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你，要靠我，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张枚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979年
1979年的大年初一，在中国重要党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突然出现了商品广告。这种在今天看起来早已不新鲜的东西，却已经与中国人阔别13年之久。
看起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然而在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的回忆里，这件事的起因却有点过于简单：在春节前夕，报社正在开编委会，在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同为上海重要报纸的《文汇报》突然打来电话建议——春节放假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好让特别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过个年。
王维则对此表示不赞成：“春节放假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然而却又找不到用来填充版面的文章。这位老报人灵机一动，想起用广告填充版面的办法来。
就这样，解放日报找到全上海市唯一一家拥有国内媒体广告代理资格的上海广告装潢公司，这让正为找不到合作媒体而发愁的公司领导喜出望外，很快，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与十全大补酒几种商品，一起填满了解放日报的版面，并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与全上海的读者见面。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沉闷的政治气氛却依然未能一扫而空，解放日报身为党报，在此时选择登载商业广告，而且是在一未请示市委、二未上报宣传部、三未得到领导首肯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行为。时任《解放日报》编辑的庞寿龙回忆说：“第一个吃螃蟹肯定需要勇气，不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果然，当天便有不少读者前来质问，认为商品广告侵占了报纸版面。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市委对此竟然没有对此提出批评。解放日报社众编辑所幻想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在争议当中不了了之了。
当第一个吃螃蟹者出现之后，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瑞士的雷达表广告，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而在同一天里，这个广告的电视版本也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尽管当时能看到电视的人寥寥可数，能侥幸看到的人也听不懂广告的英文解说，只能凭着配上的中文字幕了解这个品牌。然而，雷达表的广告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3天之内，到黄浦区商场去询问这个牌子手表的市民超过了700人。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雷达表”都是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名牌手表的代表，尽管它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却得以和那些百年品牌同时成为奢侈品的象征，在这里，先入为主的广告效应实在功不可没。
“解放日报广告事件”的不了了之，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1979年的政治气氛，已经逐渐开始解冻，那些被禁锢多年的商业元素，在这一年开始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当时的决策层所发起的。
在这一年的2月，国家工行行政管理局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是不准雇工。”很明显的是，这个报告的出现，正式为个体经济标注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或者说，在政策上撕开了一道微小的口子。批准了个体劳动，就意味着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对于如野草般蔓延的个体劳动者来说，一旦允许，那么蔚然成势则是早晚的事情。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报告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却留了一个非常不引人注目的小尾巴——不允许雇工，对于雇工者怎么处理、哪些情况算雇工则统统没有说明，这无疑是在雇工问题上划了禁区，却为日后留下了不小的麻烦。果然，在两年之后，一场因雇工而引发的争论，让当时中国整个理论界都变得沸腾起来。
和那些会议精神相比，一些容易捕捉的现象带来的冲击力似乎要更大一些。在这一年的除夕夜，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联欢会，第一次出现了消失多年的交谊舞，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自从1957年反右以来，交谊舞在大陆的土地上基本消失不见，只有中南海、政协俱乐部里一些中央领导才有权利偶尔一跳。
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变化，交谊舞在民间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它被普遍解读为舞禁初开的征兆，与此同时，经历了多年政治运动锤炼的中国人，早就被培养得善于揣摩每一个信号背后的含义，当人们的业余生活从“八个样板戏”转移到交谊舞时，便有许多人“春江水暖鸭先知”，猜测着是否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
率先体会到这些变化的，是那些有着强烈经商冲动的人们，他们一般为生活所迫，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养活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却在无意当中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商人。
这一年的江苏淮安，一个名叫严介和的中学语文教师，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开办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
在当时，严介和只是一个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每个月只能拿到十几块钱的工资，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言，想要把民办教师的身份转正，在短时间内又不大可能实现。
许多年后，严介和回忆说，在当时自己实在是矛盾不已，一方面，那种惯性思维实在不容易摆脱，假如丢掉教师饭碗去做生意，前途如何姑且不论，几乎就是离经叛道；反过来，目睹社会上方方面面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教一辈子书似乎又有点不甘心，对于这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来说，更好的生活、更宽敞的住房以及“干一番事业”的渴望，无疑有着更大的诱惑。
就在严介和犹豫不已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老家附近那些烧砖的窑厂需要大量柴帘子搭盖砖坯挡雨，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他顾不上再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急急忙忙地办起了一家私人编织作坊。
一开始，严介和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的窑厂联系业务，回来后则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草帘子，一个月下来抛去成本，竟然能赚上几十块。这一年，他开始尝试着把小作坊的经营范围扩大，开始编一些草帽、斗笠、蓑衣、簸箕、竹筐等物在集市上贩卖，等积累下一些资本之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家庭妇女进行编织，自己收购之后再拿到临近的几个县去贩卖。
