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体育文化教育家徐英超
我是1954年初中毕业从上海考入中央体育学院开办的中等专业科（简称中专科）的学生。1957年，中专毕业，我又考入了本科的运动系。其间，因为参加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被选入运动部（相当于校代表队兼有专业队的性质），直到1963年运动部撤销（毕业后二年）分配留校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至今。我们学校从中央体育学院到北京体育学院再到北京体育大学，今年是建校60周年，我在这里学习和工作了59年。和不少同事一样，肯定是要从这里撒手而去，命定了。回想起来，我这一路走来，上面三次命运安排（毕业抉择）的关键点，都与我们学校的重要创建人徐英超副院长直接相关，而且其意义都可寻味。因此，我和这期间最亲近的伙伴都因这种相关，走上了成为人，成为体育人的路。
1954年之夏，我考进的中专科就是由徐副院长兼职主持工作的，我的年纪小，是当时同学中为数不多的少年队员之一。入学后，我们被召集和组织起来过集体生活，那时我还带着红领巾——那时在中央体育学院这所全新高校的校园里，这真是显眼。但我很久都没想，也没有能力对自己初到北京这种惹人的生活体验进行反思，也不能意识自己这次少小离家来到北京意味着什么。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走进徐副院长领导的中央体育学院中专科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就把体育结结实实地拧进了我这个原本对它谈不上有什么认识的少年的生活和生命之中，同时，自己也把整个生活和生命结结实实地拧进了人世间的体育之中，并且成为这个分工又分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体育人！
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体育文化教育家徐副院长在高等体育院校主持中专科，并不是一个简单培养中等职业体育人才的事，而是中国体育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既深远又有系统性考虑，还具有宽广联系和规模的试验。当时，按国家大行政区划先后建立了6所高等体育学院，其中除华东体育学院（后上海体育学院）外，其他5所体育学院即东北体育学院（后沈阳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后西安体育学院）、中南体育学院（后武汉体育学院）、西南体育学院（后成都体育学院）和我们中央体育学院（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于1954年都开办了中专科。三年之后，1957年之夏，当5所体育学院中专生毕业时，北京体育学院作出在本科创办运动系的决定，以当年毕业的中专生为选拔和招收的主要对象，开辟了一条升入大学继续学习的途径。这正是中央体育学院建院之初，由徐副院长领导设计，并铺建的一条中专向大学本科延伸和拓展的新路。这个长达7年体育专业教育学制的尝试，是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建立体育人才培养早期专门化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这7年的专业教育内容的一贯性和系统性，将促进中国传统体育专业教育的结构性改造和提高。
在中国，自上世纪20年代有了体育专业教育后，不论中等或高等，原则上都是各自直接面对社会对专业体育工作者的需要，培养各级学校（大、中、小）体育教师。所以从中专科到专科或本科，基本上都是相对独立和不连贯的，都是师范院校中不再细分专业的体育系、体育科。它们性质相同，只有等级上的差别。因此，这种中等与高等相互独立的学制自其建立之日就受到现代体育发展的挑战。现代体育从实践到理论自始都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既分化又综合的辩证运动着，其整体上不断向社会各领域、各层次人们生活渗透，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人们对不同类型且水平高的体育人才的需要，也大大提升。所以，从1954年中央体育学院等5所体育学院的创办中专科到1957年北京体育学院建立本科运动系这种创举，可以说正是对现代体育挑战的一种回应。即通过一个从中专到大学的系统连续提高的教育过程，让学生理论和运动技术水平在早期中专全面教育中奠定基础，并且不失时机地发现和突出特长，然后进入本科运动系，根据运动技术专项特长分专业（因而是运动系，不再是不分专业的体育系）继续学习和提高。
我是幸运的，1957年夏天，我成为了北京体育学院本科运动系田径运动专业的学生。我们运动系有体操、田径、篮球和足球4个专业班，每班二三十人不等。共108人，都是通过考试从5大体育学院上千名中专毕业生报考者中选拔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些学校中专毕业未报考运动系的老同学，总有人叹息“当时就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许可，没有上成运动系”。和中专一样，徐副院长兼运动系的主任，他在北一楼设立了主任办公室。在声势不断强化的政治运动中，他坚持栽培他这方运动系实验田。这是我们和徐副院长的缘分，也是我们的造化。
