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词章不能谓之学”

一 “词章不能谓之学”：《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的边缘化

“词章不能谓之学”：《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的边缘化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钦定》与《奏定》两份章程与“文学研究”的观念

清朝末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与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关系极大。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北洋大学堂；

若与京师大学堂的宗旨和规模比较，这只能算是

西学专科的学堂，因为京师大学堂创立的目标，正如《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所云：“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汤志钧、陈祖恩，125）；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北洋大学堂或者其他新式学堂。

京师大学堂筹措成立的时候，传统学问正遭受强烈挑战，西学的承纳已势在必然；公共言说的重心只在于如何调和“中学”与“西学”（参王尔敏，52-1；丁伟志、陈崧，24-257；张灏，126-197）。大学堂作为重要的国家建制，其创制规式（特别是其中课程的规划）当然反映了当时“中学”与“西学”在中国争持互动的境况。“文学”，由于其本质与民族文化的众多元素互相依存，被界定为“中学”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然而，在现代新式大学中，这门传统的学问却又变成必不可少的一个学科。重新考察京师大学堂创设的构思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学”在介入“中西学”的争持时，其内容和存在模式究竟遭逢了哪些考验、以何种形态出现。只有在“文学”的学科地位确立的情况下，“文学史”才有机会成为系统知识；尤其是向来被认作第一本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及其章程又有深刻的关系。

本章先就京师大学堂创立期间先后出现的几个章程做出考察。大学堂正式开办的初始阶段，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难以事事照章执行；然而，我们却不能把这几个章程看做“数纸虚文”而轻忽其意义。因为参预撰制章程者如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等，都是当世认真面对中西学问交接碰撞所引发众多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章程之立，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统、学术理念，以至世变时局的全盘思考。下文所以据此尝试探讨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气候底下，“文学”如何被措置，最后进占学术体制的一个重要位置。至于由此衍生的“文学史”名目、概念与书写如何纠合或者离异，则在下一章处理。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章程先后共有三个，分别是《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三个章程中的第一个。为配合“维新变法”，清德宗督促总理衙门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总理衙门终于呈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总理衙门请托于康有为，再交由梁启超起草的。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共七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学堂功课例》，第三章《学堂入学例》，第四章《学成出身例》，第五章《聘用教习例》，第六章《设官例》，第七章《经费》，第八章《新章》（汤志钧、陈祖恩，125-136）。整个章程只是纲领性质，不算详尽。第八章《新章》中亦声明所列“不过大概情形”，开办后还需“随时酌拟”（13）。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点比较重要的讯息：一、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为宗旨；二、在“会通”的具体调配下，“文学”的学术位置明显不重要。

（一）“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

中学西学的对立和纠结互动，是晚清学术和文化的重要议题。《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草拟者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枢纽（Chang Ha，296-37）。以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路向来说，“西学”又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元素。他在构思大学堂的课程时，自然会就自己所掌握理解的中西学术做出调度安置，以建立一个理想的教育框架。

要了解戊戌时期梁启超的学术倾向，他的《三十自述》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起点。文中追记梁启超早年的学习生活：和当时许多传统读书人一样，他早年读书只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沉浸于词章帖括之中，“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后来他又就学于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的学海堂。阮元以经学训诂和骈文有名于世，学海堂的学风当然具备这种特色；梁启超的为学倾向也有些改变，“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光绪十六年（189）梁启超初会康有为以后，“决然舍去旧学”；这时他心中真正的“学”，就是康有为指导的“陆王心学”、“史学”、“西学”（《饮冰室合集》11：16-17）。随后他就学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大概“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6：62、65）。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学校总论》批评当时的“士而不士”，而“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所以他一力赞成“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又提出学校的兴办，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饮冰室合集》1：14-21）。梁启超自己的追记、总结学问经验，以至提倡新议，都不忘“西学”。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梁启超个人的事后忆述，以为他这时真的尽弃旧学，因为不管他在言文上如何鄙夷帖括八股，毕竟他（甚或康有为）还是继续应举。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就学以后，还分别在光绪十七年（1891）、十八年（1892）和二十一年（1895）参加会试。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就是康梁等人“公车上书”的时机。事实上，无论学海堂还是万木草堂，都有应科举考试的训练；学海堂的“汉学”训练和万木草堂的“史学西学”传授，在不同时段能够吸引学生来就读，固然与这些训练能够迎合时代学风有关，但这些盛行学风其实也与科举出题有微妙的互动关系，来投生徒也有不少是着眼于书院学风有助揣摩考题。其中关系的厘清，对我们理解《大学堂章程》中词章之学的位置安排极有帮助。

从洋务运动开始，不少人都知道西方的许多知识是救国利器，然而他们只着眼于西方的器用技术，即所谓“艺”。作为维新思潮代表人物的梁启超，深化了这种学术朝西看的倾向；他认为要更进一步地掌握西方知识，“政”、“艺”都值得学习。在过去，“西学”训练只是正统教育以外的附属作业。梁启超在构思大学堂时，正想借这个全国中央的建制，把“西学”迁移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结构的中心位置。然而朝廷内外还有许多思想比较保守、对“西洋习气”不满的官员；京师大学堂如何配置“中”、“西”学业，自是众目睽睽。光绪二十二年（1896），被视为维新运动帝党中人的孙家鼐，上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曾反复申明“中学本位”的立场。梁启超周旋其中，必须知所进退，有策略地进行传统学问与西来知识的结合。在他草拟的章程中，其《学堂功课例》一章特别声明：“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又说：“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因此，大学堂的“功课”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127-128）。

