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受到电影的影响，交谊舞取代了文革时代的“集体舞”、“忠字舞”，重新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许多思维活跃的女青年开始涌入涉外餐厅，操着并不熟练的步伐，尝试着学习“慢四步”、“伦巴”，与当时还很少见的外国人相拥而舞，自解放以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埋下了伏笔。而更多的人则选择在公园、体育场翩翩起舞，这其中甚至包括年逾花甲的老年人。
很明显，人们正在从数十年的革命狂热中逐渐苏醒过来，日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王峻涛，彼时刚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即使在那所以严谨和纪律著称的前军工院校中，自由的气氛也开始弥漫开来，大家纷纷跑到图书馆里，去搜寻一些在文革中被禁止阅读的书籍，用来充实单调的生活，王峻涛后来回忆说：“当时想看卢梭的忏悔录，于是上大学第一天就跑到图书馆登记，可是直到大学毕业前夕，这本书才轮到我”。
在武汉，9月份的一天，一个名叫郑举选的人来到了汉正街，在那里摆起了卖扣子的竹床摊。他是一个面貌受损，又严重弱视的人，在此之前，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做一些鱼钩、针线的小买卖，据他后来说：“尽管只是一些小件，但自己生活无忧，赚的钱比做工的健全人还多。”
不过，这种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在当时却被称之为“挖社会主义墙角”，因此只能在地下进行，郑举选想了个办法，他办了张卖冰棒的执照，然后将小百货放在冰棒箱子里，偷偷地干着老本行。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因此被抓进了看守所。直到这一年的6月30号才被放出来，据说，在看守所里面，这个外号“麻瞎”的小贩子，硬是没有供出和他往来的“客户”名字，而他日后的好名声与好人缘，就此被奠定下来。
出狱两个多月后，在家休养的郑举选忽然听说，经武汉市政府批准，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即将恢复并重新开放，这让他大感欣喜，早在解放之前，那里就是武汉有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只是因为后来国营企业的影响，才在后来逐渐冷落，在文革期间彻底关闭。现在政府将那里重新开放，“不是正好给了自己这样的人机会吗？”
在当时来说，敢于去摆小摊的人仍是少数，市场开放后的一年时间里，仅有100多个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和残疾人去那里摆摊设点，到1982年的时候，那里也才只有458户个体商贩，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这个市场重新开放，那么无论它多小，都意味着打破了“国营商店”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一年的9月份，一个叫王文京的孩子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这比起身边的同学们，王文京看上去明显要小上一大截，因为这一年他刚刚15岁，只上了两年不到的高中。
王文京原本的第一志愿是西南政法学院，可惜的是，上天似乎并没有安排他成为一名法官或是律师，而是让他进入了一所财经院校，让他在成为一名职业商人之前铺垫好必要的基础。时隔多年之后，据说王文京当时经常庆幸自己没有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因为他很快就适应了那里，并且开始思考一些不同的东西。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经常会钻进图书馆里，最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金庸或琼瑶小说，而是各种各样与经营有关的商业故事书籍，在这些书中，最使他感兴趣的则是一套企业家传记，里面介绍了十位美国企业家和十位日本企业家，受这套书的影响，王文京开始梦想着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后来他回忆说：“如果这个事业对社会有所价值，那么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2001年，已经是国内最大财务软件企业的用友被批准上市，这家软件公司正是王文京在1988年的时候，和他的伙伴苏启强共同下海创办的，属于王文京名下的资产一度超过了50亿元。在这个过程里，王文京还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直到今天，他都一直保存着那套企业家的故事书。
在这一年，一个名叫许荣茂的青年人来到了香港，盼望着在那里寻找到人生的转机。
这个来自福建石狮的29岁青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中医，他从小耳濡目染，也颇通几分医术，到香港之后，许荣茂很自然地进了一家药店当伙计，想不到只过了几天便干不下去，日后他回忆说：“我当时只会讲闽南语和普通话，所以从事中医没有先决条件，病人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
不适应粤语的许荣茂，不得不跑进工厂打工。1979年前后的香港，正是股市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帮人买了一次股票，赚了一点小钱。这段偶然的经历，让他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当上了一名职业证券经纪人。折腾了两年之后，竟然小有斩获。于是，他在1981年挂牌成立了一家金融公司，两年之后，32岁的许荣茂已经身价千万。
据他的老员工讲，许荣茂虽然学医出身，却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只要随口报出股价，许荣茂总能在两三秒钟之内算出总价。而许荣茂对此的解释则是：“在金融市场我比较顺利，很多人第一桶金可能要经过长期的拼搏，我的运气稍微好一些而已。”
在资本市场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许荣茂，却对其并不留恋，他身上有着东方人特有的赌性，善于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放手一搏，却又同时有着善于等候的保守特征，他不相信资本市场的永久繁荣。很快，他便选择撤回内地，将资金投向纺织和成衣，在兰州等地开设工，利用当时大陆的优惠政策壮大了企业的资本，并在日后成功进军房地产界，他的传奇商业生涯也由此开始。
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沉睡多年的中国，对于改革的作用是如此敏感，根据《经济学人》的年终统计报道称：“在经历了20年的匮乏之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
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日后他记述道：“中国快餐既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却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了一份快餐，据他描述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这些拼盘，加上不限量的米饭和馒头，总共才花了3块钱，而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4元6角钱。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像这样的供应，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这一年的2月份，作曲家谷建芬在家中奋笔疾书，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谱曲时，她大概没有想到，这首还带着一些进行曲风格的青年励志歌曲，最终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歌中“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添光辉，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歌词，无疑成为了那一时代青年心态的最佳注解，许多人每天哼着这首欢快而跳跃的歌曲，在积极工作的同时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当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些门窗，让当时的年轻人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时，对精彩人生的追求就变得无比热烈。他们正是歌中的描述的“奇迹创造者”。尽管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道路曲曲折折甚至荆棘密布，但这种对事业，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却未尝有一刻停止下来。人们似乎集体感觉到：是该从蒙昧中走出，干一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尽管没有人知道确切的路究竟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