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汪辉祖看来，勤俭节约是治家的正道，但并非所有的幕友都这样认为。
汪辉祖辅佐过多位幕主，大部分同事都是不知俭用范家的享乐主义者。他们的脩金未必比汪辉祖高多少，却效法豪富的奢靡生活，肆意挥霍钱财，经常炫耀自己买下的裘衣和良马。更有不懂洁身自好的人，招养优童，猥狎娼妓，放纵淫乐。他们越是摆出挥金如土的富豪做派，就越是偏离寒门士子的本色。
吃一次豪华酒席，光是打赏小费就要花掉好几两银子。而汪辉祖最初在松江金山县做书启师爷时，一年的脩金为三十六两银子。你看，吃一次豪华酒席，就抵得上县政府书启师爷一两个月的工资。若是隔三差五地高消费，很快就会把钱花光的。
让汪辉祖非常鄙夷的是，那些乱花银子享乐的幕友对自己家人反而非常抠门。吃喝玩乐之后，才把剩下的钱用于供应家人生活。特别是那种花天酒地的人，家里往往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对家人的生活置若罔闻，可谓无情无义。这样德行败坏的家伙，又怎能不被熟知底细的故交鄙视呢？
也许有人会说私生活是个人自由，与公事无关。但汪辉祖久处公门，对此另有看法。
他在《佐治药言》中严肃地指出：“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职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负累既重，受恩渐多。得馆之后，情牵势绊，欲洁其守，终难自主，习与性成，身败名裂。故吾辈丧检，非尽本怀；欲葆吾真，先宜崇俭。”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却是难之又难。人一旦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就会食髓知味，难以抽身。当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奢靡时，他们不会省吃俭用，反而会选择靠着典当抵押过日子。假如家里穷到连能够典当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就只能靠借债度日。长此以往，重债压身，同时接受他人的恩惠也越来越多。
这种人在幕府找到工作后，必然被人情牵累。债主会挟恩要求回报，迫使他们以权谋私。到那个时候，他们就算想痛改前非，坚持操守，也早已无能为力了。且不说长期的恶习难以纠正，就算能纠正，也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根据汪辉祖的总结，奢侈作风至少有两大害处：
其一，奢靡的家风背离了儒门士子应有的为人准则，少不了被亲友们鄙夷。
其二，一旦失去经济来源，就不得不以借债典当度日。债务像滚雪球一样增多，他人的恩惠也累积如山。假如有朝一日重新被聘为师爷，不免碍于人情世故，难以据实断事、秉公执法。
于私受制于人、遭人唾弃，于公不能坚持原则、施展抱负。
汪辉祖认为人的悲剧源于平时生活的不检点。若想保持自己的真实本色，挺直腰板做人，必须发扬勤俭节约的家风。他在《佐治药言》中说：“古人云：人之于财，常患其来处少，而不知其病在去处多。每见小席脩微，尚堪仰事俯畜，而千金大多幕，反多支纳。甚或有困窘败检者，正患去处之病耳，故欲洁和必先俭用，合下条看。”
理财持家无非是把握好开源与节流两关。汪辉祖发现那些脩金不高的师爷足以养活父母妻子，反倒是脩金上千的大牌师爷因支出过多而陷于困窘。他由衷感慨道，读书人若是自己不保持节俭，就不足以做全家的表率。
汪辉祖还在《佐治药言》中说：“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寒士课徒，数月之脩少止数金，多亦不过数十金，家之人，目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游幕之土，月脩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来处不易，而后可以相率于俭，彼不自爱者，其来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盖天道矣。”
在儒家理念中，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家是读书人最初级的功业。假如自己都奢靡享乐，根本不可能让家人学会勤俭节约。家庭生活若不节俭，最终会累及到自身。
没有背景的穷书生办学馆教学生，几个月辛苦下来也不过能挣几两银子，最多也不过几十两银子。家人目睹赚钱之艰辛，所以在平时花费时也就特别省吃俭用。
而那些在幕府佐治的读书人，收入状况比教书之人要好得多。每月的脩金就能达到几十两，积累几个月，寄回家的钱财也就比较多了。家人只知道来钱多，却不知这钱赚得辛苦，所以用起来没有节制，铺张浪费。到头来，幕友在府中的劳动收入基本上都被家人花光了，甚至可能会陷入亏损。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放下笔就穷”（搁笔穷）。