就在严介和四处贩卖草编制品的同时，一个名叫梁庆德的中年人也做着类似的小生意，比起严介和的草帘子，他的产品更加微不足道，但“做一番事业”的愿望，却是同样巨大的。
这一年，在广东顺德的桂洲镇，一家名叫“桂洲羽葵工艺厂”的工厂开工了，开工那天来了一大批镇领导，梁庆德在其中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梁庆德是桂洲镇工交办公室的副主任，在1979年年初，这个贫穷的南方农业小镇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构想：要用10年的时间，在镇里建起来一个亿元规模的工业区。而42岁的梁庆德，则受命来负责这个工业区。这一年的9月，“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梁庆德辞去公职，出任厂长。①
企业初创时期的艰辛可以想见，在那个时候，乡镇企业还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上，尽管有着镇政府的支持，但仍然会遭遇到身份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打压。所谓的“工艺厂”，其实真正的产品只有两样——鸡毛掸子、鹅毛扇子。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梁庆德和他的同事们，还要挨家挨户地到农家赊购鸡鸭鹅毛。
这样坚持了几个月之后，不安分的梁庆德终于发现了一丝商机。从报纸上他看到，目前国外羽绒需求量大增，如果能够在此时获得资金，再拿到外贸指标，那么必定能够获利匪浅。就这样，梁庆德找到了镇里，努力说服了几个镇领导，通过政府的关系从银行贷到了30万元，又和有外贸指标的出口公司搭上了线，开始涉足羽绒出口的生意，结果一如其所料，丰厚的利润让这家小工厂，在几年的时间里就积累下不菲的原始资本，成为了后来那个著名的“格兰仕”集团的前身。
梁庆德在辞去工交办副主任的那一刻，大概没有设想到，这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厂子，会在十几年后把“格兰仕”的商标贴满全球，让全世界每两台微波炉里，就有一台是格兰仕的产品。
和那些令人欢欣鼓舞的现状相比，是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经济现状，尽管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一一复苏，但是在经过了三十年政治色彩极浓的岁月后，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各类统计数字。
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在《观察中国》中记述道：“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产国，但它的人均现代能源消费量在世界175个国家中接近第100位。而中国其他东西的比例却极大：有350万人的军队；世界上第三大空军，第三大非军事援助计划，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万中国技术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大中华在统计数字上很庞大，但中国人必须紧巴巴地过日子。
在上一年的年底，广州市将原广州河鲜货栈恢复，从附近公社、水库引入鱼货进城，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正式迈开了农副产品价格的第一步。很明显，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它也让广州市民们可以在过年时买到鲜活的塘鱼。然而，改革者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开价格收购河鲜、鱼货的收购部经理叶经绪被冠以违反现金管理办法的罪名，判处徒刑四年。
就在个体劳动者刚刚验明正身，得到那么一点点生存空间的同时，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则为他们的生存权利而开始了斗争，一场更让人震惊的运动，在这一年的早春二月到来了。
在十年前，由毛泽东亲手发动的知青下乡运动风起云涌，有超过1700万的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许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政治口号并不能代替一切。在经历了十年的苦难磨砺之后，这些青年开始面临着生活的种种现实问题，他们需要吃饭、已经结婚甚至育有子女，他们需要基本的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服务。于是，在2月份，有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同潮水一样返回到他们各自的老家城市。
这些人的贸然到来，对当时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很是带来了一点考验，那些国营单位自然无法安置数量如此庞大汹涌的人流。于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开始在城市中爆发开来，让社会治安瞬间变得异常混乱。
深居中南海的邓小平，显然也对此有所察觉，他很快安排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与农村集贸市场在沉寂了十多年后，终于得到了重新认可。而在这一年的7月份，经过反复的推敲与商定，国务院最终公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这份文件中，中国万千萌芽于农村的乡镇企业，终于被允许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在这份草案中，对创办和发展私营企业的社队，总体给予了鼓励态度，更重要的是，这种鼓励并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之上，甚至还提出了很具体的指导方向。比如在第二章”发展方针“中，草案明确规定：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社会需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不搞”无米之炊“，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不破坏国家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草案里面，”主要为农业服务“的条款，为社队企业指明了产业发展方向与产品方向，而”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的条款，则在大的规划范围内为社队企业规定了发展的空间。可以说，当这份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同时，全中国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终于在这一刻取得了一份合法的身份。
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份草案时，就会发现它仍然有着相当浓重的计划经济特色，比这更糟的是，它其实暗含着对乡镇企业与私营经济的歧视。比如说”主要为农业服务“的条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指定了社队企业的产业方向和产品方向，而”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夺原料和动力“则限定了社队企业的成长空间。因此，这份草案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私营经济的发展，干扰到了国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时候，那么这些限定条款就将启动，那些”不守规矩“的乡镇企业，就理所应当被整治、被清理，乃至失去继续存在的可能。
不幸的是，在两年之后，当这些如野草般蔓延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当真开始同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和原材料的时候，规定中的这些限制，就成为了现实中的枷锁。
其实，早在这份文件发布之前，就有一些人已经在偷偷地从事着乡村工业，甚至已经历时不短了。
在浙江萧山宁围的冲积平原上，一个名叫鲁冠球的人，在这一年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桩事业，他一干就是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