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大都是时评文字，多数是写于十年之前，或更早之前。但直到现在，仍常有人好奇地问道：这些十年之前的文章，怎么到现在还没过时呢？怎么好像是今天写的呢？
坦率地说，闻此谬赞，心情颇为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甚至要大于喜。喜的是自己还有些“先见之明”，如北京交通拥堵问题、“小升初”教改问题、大学学术腐败问题、“韩流”问题，大都被我不幸言中，不免沾沾自喜、暗自窃喜甚至自鸣得意；忧的是不少“不幸言中”之事这些年来并无改进……
2003年8月4日，北京市第200万辆机动车拥有者产生，这一数据表明北京开始进入汽车时代或曰“汽车社会”，“交通”将成为北京面临的一大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在于昂贵的汽车使用费与合理的公共空间划分。因此，我主张在北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之时，以提高汽车使用费作为缓解交通的主要手段。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交通”是一种资源，应遵循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换句话说，谁产生有害影响谁赔偿。当交通变成稀缺资源时，提高使用者的费用，是最节省资源的方法。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未采取此类建议，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之后，有关部门突然采取“摇号”限购和尾号限行的行政措施。不仅不公，更易导致权力寻租。
为解决交通拥堵，行人与自行车道被不断压缩。交通拥堵的背后，是公共空间合理分配、保障公民权利、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博弈难题。
公民权利应该平等，但由于当初的历史背景，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随之而来的“制度安排”就是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格式化”，形成了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城乡“二元体制”。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自由、平等的最大障碍。当一个社会被固化为权利、利益完全不对等的两大板块，便很难和谐稳定。我认为，最重要的“扶贫”是给农民“国民待遇”，尤其是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给，应尽快实现均等化。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使考试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而强调考试的一个后果就是“应试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应试教育的弊病越来越严重，“教改”呼声日益强烈。教改的核心是改变招生方式：“小升初”取消考试，改为“电脑派位”并辅以招“特长生”、推荐等；大学开始“自主招生”等。
我就是这些“教改”的坚决的反对派！
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只会是越改越坏！各种“加分”名堂百出，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惊人，高等学府“叫兽”事件频出。十几年过去，教育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我“不幸言中”。之所以“越改越坏”，与好心的善良的“教改派”不顾常识与学理设计出的种种制度大有关系。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有“好心”，依理想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教育制度，就可以避免应试教育的弊端。殊不知教育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一环，二者互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设计、实行一套教育制度。十几年“教改”的腐败，终于使舆论开始呼吁要大大减少“特长生”“推荐生”及各种“加分”。这十余年各种改来改去的“教改”中，一批批学生成了“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有道是“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文化”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文化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文化是否繁荣，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前途，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
文化繁荣的关键不在于资金――资金当然非常重要，而在于宽松的环境。所以，当1999年秋传来湖南卫视准备制作一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叫板”时，我发表了《挑战垄断》一文，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信息垄断的不合理性空前凸显，无论是否愿意，终将面对这一事实。湖南卫视敢为天下先，率先向垄断挑战的勇气确令人钦佩，同时这也说明打破信息垄断的时代正在来临”。虽然当时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湖南卫视的宏愿未能实现，春晚仍为央视垄断，但近年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种垄断反成人们“吐槽”的对象。
千百年来，韩国一直属于“中华文化圈”，是“中华文化”的边陲，向慕、学习华夏文化，深受华夏文化影响。百余年前，韩国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现在，面对席卷中日的滚滚“韩流”，不能不承认，韩国打了一场“文化翻身”的大好仗。解码《高天滚滚“韩流”急》，就能发现“韩流”的秘密。
无论幸还是不幸，之所以“言中”，只因尊重常识——自身与他人经验的积累，注重学理——学者、研究者们在常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系统解释框架。
雷颐
2014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