因此，必须让全家所有成员都明白挣钱的艰辛。唯有如此，家里人才能领悟到勤俭持家的重要性。那些不懂勤俭节约的人，钱来得容易，去得更轻松，不光是个人咎由自取，大概也符合上天的法则吧！
需要指出的是，汪辉祖提倡的节俭与吝啬有很大区别。他在《双节堂庸训》中说：“俭，美德也。俗以吝啬当之，误矣。省所当省曰俭；不宜省而省，谓之吝啬。顾吝与啬又有辨。《道德经》‘治人事天莫若啬’注云，‘啬者，有余不尽用之意。吝，则鄙矣。’俭之为弊，虽或流于吝，然与其奢也，宁俭。治家者不可不知。”
该节约的地方节约，这叫作节俭。不该省钱的也省钱，这叫作吝啬。“吝”与“啬”也有区别。啬是指有节余而不用完；吝则是真正的抠门。节俭若是超过必要的度，就会沦为“吝”。不过，汪辉祖认为不能因此而否定节俭。
由于终身保持俭用的习惯，汪辉祖的家道渐渐殷实起来。他从幕多年，不乱花一文钱，虽未发大财，积蓄却也足够养活全家，甚至为族人慷慨解囊。汪氏族人中，凡是绝后之人，汪辉祖都出资为其购买基地。嘉庆皇帝于即位元年（1796年）颁布恩诏，命地方推荐“孝廉方正”。萧山乡绅十余人上书举荐汪辉祖为“孝廉方正”，罗列了其十四项德行，其中就包括“关爱亲族”。
在清朝，只有新君登基之时才会举孝廉方正，由此可见，这是清代士人莫大的荣誉。当时的萧山县令方于泗、绍兴知府高三畏、浙江督学阮元等人都表示赞同。此事本已是板上钉钉，然而，汪辉祖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婉拒了众乡亲的好意。尽管如此，他的高风亮节依然让萧山县官民引以为傲。
俭用足以范家，此言诚不欺也。
五、广交游而不滥交游
人际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现代职场中，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往往被视为员工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对于从幕之人来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肚子里的学问。人脉不通，就馆困难。这是所有幕友的共识。事实上，想做师爷这一行并不容易，第一道坎就是幕业人脉。
就算你不认识汪辉祖，最起码也应该听说过“绍兴师爷”。纵观清代幕业，做师爷的未必全是绍兴人，但“无绍不成幕”的民谚足以说明绍兴人对这一特殊行业的强大主宰力。其实早在明朝，绍兴人就以精通幕学而闻名于朝廷的六部各院。幕学多由世家传承或以师带徒的方式延续，绍兴同乡自然有机会获得冠绝诸省的幕学技能。绍兴人还特别讲究同乡帮衬，通过拉帮结派几乎把其他地方的读书人排挤出了幕业。由此可见，“绍兴师爷”之威名正是来自于同乡交游、相互帮衬。说得不雅一些就是地域小圈子扎堆。
作为绍兴师爷中的第一流人物，汪辉祖也很清楚交游对打通人脉的好处。若能得到绍兴老乡会的推荐，读书人就有更多的就馆机会。然而，他在主张“广交游”的同时，还主张“慎交游”。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 广交游，通声气，亦觅馆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交太滥，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轻便自守者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已无愧，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为引荐，况交多则费多，力亦恐有不暇给乎。交而曰慎，择损益也，滥交不惟多费，且恐或累声名。”
广交朋友，互通声气，这也是读书人寻找就馆机会的一种常见手段。但是，汪辉祖说此法不一定都可靠。
人生得一知己，就可以无憾了。然而志趣相投、同心同德的益友，怎么可能轻易找到呢？可如果交友太过泛滥，致使自己无法独立自主，倒不如做个固执己见、闭塞于一个小圈子的人，这样反而更能保全自己。
世间万事，过犹不及。古人非常重视交友之道。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该绝交，都有一套完整的经验。例如南华真人庄周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礼记·表记》中也有这样的言论：“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保留各自的生活空间，需要帮助的时候则仗义出手。表面上看起来关系疏远，实际上情义深厚。而小人整天黏在一起，看起来亲密无间，但一碰到事情就作鸟兽散。所以，古人推崇“淡以亲”的“君子之交”，而不赞成那种只求表面亲切的立足于利害计较的人际关系。
