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不管人们对中国在当今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否具备专业或准专业意义上的详密了解，也不管他们就当今和未来中国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体系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和争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无疑会同意如下断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腾升；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面对的内部难题，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对外关系难题，其巨大、多样和复杂程度却达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最甚的地步。正因为如此，作为应对和探索这真正重大的历史性局势的一项智识努力（在浏览该书之后可以判定是一项全面、细致、深入、统一和大致均衡的智识努力），本书值得阅读，值得审视，也值得作为一项可贵的思想资材，以在不同的人那里必然有所不同的方式，与其他思想资材一起，辅佐那总合起来可以说国运所系的伟大思考和伟大实践。

这本内在丰富的著作，或曰理论驾驭与实际透视、战略审视与政策设想、成就论析与弊端揭示彼此结合的著作，出自我熟知的翟东升博士——我200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以后不久在那里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几年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天资聪慧过人，专业言谈犀利，思辨能力强健，智识兴趣异常广泛，而且真正地热爱和擅长学术以外的丰富多面的人生。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研究》完全可以说是就一个难度很大的学术论题成就的一项杰作，在我多年来指导的众多学位论文中间，跻身于很少数质量最佳者之列；不仅如此，2003年他作为第一作者与我合作发表一篇论文《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那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是国内外就这两位最伟大的战争论说者和战略思想家所做的尤为独特的讨论之一，除了反映他的上述素质，还体现了历史主义理解、哲理性洞察和关于具体情势和具体人物的广义的“文学透视”。

也许是由于智识兴趣异常广泛，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之后，并未像我一度大致默然希望的那样继续驻足于经典的政治/战略理论思想研究，而是较迅速地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内与经济研究密切相连的若干方面，直至集中于他近年来热爱并有所建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他为学院承担的大量公益工作，连同在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内形成较明确的定位或焦点所需的较长久摸索，有着某种“牵制性”或“发散性”影响，那是我自己从1977年恢复高考而步入大学之门以来可谓从未经历过的。然而，我们现在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表明，他早已成就了“发散”之后的至关紧要的“集中”，并且在上述种种可贵的素质的助益下，成为我本人很赞赏的理论和思想水平优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他是对中国自身有深切领悟和衷心关爱的“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我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不通晓翟东升博士在本书内深入评说的大量经济“细节”，同时也不准备在此表述我对该书提出或讨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它们必定与该书的观点有同有异。然而，我作为一名多年密切观察和感受中国总体事态，特别是其中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研究家，很赞赏他在该书末尾着重指出的“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济的几个可能风险”，尤其是其中的“全球化退潮”风险。

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说，如同我在国内外的几次演讲中强调的，世界自2008年9月往后面对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衰退有其深刻的心理性和思想性冲击，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由此受到强烈的影响。与现在近乎已成为世界常识的这一情势相比，中国可谓早得多地在颇大程度上自觉减损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的价值和信誉。因为，自2003年夏末——中国的某些有关研究者认定的最早时刻往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就以愈益增进的确信强调，在中国的急剧经济腾飞中那些以社会正义、均衡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显著昭彰的一切，包括“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仅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狭窄执迷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加分辨的融入，等等，是不可持续和愈益危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很大部分中国公众对经济社会负面现状的不满。美国、欧洲大部和其他地方因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状况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一种至关紧要的确信，即必须走一条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及其“中国版本”大为不同的中国特色道路，与此同时保持运用中国本土的和外国的、关于市场经济及其健康的社会含义的积极经验。

当前的“体系中央”美国和正在“迈向体系中央”的中国，在其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都有着重大的弊端，它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出自“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最突出征象是中国的经年巨额贸易出超和美国的经年巨额国际债务。在中美关系中，这巨额出超有它的经年对应物——中国对美国财政部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的巨额购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病态或病理：中国（还有日本）出借巨款给美国，以此在颇大程度上维持美国财政和消费的很不健康的结构，其特征大致为少有制约地狂乱花钱；与此同时美国能够由此给中国提供一个大不可或缺的市场，让中国能向美国出售多半为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其生产大致处于一个也不健康的，多年来以“GDP执迷”为特征的待转换的发展模式框架内。这一经济互动逻辑可以并非玩世不恭地描述为“中美彼此宠坏”，并在相应的程度上“宠坏”世界。

就此，我要重复我在2009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问题说到底属于一类，那就是为各自的社会提供各自的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们可以蕴涵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必然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未来世界的国际基本格局。”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竞赛，赢则久盛，输则必衰。我确信，在此谈论的翟东升博士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争取赢得这场根本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已有尽管远非充足，但实属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中国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的一大法宝，那可以说是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最大独特处，或曰他们的根本思想方式和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它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持儒家“普遍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最广泛地说，就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中国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最简洁的自我概括，以党的用语代表了中国现代革命和当代改革的根本经验，即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决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在其中的认真实践和独立思考去决定，而就此所需的首要战略性素质是基于精神独立和身心勤勉的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

这就是我们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南，而在遵循这指南的当代中国实践之中，需要记住翟东升博士或许仍然钟爱的克劳塞维茨就战争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在这“性格的伟力”和“精神的坚毅”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当今一部关于大战略领导素质的优秀著作《最高统帅》（2002年问世）强调和例解的两项：节制（moderation）和勇气（courage）。节制包括政治节制和情感节制，亦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灵活机动，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时要适可而止，艰难时须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勇气则是使大战略领导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甚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击炮轰之险更罕见的勇气。没有它，其余一切全无用处。”如果非要询问翟东升博士的佳作《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有什么尚欠如意之处，那么有一处便是太少涉及这个至关紧要和当今尤其适切的方面，尽管它属于政治/战略论说而非国际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