当然，“中西并重”的话说来容易，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何从传统学术范围中做出取舍，怎样认识西方种种“政”、“艺”，正是问题的关键。《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标榜的“中西并重，观其会通”，可说是“新学”的一种发展：其结构以功能为主导，以当时所能掌握的旧学新知，做出调整安排，以切合时用。要进一步理解梁启超这个构想，可以参看他在一年前写的《与林迪臣太守书》。在此梁启超对传统学问做出检讨，以为旧学中“考据”、“掌故”、“词章”三大宗，当以“掌故”最为实用，“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饮冰室合集》3：2-3）。由此例可推知《章程》所谓“会通中西”，其目标就在“致用”；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的“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章程》的《功课》一章，最能揭示这一点。

（二）“功课”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文学”不入“专门”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根据“西国学堂”之例，“所读之书”分成“凡学生皆当通习”的“溥通学”和“每人各占一门”的“专门学”。这个“溥通”、“专门”的架构，先见于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所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其中“溥通学”的功课有四：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有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并说明：

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

这里的读书课程，先列经学、诸子学，正是由“中”入“西”；“专门学”项下有解说云：

各专门非入西人专门学堂不能大成。

由此更可见到整个课程的目标和倾向，正是向西方学习。“专门学”当中仅有的一门传统“功课”是掌故学，据“读书分月课程表”所列，既要研读《周礼》、《秦会要》等传统政治制度的史籍，还要进而研读《日本国志》、《法国律例》、《英律全书》等（汤志钧、陈祖恩，237-245）；这就是《与林迪臣太守书》中所说：以“中国掌故之学”，“参合之于西政”，用中学架式以承纳西学。

京师大学堂的规模，当然比时务学堂宏大，但课程编排，明显有沿袭的痕迹。《章程》声明“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把“功课”分级递进；学生先以三年时间完成“溥通学”十门：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

第十一到第十五门“功课”是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学”，学生要在研读“溥通学”的同时选习其中一国语言文字。然后进修十种“专门学”的一门或两门：

高等算学第十六，高等格致学第十七，高等政治学第十八（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第十九（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第二十，矿学第二十一，工程学第二十二，商学第二十三，兵学第二十四，卫生学第二十五（医学归此门）（汤志钧、陈祖恩，128）。

这也是一个“由中入西”、“重西轻中”的知识架构。“中学”的重点如经学、理学、诸子学等，都编入“溥通学”之列。这种编排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经学、理学等是所有学问的基础，因此不能说不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功课”一律不作专门进修学习，与政治学、地理学等的“初级”程度同列，可见其学术位置的高下。事实上“专门学”中的“功课”，全是“西学”中的“政”、“艺”范围，属于思想文化门类的知识，无论中西，似乎都不暇深究。

再看“溥通学”中的第九门“文学”，仅排在“体操学第十”之前。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排列有没有“九儒十丐”的味道？什么是“文学”，章程未见说明。但“体操”之学并非学术，却是最明显不过。

要理解“文学”的学术成分，我们可以参看梁启超同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两个教学章程。先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这份学约罗列条例十则：其标题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再而是《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分列八项：“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卫生”。这两个章程揭示的教育架构从个人心志的修为出发，而以经世传教为最终目标；其中与智力教育最为相关的，显然是“读书”和“穷理”两项，二者都以“西学”为关键，以“实用”为准的；至于“文”与“学”的关系，我们得仔细审查两个章程的“学文”一项。《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说：

《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学文之功课，每月应课卷一次（《饮冰室合集》2：27）。

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和“辞达而已矣”两句话，向来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常征用的话。这两处圣人之言，正好辩证地规划了为文的两个方向：一是语言的运用应该富有文采，另一是言辞以达意为目标，不必求工。然而，不管重点在哪一端，这两句话的指向都在于“致用”——“言”之“行”、“辞”之“达”。在梁启超看来，“文”就在“致用”的大方向之下，成为“学”的辅佐工具，但“文”却不是“学”，更无独立的价值；这个观点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学文》中有更清楚的表述：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饮冰室合集》2：35）。

“文”只是应用的工具，“说理论事”才是目的。在致用范畴以外的“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便是需要警惕、小心面对的高危物品。在同篇“读书”一则，他又说：

今之方领矩步者，无不以读书自命，然下焉者溺帖括，中焉者骛词章，上焉者困考据。劳而无功，博而寡要，徒斫人才，无补道术。今之读书，当扫除莽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枝（《饮冰室合集》2：34）。