从幕之人广交游，通声气，是为了寻找一份好差事，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而汪辉祖则更倾向于交几个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其他人脉没必要过多扩展。与其因交游太滥而失去了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不如“孤僻”一点，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受干扰。
对于如何与他人搞好关系，汪辉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律己立品，行善积德，自然讨人喜欢，自然有人愿意帮助你。
除了少数三观不正者，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善良之辈，厌恶奸恶之徒。按照天道轮回的原理，做好人有好报，做恶人有恶报。选择做善人还是做恶人，全凭一己之念。假如平时严于律己，不做亏心事，那么就算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遇见了你，又何尝不想引荐你入馆呢？
积善之人，自有人助。光是广交游而不做善事，那么知名度虽然高，他人却未必会愿意举荐你入馆做师爷。绍兴老乡会重视乡谊不假，却也不会随便向官场举荐没有操守的同乡，以免连累整个绍兴幕友群体。所以说，广交游不如结善缘。
况且，按照上述的俭用原则，应当尽量少把工资花在无谓的人际应酬上。读书人交游越多，应酬所花费的钱财也越多。每个人的时间和钱财都有限，恐怕无力承担过多的交游吧！花费多了，自己家负担重；花费少了，别人又会说你不够朋友。所以说，交游应当慎重，千万要选择合适的人作为结交对象。滥交朋友不光花钱如流水，恐怕还会令自己落得个不好的名声。如此一来，反而不能打通人脉，顺利就馆。
就馆之后，是否应该多和官场同僚结为死党呢？不，汪辉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甚至也不主张攀龙附凤、巴结上司。
他在《佐治药言》中说：“登高之呼，其响四应。吾辈声名所系，原不能不藉当道诸公齿牙奖借。然彼有相赏之实，自能说项。如攀援依附，事终无补，非必其人自挟资自大也，即甚虚怀下士而公务殷繁，势不能悬榻倒履，司阍者又多不能仰体主人之意，怀利投谒，徒为若辈轻薄，甚无谓也……总之彼须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转归无用，故吾道以自立为主。自立是敦品励学，求其在我。”
如果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响应你的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达官贵人好比是高台，只要给师爷点个赞，师爷在官场上的声誉就会顿时响亮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幕友极力依附幕主的根本原因。
汪辉祖认为理是如此，但却没必要这么做。他更相信勤勉刻苦才是最好的升迁之道，攀龙附凤反而不好。
假如你的实际表现能与权贵之人的赞誉相符合，自然能在政坛得到更好的名声。若是直接去攀援依附这些权贵之人，实际上对自己帮助不太多。
此话怎讲？身份显贵之人大多眼高过顶，目中无人，他们往往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比较蔑视。当然，也有不因身份尊贵而托大的有识之士。不过，官府公务繁忙得很，纵然招聘了几个幕僚辅佐，工作依然很紧张。即使他们的确有礼贤下士的情怀，也会因为太忙而没法抽时间接见士子。
春秋战国时期处处弥漫着“敬士”之风，一个外邦来的寒门士子可以直接向国君或权臣游说献策，看门的仆役大都会通报主君。游说者的运气好的话，可以被拜为客卿，运气坏的也能得一笔路费赞助。
但大清朝不是春秋战国，寒门士子想要游说显贵，他们的仆役门人未必能放行。这些仆役大多不能体察主人的敬贤礼士之心，生就一副狗仗人势的嘴脸。那些读书人带着名片请求拜见主人时，往往遭到这些宵小之辈的轻薄与羞辱。
在汪辉祖看来，读书人拿着名片四处求人收留，实在是有失水准的无谓之举。他认为：那些头面人物真打算用人时，自然会来邀请我们；我们若是主动拜见，反而容易做无用功。由此可见，汪辉祖的处世之道以自立为主，巴结朋党、攀龙附凤绝非他的作风。
历史证明，脾气耿直的汪辉祖没有在官场受阻，反而越混越受欢迎。一方面，他的业务能力实在是出类拔萃，特别是做刑名师爷时，审案明察秋毫，论罪兼顾情理法；另一方面，汪辉祖洁身自好，律己立品，始终保持极高的诚信度与人格独立性。当时许多从幕之人以钻营求发达，以攀龙附凤为能事，这让以自立为本的汪辉祖在口碑与才能上可谓鹤立鸡群，自然比那些滥交游的攀附者更能进入朝廷大官的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