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数据——改变世界的冲击波

2008年，我告别西南小城，到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直到2010年。这是我在直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亲历改革的艰难曲折、看到她的巨大成果和不可抗拒的趋势之后，利用工作转换之际，偷闲了却难以克制的游学海外愿望的举措，或许可说是还愿吧。从另一方面，在穷困落后的边远地区工作十年，像“传教士”一样目睹几乎还沉郁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的迟钝与万般无奈的人群，更强化了我“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志。忆昔抚今，重新反思、研究，我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创新思考和实践，写完了《大国崛起的政策选择》、《大国发展模式——少数民族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两本书。

就在大量游览世界新发展的同时，我继续在世界IT产业之乡思考：如何教会国民摆脱那些死读洋书、不懂中国国情的“海归们”的误导，实践我提出多年的预言——“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我与谷歌（Google）方面的人士就智能搜索和检索问题进行了沟通。

我对谷歌一度很重视，它进入中国的迅速发展过程引起了我认真的思考，虽然谷歌后来退出了中国，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对它的关注。我关于数据处理、搜索和主动搜索的智能化思考，源于我本身对知识的追求方式——我天生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探索者，我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加上对“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的疑虑、对“封书批儒”的愤懑，导致了我广泛的阅读兴趣。我从来没被文理科的隔阂干扰过。我从小就如饥似渴地追求来自世界本身的真知，而不是被人扭曲、割裂导致的假象，这无疑就是跨越领域和快速流动的“大数据”。我天生享受一种冲动：关于“大数据”的冲动。

在我看来，谷歌的成功在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探索和感受世界的、强大的信息搜索引擎；以前那种为了求知“踏破铁靴无觅处”的境况罕见了，海量信息信手拈来，以致数据信息汹涌澎湃，目不暇接。但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这时社会竟然产生了普遍的“浅阅读”和“不读书”，而“跟着感觉走”的时髦风尚。

我突然感到，“物极必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规律！确实如子曰：“过犹不及”——海量数据与稀缺信息一样，使人们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尽管如此，海量信息蕴藏着无穷丰富的知识宝藏，还是令人得意忘形！

我一直坚信、呼吁，并身体力行：必须开发一种能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主动地、有目的地，一句话——智能型地，为人们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有用数据的搜索。她体贴入微，服务周到。她是下一步信息化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的基础。

于是，关于海量数据或大数据将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以至于思维和文化教育方式的意识迸发出来，我从斯坦福大学立即给中国的决策者写了关于“立即研发主动智能搜索”的建议，引起了上层关注。同是斯坦福大学回来的信息专家徐立约我一起写了关于大数据的建议给中央，再次引发广泛注意。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王海平教授也加入了我们的合作。

即使是在所谓“世界末日”的2012年，改变世界的大数据冲击也已经激起汹涌波涛，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大数据战略，欧盟也制定了相应对策。我与李安渝、王海平、徐立和赵勇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2012年成立了“中国国际经贸大数据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经贸大数据研究中心是由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全过程中，长期活跃、执着奋斗的各个领域的学者组成。这个研究团队不是一天形成的，她也有个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其中大多数学者长期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委从事经济社会管理研究和数据分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持之以恒的跟踪调查。中国国际经贸大数据研究中心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目的。

大数据研究中心的成员中已有许多杰出的成果，例如：从1983年起，就开始对我国农村改革和企业行为与绩效进行追踪调查，曾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及其实施方案”，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成为法律。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年高度评价我们这一思想的厉以宁先生最近在提供给中国高层领导就如何解决严重分配不公问题的建议中，再度力举实施这一方案。

1987年，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追踪调查，预见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增长老路，必须实行以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带动的新型工业化。我们开始呼吁“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

1987年，通过对我国各类企业调查研究，指出：“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是民营化。”

1992年，提出了“经济改革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结构调整为主，总量调整为辅；存量调整为主、增量调整为辅”的著名改革顶层设计政策体系，促进中国宏观调控转向以结构调整为主。

1994年，建立了中国市场监测指标体系，着手研究市场监测，对企业信誉、消费者满意度等进行长期动态监测，也随之启动。

1997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合作，在全世界首先精确预见了我国经济将增长三十年，到2020年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我们孤掌独鸣十多年后，世界各著名预测机构、学者才纷纷向我们靠拢。

1998年，建立了我国企业绩效测评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类企业行为和业绩进行系统追踪调查、比较和评价。

1999～2000年，通过大数据市场监测研究，与国家工商局、国家轻工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糖业协会，联合发起“限制糖精滥用，启动食糖市场”活动，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一举使我国甘蔗种植业、制糖业扭亏为盈，成为甜蜜的事业。

2001年，提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建议，直接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区域建立。

2004—2008年，提出“主动搜索”，探索大数据研究技术，直接运用于市场运营信息分析。

2008年，提出“中国南向崛起”，建立两广（珠）江（北部）湾经济走廊新增长极，推动两广经济一体化进程，稳定南海局势。

2005—2010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础上，基于大数据研究，建立发展监测指数体系，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提出预警。

2010年，推出“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信用信息透明度评价体系”，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监测评价体系。

2012年，建立国家工商总局直销监测网，直接服务于国家市场监管。

现在，大数据研究中心这支专家团队，继续密切监测着我国市场运行，通过中国市场信息评价系统，采用大数据研究方式，发布企业诚信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可见，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全过程中，团队始终保持着傲人的业绩记录。

由于大数据成为热点，我们长期默默的工作得到广泛重视，来自四面八方的讲演要求纷至沓来，为了给学员和朋友们讲解，朋友们要求我们写讲稿。我也未曾想到，一旦下笔竟难以收手，将多年来的思想一挥而就，形成“大数据的数理哲学原理”一文，该文已于2012年圣诞节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此前，从美国归来的计算机专家、教授看了我的文稿，极力支持我应继续发挥，尽快发表，并希望与我们一起致力于为大数据奠定哲学基础，在国际上公布，于是产生了此书。

本书应用部分，多半是远在“大数据”概念提出之前，我的团队做过或一直关注过的一些“大数据处理”的案例——因为大数据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孕育于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应用项目的主要研发者是蒋运承教授、伍轶明教授、范松海博士、徐瑞教授、顾煜教授、张福新先生以及李济汉先生。还有上面提到的几个令我们自豪的有关智慧产业和智慧城市的重大项目，因为篇幅的关系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读者可参见我们的诸多著作。

李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