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 特点与趋势

第一节 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

研究我军人才建设问题，离不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这个社会背景。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是正确把握社会环境变化、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重要基础。2005年，针对当时存在的征兵难、吸引保留人才难、转业退伍安置难、伤病残人员移交地方难和一些基层干部生活困难等制约部队建设的突出问题，胡锦涛曾经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军队建设的一些重要政策制度滞后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变化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发展，滞后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他要求集中精力抓一抓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尤其要注意解决那些关系广大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力争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以利于进一步集聚人才、凝聚军心和保持部队稳定。胡锦涛的这些重要思想，从社会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为深化军事人才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加强军事人才建设指明了方向。从那时起，我军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社会利益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有些什么特点，下一步将怎样发展。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从社会变迁的两个不同方面，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做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研究的是社会阶层结构某一特定时段的横断面，反映的是相对静态状况。社会流动研究的是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机制，反映的是动态的量变过程。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又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作用于国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关系领域里的表现。

一、我国社会分层的现状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平等，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及社会声望总是有差别的。如果物质财富平均分配，社会就会失去激励机制，人们就没有创造物质文明成果的动力；如果权力和社会关系资源平均分配，社会就没有任何权威，就没有秩序，必然会发生混乱。追求财富、权力和荣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人们所共同追求的这些目标在不同社会成员生活中的重要性又是不同的。这些目标对不同人的重要性以及上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在分配这些重要资源时，必须把握一个合理的度。财富、权力和声望在社会上不均匀分布使社会人群分为不同的层次。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分层的状况不同。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分层与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分层是不同的。国际社会的实践表明，虽然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但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还不够，必须在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是因为社会阶层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如果不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经济现代化是不可能巩固和稳定的，甚至有倒退的危险。这已被不少国家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我国目前正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分化是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社会调查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与1978年以前的阶级阶层结构相比，新的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应当如何认识，给予正确的理论解释，还存在着各种争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已向信息时代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21世纪，如果简单地照搬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面对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世界，我们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对客观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1.以职业分化和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的阶层划分

现代工业化社会分层一般是职业分层，基于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特性的认识，笔者认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政党组织系统中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经济社会地位。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可这种分层原则，但对当代社会分层结构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在前面介绍的几种主要观点中，就进行社会调查的规模、范围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样本是最大的，虽然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来讲，他们的抽样调查仍显得很不够，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在2001年获得的调查数据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不能很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但在没有新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报告公布前，我们可以暂且以该课题研究报告的主要论据来勾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本书定稿之前，该课题组2009年的最新研究报告于2010年1月出版了，笔者在本书中已引用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数据）。该研究报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十个社会阶层又可以归入五大社会经济等级中，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主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包括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以上关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十层五等”的划分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尚在进一步探讨中。相对于“两个阶级多个阶层”、“四个利益群体”［即依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与利益受损的状况，将整个社会划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或称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6～7页。］和“碎片化”等观点，“十层五等”的量化更精确一些。因此，本书在分析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时，适当参考了“十层五等”划分中的某些观点。

下面对与军队干部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直接相关的阶层（也是现行政策规定军队人员转业安置进入较多的阶层）做简要分析。

一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中行使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各部委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其他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对执政党和政府态度的晴雨表。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级行政区域中的比例大约为0.5%（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10年1月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200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2.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

二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主要包括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技术培训，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这个阶层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其成员既是先进生产力代表者中的主要部分，又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播市场经济理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正在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向以现代的专业技能型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相对优势地位，并与掌握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关系。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社会的总体数量不少，但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要求相比，他们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且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10年1月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200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6.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三是办事人员阶层，这个阶层是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进入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10年1月出版的研究报告认为，200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为7.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实现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2.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状况的分析

军人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军人，特别是军事人才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地位的变化，首先应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进而分析其对军队干部在国家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的影响。这对于拓宽和加深对目前军队转型的社会环境的认识，切实弄清其对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的影响，改革完善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认为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社会的阶层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不同，传统社会（农业社会）阶层结构是顶部尖、底部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一般认为，社会等级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等级排列，一方面是以职业的技术分化为基础的社会声望或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另一方面是按经济地位（收入或财富）排列的等级序列。也就是说，拥有庞大社会中间层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获得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目前到底属于何种类型，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从社会等级地位的结构形态和经济收入的分层结构两个方面来看，还未能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型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依据各阶层拥有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排列出了一个等级位序。但实际上，同一阶层的成员在资源拥有量，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综合地位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经济地位等级排列的主要依据，是家庭人均年收入或月收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社会等级结构（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是底部较为宽大的类橄榄型结构，而中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的市县则是明显的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尽管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在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结构，但收入分布距离橄榄型结构还有较大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等级分化所呈现的趋势不同，收入分配结构并没有与职业结构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分配结构越趋向于橄榄型，或者城市比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结构。经济最落后地区比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更大，其收入分配结构更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相对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间位置的中部地区城市，收入分配结构较接近于橄榄型结构，绝大多数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水平集中于平均线附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也较小。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职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职业结构升级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出现有庞大中间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调节收入差距的社会政策等。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发展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综合考虑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笔者认为，全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态很可能更类似于金字塔型结构。

