿考上这所全国第一体育学府。
1956年，中央体育学院选拔留苏学员，我有幸进入最终名单。
1957年，我被派往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
1961年，我学成归国，重返北京体育学院。
1991年，我正式退休，开始为众多运动队担任翻译。
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60周年。
58年的体育岁月，我的学习和工作绕不开体育事业和北京体育大学。
当年国家体委在中央体育学院招收留苏学生，考试科目有语文、政治、外语（俄语）、技术项目。我通过激烈竞争和层层选拔，终于入选留苏学生名单，是那一批留苏6位学生中唯一的女学生。随后的一年里，我们被送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强化俄语学习，1957年才正式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
我在北京体育学院最初的专业是篮球，后来在比赛中发觉有中长跑的潜力，遂改学田径。在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我继续学习田径专业，高强度的训练、大容量的学习、浸泡式的语言环境，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回国教书，为国家体育尽心尽力的基础。
记得当年在莫斯科，我们受到苏联人民友好热情的礼遇。有一位苏联老太太悉心照顾我们6个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经常利用周末为我们补习俄语，我在苏联老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逐步适应了苏联的环境，学习上也大有长进。苏联的师生依旧关照我们，寒暑假和休息日安排我们参观访问和休息调整。总之，在苏联的时光，我非常快乐，感受到了苏联朋友的真诚。
但凡学生，总归有苦处。虽然中国的教育教学模式大多数从苏联承袭，但是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课程远远多于国内，也远远多过现在学校的课程。理论课、技术课不一而足，包括现在很多学科院系的解剖学、生理学、按摩学等等，几乎当时医学院的课程我们都有涉及。这些课程都是俄语授课，从一开始笔记都无法记全，到后来俄语运用自如，我实实在在下了很大功夫。当时，解剖学是我最头疼的学科，为了学好这门课，我把实验标本放在床底，每天晚上下课回来对照着课本和标本，不断学习，第二天早上再去上课、考试，感觉很苦，但也觉得很值得，这些艰苦的经历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回国后，我一直在田径教研室任教，直到退休。有时看到现在学校教师、同学们的训练和学习，我不禁想起自己当年从教的经历。讲解、示范、指导，我必须亲身参与其中，没有讲解和示范，如何指导学生。身不正，何以为师；行不为，何以示范？教而不可用，是教育的失败；教而不能用，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恪守职业操守，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准则，我为此不眠不休。
退休前，我的体育世界局限于田径。退休后，因为我在俄语方面的优势，很快被其他项目的运动队请去翻译。涉及项目从田径扩展到马术、花样游泳、拳击、自行车、乒乓球等等。这些项目我大多不熟悉，有很多项目根本都没有接触过，不过有了年轻时在苏联高强度学习的经历，我很快适应了这项工作。经常找来运动项目的专业书籍阅读，记住各种动作和技术的名字，然后请教专项的教师和学生，慢慢摸清楚了这些项目的门道。记得有一次在山东为运动队做翻译，中央电视台一位知名记者打趣地问我：“李老师，您是中国人嘛？我看不像！”这是因为我做翻译从来不做速记，而直接靠脑力，很快就翻译出来，这应归于当年在苏联学习时候的积累。
60年过去了，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体育大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学生们的期望。真心希望体育大学年轻的教师和学生，担得起体育大学和中国体育的未来。我们要将灵敏的头脑，寓寄于强健的体魄之中，不负社会和我们这些老教师的殷切期望。唯有知识和才学，才能终其一生；唯有自立自强，才能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立足。
时光流逝，如水如烟。愿下一个60年，北京体育大学以更快的速度，在更高的山峰上看更壮阔的世界。
（作者为1955级校友，原田径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