词章与帖括、考据都是无用多余的“骈枝”。他承认“文”对人的心志有作用力量，但这种作用似是阴柔的祸水，足以使人沉迷陷溺。在自强维新的背景下，梁启超这种取舍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番论述的另一个判断：把“文”（或者“词章”）的学习限定在“创作”的领域，而不认为当中有足以构成“学”的条件（“不能谓之学”）。此所以“学文”一则，列在“读书”、“穷理”之外；此所以“学者”要与“文人”划清界线。

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总纲》一章提到“功课书”时，就清楚指出：“今宜在上海等处开一编译局，取各种普通学，尽人所当习者，悉编为功课书……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汤志钧、陈祖恩，126）。传统著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流，这里单单不提集部；可见《筹议章程》并没有给“集部之学”一个重要的位置。然而“溥通学”中所谓“文学”，其具体的指涉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万木草堂经验说起。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讲学课程，据梁启超《南海先生传》（光绪二十七年，191）的追记，其“学科”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类，而每类各有统属。其中“文字之学”下赅“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二门。其实万木草堂的实际课程是否细致完备若此，颇有可疑。比方说，“外国语言文字学”大概没有真的讲授。梁启超所记述的纲目，只能视作梁启超自己对学问分科的一种构想。然而，我们可以先借此推敲当时习用的“文学”、“文字之学”、“语言文字学”和“词章之学”几个概念在这个脉络下的意义。最基础的语言学习可以称作“语言文字学”；“词章”则是比较高层次的语文运用。以万木草堂的学生而言，于中国语文已有相当的能力，而外语却未有基础，所以会有不同的学习要求。梁启超以“文字之学”统括语言文字的初阶认识以至词章体格的学习，这个范畴之内的各种知识都可以称做“文学”，因为文学是以文字为起始点所开出的概念；例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小说门》中说：“今中国人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康有为全集》3：1213），以及稍前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提到分科的问题时曾举列“文学科”，并以“各国语言文字”附于“文学科”之下（汤志钧、陈祖恩，123），都是基于类似的理解。依此推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溥通学”中的“文学”，应该不是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学习，而是偏指“词章”；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的学习则概以“语言文字学”称之。

我们或者有兴趣深究，《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文学”或者“词章”，是写作训练还是文学知识的讲授呢？《章程》之内并没有任何说明，我们不容易找到明确的答案。可知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词章”之学，肯定包括文学源流的知识的传授。现在流传的几本万木草堂的讲学笔记，如《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都有文学源流的讲授记录（《康有为全集》2：23-249；2：456-467；2：56-515；2：63-69）。正如上文所说，梁启超在这个时期的“实用主义”思想，大概比康有为更强烈；因此他拟定的《章程》中把“词章”的学术思辨成分排除掉，也是极有可能的。

（三）构思与实践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上呈，得到德宗的认许，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事宜。同年八月（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掌政权，新政尽废，只有京师大学堂的构设可以保存。十月（11月）京师大学堂出告示招收学生，十二月（1899年1月）正式开学。在筹划过程中，孙家鼐曾经就《大学堂章程》做出若干修订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学科的“变通”：

查原奏（按：指《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普通学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汤志钧、陈祖恩，137-138）。

在梁启超原来的构想中，京师大学堂因为未有中小学堂的支援，只好把不同学习阶段的课程浓缩合并；“溥通学”的设立，其部分用意是追补中学堂所应修习的知识以及其他基础训练。然而孙家鼐从实际操作来考量，就觉得这十门必修的基础科目太繁重，于是提出归并减省，甚至必修改成选修，其中“文学”一门，就不知编排到哪里去了。

然而，无论设计如何周密，还是要正式推行才知是否真能实施。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以后，究竟如何上课，现存资料不多。在开学之初，大学堂公布正式的“规条”，其中有几点有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甄选和学习情况。首先我们注意到“科举”主导的学习方式，在京师大学堂的新制式之内，仍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因为报名入学的学生，如果未经科举选拔，就要先行甄别；据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颁布的《京师大学堂规条》：

凡非正途出身，应考验其文理，以定去留……由管学大臣出题，分制艺策论，听作一艺即为完卷，如未经开笔，令默写经书一段，约以百余字为率，不错不落即为完卷（朱有瓛，1下：669）。

入学以后，又有“月课”：

每月考课拟就西学放假之日，分制艺试帖为一课，策论为一课，一月两课，由管学大臣、总教习出题（朱有瓛，1下：67）。

虽然大学堂创设的宗旨是“汇通”中学与西学，其课程编排也包括“早习中文，午习西学”（孙家鼐《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79），然而旧习的影响实在太大，照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1898-191）的记述，初期的学习情况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开学，学生不及百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学生招徕渐多，将近二百人……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朱有瓛，1下：683）。

由此看来，这时的“词章”之学，大概要让位于帖括专门，而未必有机会发展成一门具独立体系的思辨学问。《京师大学堂规条》中有一条，特别声明“记诵辞章不足为学”（朱有瓛，1下：669），大概因为主事人虽不敢“薄弃举业文辞”，却不认为这些辞章练习除了作为敲门砖之外，还有什么真的学术价值。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年7月）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事停办。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2年1月）慈禧太后命张百熙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工作，从此京师大学堂的建设步入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