3.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地位变化

研究社会分层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是经济分化的程度。经济分化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大量调查和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对于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分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很清晰。目前，一般都用家庭经济收入、日常消费开支和耐用品拥有情况三个指标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虽然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各地的情况略有差异，但经济分层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入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入最低。调查显示的家庭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状况是一致的。相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收入分配平均化的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这种经济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的平均化现象时就指出，只要这些国家追求工业化目标，就必然会出现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的格局，这是“工业化的逻辑”。［Frank Parkin：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XX，No.4，1969：PP355-374.］这说明目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我国目前的经济分化虽然在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但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向着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功能分化趋势发展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最高的深圳的社会经济分层结构显示了这一未来趋势，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将进一步提高并居于首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也将进一步提高。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参见《教育回报率为何引起关注》，学习时报网，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1199502.htm，2004年3月14日。］，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这一教育经济回报率已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经济分层规则的这种发展方向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这表明，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出现。

对社会地位有多种测量方法，较为简便的方法是用各阶层成员的文化水平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通俗地说，社会地位是社会上多数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价值评价。社会学家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价值评价与教育程度高低相关。对中国社会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具有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趋于一致的特征，或者说，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社会调查显示，越是发达地区，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越高。这表明，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呈现出趋于一致的倾向。

自我社会等级地位认定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自身等级地位的评价与其经济收入、教育和阶层归类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小，而且普遍有自我评价向下偏移的倾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崇尚“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还根深蒂固，人们出于种种考虑在有意压低自我评价等级；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当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度不高，就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阶层）心理上又不能接受自身社会地位降低的事实，同时也不认可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现实。这种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与客观社会经济分化不一致，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政治地位或者说政治因素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虽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身份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在社会分层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还不够高，这决定了国家在资源配置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现在，较高的政治地位在享有一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获得社会荣誉和影响或参与决策的机会、在公共管理领域得到优先晋升提拔机会等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这些非物质性的资源对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很有帮助，这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能会影响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通过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来反映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情况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方式。用这种方法统计出来的结果表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党团员所占比例最高，高达95%～100%，其次是经理人员阶层和办事员阶层，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近年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而产业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下降。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是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这部分受到削弱的状况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人和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且我军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主要来自于这两个阶层的情况下。

从各阶层的社会态度来看，在社会阶层分化中获益的阶层和相对利益受损的阶层满意度明显不同。获益阶层对改革和发展目标的评价较高，而利益相对受损阶层对改革和发展目标（如共同富裕）表示怀疑，对有些政策不满。近年来改革政策中的某些偏差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如何调整政策，使大多数人从改革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继续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中国城市中已经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虽然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但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底层也明显缩小了；虽然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社会阶层结构正朝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将陆学艺主持的课题组2002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1年完成）和2010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09年完成）中描述社会结构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演变过程还是比较快的〕。这种变化是以整个社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职业结构日趋高级化和社会流动机制的现代化为动力的。

二、我国社会流动的现状

马克思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4页。］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客观上创造了许多新的处于更高职业位序的社会岗位，从而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推动了社会流动的发展。只有通过社会流动，不断充实新的社会岗位，劳动力和人才才能得到合理配置。社会流动空间越大，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社会各阶层通过个人的后天努力实现向上流动愿望的机会就越多。这种社会流动能够调动中低阶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的良性互动。这样的社会在社会学中称为开放型社会，与之相反的则称为封闭型社会。在封闭型社会里，先赋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型社会里，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学习苏联模式，通过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提高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使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历史地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整体上是比较封闭的，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以及单位所有制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是先赋性规则。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后续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不管是认为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的观点，还是认为分化为“两个阶级六个阶层”或其他的观点，也不论以何种理论来认识当今社会的阶层结构，都不能否认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已发生了分化，中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个事实。虽然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国家的政策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后致性因素逐渐成为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奢靡之风盛行、“三农”问题严重、黄赌毒黑泛滥成灾等诸多社会问题，都反映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工作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发展社会事业、改革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些最终都要通过社会流动机制等社会领域的制度改革来实现，其成果最终要体现在形成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上。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该缩小的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还没有大起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必然对经济现代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产生阻碍。“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3月1日。］