徐副院长十分重视人格教育，重视从科学方法高度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重视培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搞研究的能力。用他的说法，我们应该用“研究者的态度”、“研究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实践活动。他对我们说：“一个学体育的人一定要交好两个朋友，一个是运动场，一个是图书馆。”所以，他经常在全系一百多人的大会上讲科学研究的使命、道德规范等问题，引导鼓励我们进行讨论、争论，启发我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等等。开学后不久他就提出提高技术教学训练的效率和质量问题。由于我们没有多大实质性反应和动静，不久的全系大会上，他再次提出此事，说必须从一次次课的效率和质量的研究抓起才算真正做起来。为此，会前他请教务处赵文海先生用我们在中专科时学过的苏联专家凯里舍夫的方法，对我所在短跑组的起跑技术和速度训练课进行了观测。此法主要以课中“有效身体练习时间”与“课时”的比值来衡量效率和质量，比值越高，有效练习时间比重越大，一般便认为课的效率和质量越高。由于我们短跑训练每个练习有效时间以秒而计，一堂课中全部有效练习时间无论如何不可能多，其比值最容易使人感到低得可怜。所以，那天会上观测结果一经宣布，当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并把目光直刺我们短跑组几个人。我师兄马元康那天不含糊，边举手边起身大声说：“徐副院长，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考虑练习的强度！我们是短跑又不是中长跑！”他还举出一次“起跑30米疾跑”练习生理反应过程的例子作了说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那次表现很精彩。记得当时徐副院长瞅着我们这帮十七八的后生，眯眯地笑得很开心，然后对大家说，他这次这么做不是为了检查这次课，就是希望大家要研究起来，学了方法就要用。他还问道：“今天这种情况是不是还告诉我们有的方法用起来还有学问，不用是深入不进去的！”
1958年夏秋之后，政治运动使得学校内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运动系和体育系所有能够继续进行的教学训练活动，在“大跃进”形势鼓动下一度都变成了运动训练课，成为师生们在各自可能的水平上拿出运动成绩以证明“大跃进”，并为“大跃进”增光添彩的政治任务。体育系后来也“裂变”成了运动系，学生也按自己的选择专项分开，于是有了体操武术系、田径游泳系、球类系……等等。但因为全部教学训练都脱离教育计划，因而事实上本来意义上的运动系和体育系就都不存在了。此后我们运动系的情况怎样呢？以我们田径班的变化也许可见一斑。1958年我们田径班大多数人的专项运动成绩都处于有望到北京和全国去一争高下的水平，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投入了围绕1958西安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和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的第1届全运会前前后后的一系列集训、比赛和服务活动中，至于其他课程基本上“都瘫痪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失去一切，正是由于1954～1958年从中专科到本科运动系学习打下的基础，使我们全班同学有了某种优势，才有可能参加当时水平最高条件较好的集训，并取得应有的收获和进步。我说不清那时到毕业，我们班在运动场上究竟争得了多少荣誉，但至少我知道自己在第1届全运会中脖子上挂了5块奖牌（其中2块破全国纪录奖），我的师兄梁仕强更是得了8块奖牌（其中4项破全国纪录奖）。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徐副院长和我们的老师培养下，我们形成了用研究者态度和方式对待运动实践活动的习惯，使我们形成了一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这种习惯，在不同程度上把从事的田径运动实践活动当作自己生活和生命的一种重要方式来研究它，并对它进行审美。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体育人在科学认知、道德评价和审美等方面，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体育都有能力担当点什么。所以，我们全班30多人1961年毕业后，有的是大学和体育专业院校的教师，有的是国家队、省队的教练，仅在我们北京体育学院留校任教的就有13人之多。
