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柳宗元：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南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生于长安。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柳宗元所属的河东柳氏，是中国北方一支著名的士族，但到柳宗元所在的时代，其势力已渐衰微。柳宗元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刻苦勤奋，见解开阔，13岁时就写下了《贺平李怀光表》这样难写的文体。这篇文章气势不凡、措辞练达。小小柳宗元出手不凡，马上获得“奇才”的赞誉。

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同考中进士，三年后又中博学宏词科，由此步入仕途。

这一时期柳宗元仕途顺畅，在文坛上也颇负盛名。他家学渊源深厚，所写文章纵古论今，气势宏大，当时的士人仰慕其文名，纷纷登门求教，柳家常常门庭若市。

永贞元年，唐顺宗重用王叔文主持政务，推行新政。王叔文领导“永贞革新”，打击宦官和豪强，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这一革新运动和柳宗元的实行仁政民本的政治主张相吻合，于是他便积极投身其中，与刘禹锡等成了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但是新政严重触及了宦官、官僚和藩镇的利益，在他们的联合反对下，新政仅历时100多天就告失败。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贬为边远各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

元和元年（806年），柳宗元举家来到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任所——永州。新政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艰苦，柳宗元抑郁寡欢，疾病缠身。但是，险恶的环境和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他写下了名篇《捕蛇者说》，借以抨击官府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还写下了游记散文《永州八记》，通过精妙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移心写作，发愤著述，身体力行地投入古文运动。他和韩愈一起，努力把文体从骈体中解放出来，着意用散文文体进行各种体裁创作的活动，从而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

柳宗元用散文体写的论文，重要的有《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封建论》等。他还与韩愈、刘禹锡等人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创造出新文体创作的氛围。

柳宗元还创造性地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他用散文体写就的寓言《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具有非常高的品位，是我国古代寓言的珍品。

柳宗元以其在散文领域取得的全面的划时代的成就，和韩愈一起被世人并称为“韩柳”

，视为散文史上的两座丰碑。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结束贬官生涯，被召回京师。但因为政敌的排挤，他被派往更偏远的柳州任刺史。

在柳州任上，柳宗元废除奴俗，对已经沦为奴婢的，自己出资为他们赎身。他还发展生产，凿水井，修城池，广植树，使柳州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他还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改变了柳州落后闭塞的状况。全国各地的学子钦慕柳宗元的才名，不远千里前往柳州向他请教。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已病入膏育，在京师朋友的努力下，唐宪宗同意将他召回京师，但在诏书到达柳州之前，这位文学大师含冤而逝。柳宗元以其在文学上的造诣，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因为柳宗元有德于民，柳州百姓在他死后为他修建了“柳公祠”和衣冠冢，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共45卷，外集二卷。包括论说、寓言、传记等五类文体。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等为政论的代表作。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春秋时期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多用来讽刺、抨击南昌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其中《临江之麋》讽刺了那些仗势欺人的走狗，他们只要没有靠山，就成了一群无用的废物，任人摆布。《黔之驴》讽刺了那些外强中干的人，没有真才实学，却要四处炫耀。《永某氏之鼠》则讽刺了那些利用社会或者个人的关系作掩护，从而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的人。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危害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生活的安全。另外，《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柯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在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办山赋》、《吊屈原文》等篇。

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

如《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除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以无神论思想和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天人感应”和“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说，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韩愈的主张基本相同，但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他提倡“文者以明道”，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而这个“道”却不专宗儒家一说，主张把百家之说“通而同之”。他强调发挥文学“辅时及物”的社会功能，鲜明地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异扬讽喻而已”。他特别重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社会实践问题，认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明确指出那种“不知耕农之勤苦，物役之艰难”而“专弄文墨”的人，在文学上绝不会有什么成就。此外，柳宗元对作家的写作态度、继承与创新、文学源流、艺术风格、写作技巧、语言运用等问题，都有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以寓言、传记、游记和骚赋的成就最高。寓言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只是用作比喻的片断，柳宗把它发展成为更独立、更完整、更形象的文学样式，推上了中国文坛，并以短小精巧、尖锐泼辣的艺术手法，嘲讽了朝野上下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

他的传记文大多取材于劳动人民，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聪明才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与热烈的歌颂。许多不同职业的下层人民群众的形象进入文学传记，是柳宗元对后世的一大贡献。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美的刻画精微，洞察幽深，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在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以自然境界之美映衬个人品德之美，对比官场丑恶现象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山水名手，为中国的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的骚体文继承了屈原的优秀传统，愤世嫉俗，讽事喻理，构思巧妙，文辞优美，使这种久已沉沦于宫廷庙堂的文学样式焕发出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