现在，人们都感受到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了，但为何没有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些制度惯性仍然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点，公正合理的现代社会流动规则尚未形成。研究和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变中的积极因素，搞清其中的消极因素，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节 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特点

一、我国社会分层的特点

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阶层结构变化呈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一是社会中下层在逐步缩小。农民工和乡镇企业从业者及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大量增加，标志着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从业人员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结构升级，部分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工人实现向上流动，部分进入个体工商业，产业工人阶层正在分化。这种变化将继续持续下去，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中下层逐步缩小。

二是社会中间层在不断壮大。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它是由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经济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水平或以上的阶层的合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急剧增长，他们的出现和增长启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型结构的转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不断扩大，而且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将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社会中间层具有“现代社会中间层”的特征。

三是掌握和运用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进一步壮大。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部分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用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处于最高地位的三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后两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四是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社会分层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分层。即出现了工业化国家的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的趋势。

五是现代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现代社会阶层位置序列已经确立。原来的阶层已经分化，新的阶层已经产生，一个不断扩大的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已经出现。现代国家的阶层成分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基本构成中都已出现，只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大小还没有达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水平。今后，社会阶层构成成分类别将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阶层的规模，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阶层将进一步扩张。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

除了上述结构类型特征之外，还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呈现出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政治意义的特征。

一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复杂化。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逐步分化和流动、新社会阶层成批涌现的局面，逐步形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阶级阶层结构。

二是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物质利益关系成为阶级阶层关系的核心，打破了原有的平均单一的利益格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日趋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和经济利益展开的，物质利益关系成为社会阶层关系的核心内容。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出现，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和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在旧体制下被抑制的特殊阶层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开始受到重视并部分地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包括军队干部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然而，各阶层经济利益差距在扩大，特别是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使整个社会利益矛盾呈现出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有所增加，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

三是阶级阶层意识日趋明显，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出现。面对过去所难以想象的大规模阶级阶层分化，每个社会成员都在审视着自己的“位置”。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是阶级阶层利益差别的反映。“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1页。］由于各社会阶级阶层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的不同，以及利益诉求的不同，致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出一批独立阶层意识逐步形成、内部认同意识明显增强、潜在利益要求日渐强烈的新阶层。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修养等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别已初见端倪。各阶级阶层在变化中增强了自我意识，在一些阶层内部的各种信息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使社会各阶层成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调查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层意识。［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当然，我国社会结构还处于转型过程中，各阶层内部尽管存在着利益的同一性，取得了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但阶层内部还没有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意识，主流意识形态还占主导地位，各阶层在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差别。

四是新的社会阶层有了明显的政治诉求。现代政治学认为，政治是对根本利益的分配。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根本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各阶级阶层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必然要产生不同的政治诉求。虽然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导作用，从宏观上为保证社会各阶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利益调整和分配中体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创造了条件，但在微观上，社会各阶层成员间的利益矛盾仍然不可避免，因而会有不同的政治要求。如工人阶级要求确认其领导阶级的地位，非公有制企业要求享受“国民待遇”。部分私营企业主热衷社会事业，对参政议政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新一代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态度更趋积极。在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些民营企业家已进入政治领域。据全国工商联系统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会员中，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的有23143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39人，省级人大代表1127人，省级人大常委17人；被推荐为各级政协委员的有48359人，其中，全国政协委员90人，全国政协常委3人，省级政协委员1359人，省级政协常委165人；此外，还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7人。［《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3年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从政盘点》，载《南方周末》时政版，2007年5月10日。］，2007年4月，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经十届人大第27次会议批准，担任国家科技部部长［新华网，2007年4月28日。］。

五是经济体制转轨对社会分层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因素，包括所有制形式、产权关系、户籍制度、部门差异和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强力干预等仍然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还出现了社会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这部分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其利益诉求常常采取非常规的形式来表达，如不妥善处理，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主要因素。

二、我国社会流动的特点

1949年以来60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1949～1977年，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明显形成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为1949～1956年、1957～1965年和1966～1977年。每个时期都有一些触及全社会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的标志性制度——政策变化或政治事件。