1963年学校运动部撤销，我分配留校到徐副院长1961年创立的体育统计教研室。这次分配让我直至1964年“四清”运动，一直在徐副院长身边学习和工作。我搞不清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就是缘分。事情可以归因于1963年运动部同学分配工作前，徐副院长应允我的要求而偶然相约的一次谈话，正是那次谈话导致了我到他的身边。所以，不是那次谈话，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肯定不是今日这样。然而那次偶然的谈话却又有它必然发生的理由，所以使得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好像又只能是今日这样。我之所以要把我个人与徐副院长的缘分之事在这里一说，是想由此把围绕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说一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徐副院长的精力都集中于筹建中央体育学院，并在建院后竭力推进学校学制、教师队伍建设乃至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工作上。但是，作为一位体育文化教育家和学者，学校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不应该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左右的行政化过程，学校的发展应该具有学校之为学校，体育学院之为体育学院的内在人文价值和科学水准。所以，他在副院长的工作中一直关注国际国内体育学术的进展，在必要时，一有可能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体育人文科学研究中推进学术的发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有高深学术造诣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的使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体育的发展是深受苏联影响的。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的成立，也成为受到苏联影响的成果之一，学校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聘请多门学科的苏联专家讲学，并开设研究生班培养师资等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体育科学的发展。但对于徐副院长这样的学者来说，中苏之间学术上的关系不是战后冷战格局下的中苏、中美关系。中苏两国体育科学的相互作用当然不会以政治关系的要求来对待。因为他作为学者知道，按照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所谓理、工、农、医的分类，苏联似乎把体育科学归为农、医分类之中，而农、医分类学科就其传统而言与数学很少联系。但进入20世纪后，研究由定性向定量发展，甚至出现了有人说的现代科学数学化新趋势。徐副院长这样的学者当然会从这一角度审视、评价苏联的体育科学，自然发现直至50年代，苏联体育科学在这一方面并未达到那时应有的水平，尤其看到在苏联影响下，当时中国高等体育院校未开设数理统计课程，因而，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徐副院长于1961年不失时机，果断地决定在学校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他赴美留学带回来的并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已讲授的体育统计学。由此，开始了中国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统计学的创新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带动下，体育科学各学科研究开始了从定性到定量的新发展。
1961年，我在运动部期间旁听了徐副院长讲授的体育统计课，通过课程的启发及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我为其中科学思维方式所打动和鼓舞。正因为此，1963年当我面临分配工作之际，在与徐副院长那次长谈中，我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我对体育科学和方法的认识，让徐副院长了解我要以“研究者的态度“、“研究者的方式”投入工作的决心。最后，我对他表示已做好服从分配到任何地方去工作的准备，但我请求当他一名“通讯研究生”。我对他说，我不在乎自己有无正式研究生的学籍，不在乎日后有何头衔，只是为以后能得到他的指导。记得当时徐副院长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后宣布分配结果，我被告知分到他的体育统计教研室。那次偶然长谈带来了这一结果。
我和中专科和运动系的同学们于1954、1957年与徐副院长相遇成为他的学生，度过了人生一段很要紧的光阴，我们成人，成为体育人。这是我们与徐副院长的缘分，这缘分对我们更是福分。人生总是坎坎坷坷，但不管怎样坎坷，我看到我的伙伴们因徐副院长的教育，在作为人和体育人的生涯中，自觉或不自觉（尤其竟然是不自觉）的这样对待生活和生命，使得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不仅成为探索规律求真的认知过程，并且成为不断进行道德评价和审美的求善、求美的实践过程。我，我们，感谢徐副院长，不忘徐副院长引导我们走上这种人生之路。
（作者为1959级本科校友，原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