1949～1956年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7～1965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其后的大规模经济调整；1966～1977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1978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由两个时期组成：1978～1991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居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已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1992年以来是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发挥作用，但市场体制已经上升为基本的经济体制。［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在1978年前，阶层、群体、家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决定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的变化，不论是上升流动还是下降流动都起伏不定，个人的命运主要由国家主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的流动才逐步呈现出类似工业化国家常有的社会流动轨迹。依据国内学术界的研究，60年来，中国社会流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不同，因而社会流动研究的内容、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一般都是开放性社会，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不论是后致性因素还是先赋性因素，都常常要依赖制度与结构的因素而发挥作用。这在改革开放以前非常明显，现在正在逐步改变。以1978年为界，改革前和改革后，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垄断了资源配置权，个人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都决定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是一种政治主宰的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推动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步增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明显，虽然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因素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和模式正在逐步扩大其作用范围。

第二，我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逐渐高级化。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国际上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推动第三产业大发展，非农业就业增加、农业就业减少，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使较高等级职业的数量和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加，从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向上流动还产生了影响更大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它使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对前途更有信心了；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的增加，就会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阶层结构，而较少产生对抗社会的行为。这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现实：在目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失业人员众多，贫富悬殊加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情况下，社会还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局面，就是因为向上流动机会增加所带来的希望和信心使人们对目前处境的忍耐阈值提高了。超过一亿人的农民工群体忍受着在许多城里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在城市从事着各种低层的服务性职业，基本上与城里人相安无事。这是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了更高的阶层，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比自己从事农业劳动时高许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就越大，职业结构高级化特征越明显。目前年人均GDP超过12500元的东南沿海几个省市，农业劳动者比例已经迅速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职业高级化也将迅速发展，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使全国的职业结构出现一个跃升。

第三，改革开放之后，代际流动率和代内流动率都有较大提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结构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流动机制变得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原有的“身份制”、“单位制”被打破了，“户籍制”虽改革不彻底，但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已经减少，对人们社会流动的阻碍功能已经大大弱化。特别是取消了各种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各社会组织有了用工的自由，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逐步建立起契约关系。加上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全部可以通过市场获得，使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出现大规模的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现实，人们的职业、身份等在迅速地变化着。就业方式和就业渠道的多样化，使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工人不再永久地在一个单位工作；农民不再被土地紧紧束缚；知识分子既可以竞聘公务员，也可以经商，各阶级阶层之间界限不再不可逾越，社会阶级阶层间的流动性增大。个人能力等后致性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加上经济发展提供的大量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开放社会。

第四，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双重转变背景下的社会流动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过渡性。一方面，教育这样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能力或工作业绩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作用越来越大。这表明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另一方面，政策和制度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双重转变过程中，政策和制度因素既有负面作用，也有积极影响。阻碍社会流动的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部分人事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这些制度有的正在被改革，有的还在继续阻隔社会流动渠道，使之不能顺畅运行。［本章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特点的概括，参考了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等研究成果中的观点。］

总体来看，我国当代的社会流动，显示出国家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变特征，与现代化社会应有的社会流动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节 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总的发展趋势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将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将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将变得日益开放，机会将变得更平等，公平竞争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原则将取代身份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同时应看到中国社会虽然已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也仅仅是个雏形，与现代社会合理的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今后的发展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能够健康发展。在国家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能获得健康成长的条件，顺利地发育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象地说就是由“洋葱头形”演变为“橄榄形”。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社会建设提到了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就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执政党的主张。只要这些正确的主张能够在政府工作中得到真正落实，第一种可能，也即最好结果的出现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种可能是由于政策和制度改革不及时，城市化步伐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中间阶层长期发展不起来，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可能导致一种病态的社会结构，一个畸形的“洋葱头形”社会结构。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第三种可能是由于社会政策改革停顿，甚至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致使这个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的“洋葱头”形状社会结构退回到“蜡烛台”形状，这是最差的结构。从目前的情况看，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极小。

二、我国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

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是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前提，也是促使其发育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渠道越畅通，社会流动机制越多元化，社会流动率越高，社会流动的规模越大，社会流动实现得越顺畅，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就越公正、合理、开放，社会各阶层成员就越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整个社会也就越具有创造活力。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必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成为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骨架。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社会经历的两次大的社会转型，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征：一是社会流动模式在改革开放后趋于普遍化，改革开放前那种区别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的独特性正在弱化；二是和其他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国家一样，中国社会越来越趋于开放，实现垂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正在减少；三是社会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的高级化趋势，带动了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四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五是政策制度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后致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我国目前的社会流动，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羁绊，同时又呈现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平的，旧体制下所没有的消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