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孟买 马德拉斯管区的早期改良活动

孟买管区的运动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开始发展，主要由富裕的、有地位的祆教徒知识分子和正在形成的马拉特人知识分子领导，也有少数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聚集在爱尔芬斯顿学院周围。爱尔芬斯顿学院在1828年建立后，不到几年，就培养出一批具有近代思想和科学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先进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印度，对印度在外国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以及印度的贫穷落后感到耻辱，于是产生了变革现状的要求。他们也从建立各种文化思想团体开始。这样的团体有印度文学协会、文学艺术和科学协会等，后者影响较大。这一批积极倡导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久就获得了青年孟买派的称号。

青年孟买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他后来成了印度国大党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是祆教徒，在爱尔芬斯顿学院毕业后就开始进行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活动，建立了许多以倡导改革为宗旨的宣传团体，还办了《真理之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向阻碍印度社会进步的政治压迫、民族歧视和无知宣战。50年代他去英国经商，在那里继续进行民族主义活动，对孟买管区的运动发展继续起推动作用。

孟买最早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还有两人应当特别提出。一是巴尔·夏斯特里·遮姆赫卡尔（1812—1846），马拉特人。他在爱尔芬斯顿学院任教，是第一个在近代类型的大学中获得教授职位的印度人。他的活动比瑙罗吉早。1832年他创办《孟买之镜》周刊，用英语和马拉特语出版，影响很大。他宣布办刊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讲坛，自由而公开地讨论和印度繁荣、人民幸福有关的问题。他认为英国统治是一个对印度有利的现实，印度人民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现实来获得利益。印度的政治进步在于建立宪政制度，这只有通过和英国政权的合作来实现。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认为能否取得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就要看能否掌握先进知识。他写道：“一千年前，英国人在科学、文学方面是不发展的民族，比我国落后”，而现在印度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要求放弃那些过时的制度、过时的思想方式和陈旧习俗。为了争取印度逐渐实现宪政制度，他要求让印度人担任文官，参加国家管理，呼吁英国殖民当局学习罗马人，允许被征服的居民担任国家公职。孟买地区民族运动的特点是，这里印度商人是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印度商人力量在孟买比在印度任何地区都强，他们已采用近代方式经营，其中一部分人正在向工业资产阶级转化。因此，孟买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比较强调经济方面的要求。遮姆赫卡尔力主废除内地关卡税，说这种关卡税是先前统治者缺乏远见的表现，继续征收这种关卡税，只能“使国内贸易复杂化和困难化”，他还特别反对只对印度制造品征收这种关卡税的歧视制度，认为当局本来应该采取相反的态度，“鼓励和保护”印度的制造业。这样，遮姆赫卡尔就最早地、最明确而突出地反映了印度新兴力量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这方面的声音在孟加拉是比较弱的，那里由于自由派是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反映地主要求的呼声更强烈些。

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呼声在孟买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罗姆·克里希那·维斯瓦纳特的思想体系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反映。他也是马拉特人，1843年用马拉特语出版一本小册子叫《印度今昔》。其中写道，经济发展是一个民族政治进步的前提。他尖锐地揭露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剥削政策，指出：为了把印度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英国人采取了不光彩的措施，英国的政策剥夺了印度制造商品的能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像印度这样残酷的剥削制度”。他认为在经济利益方面，英国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期望在英国帮助下改变这种状况是痴心妄想”，“印度人必须自己改变自己的地位”。他提出的办法是发展民族工业，使用近代科学技术，扩大产品出口，和英国竞争。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他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说：“建立现代技术装备的工业，比政治方面的改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能促进民族的“精神复兴”，从而带动“政治复兴”。他这套主张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突出反映印度商人不满英国工业资本的排挤，希望发展印度民族工业的愿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听到印度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过程中发出的强烈信息。

在孟买管区，马拉特人集居的马哈拉施特拉地区民族运动的发展仅次于孟买，浦那是其中心。这里的运动与孟买保持密切联系。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活动，主要思想家是戈帕尔·哈里·德斯穆克（1823—1892）。他出身于婆罗门贵族家庭，他的家庭因忠实于佩什瓦，被英国殖民当局剥夺了领地。1848—1850年，他用“人民利益捍卫者”的笔名在浦那的《阳光》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就马拉特联盟为什么被英国打败，印度文明为什么衰落，印度政治发展的理想道路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拉特人的制度是一种旧式的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因而必然要失败：印度文明所以衰落是因为拘泥于老传统，保持严格的等级社会制度，缺乏进步思想和灵活性；印度的拯救之路在于按西方方式改造社会和政治生活。他认为英国统治有利于破除印度社会的旧传统，但印度人如坐等英国恩施，也不能走上进步道路。他主张，在政治方面应积极促使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宪政改革，争取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提高政治素质；在经济方面，应逐渐停止输入英国工业品，而由印度人自己生产这些产品。他还特别强调推广西方教育，学习近代知识，认为这是获得经济政治进步的前提。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说，有朝一日“印度将摆脱锁链……当我们的民族在教育上得到进步，就能迫使英国人给他们以议会。当我们民族的代表坐在议会里，他们就将站起来对英国人说，‘现在我们在智慧上、教育上平等了，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有政权’？当印度民族的大部分达到这种程度时，英国政府将被迫把政治独立还给印度人”。不过他认为这一天的到来“至少还要二百年”，反对在最近的将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任何设想和行动。

从上述孟买和浦那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宪政改革，是他们的主要要求。这和孟加拉早期活动家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孟买、浦那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到50年代也出现了建立政治组织的趋向。1851年首先在浦那建立了德干协会，1852年在孟买建立了孟买协会。孟买协会是由一些与印度大商人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建立的，达达拜·瑙罗吉是创建者之一。

马德拉斯的运动始于30年代建立的印度文学社。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印度商人和知识分子。它不但讨论文化问题，还讨论政治问题。在一段时期内，重点是反对传教士的进攻，抨击殖民当局支持传教士的政策。这种活动使他们提高了民族主义觉悟，产生了经济、政治改革要求。1851年孟加拉英印协会建立后曾派人和这里的活动家联系，希望建立合作关系。1852年在斯里尼瓦沙·皮莱和拉克斯马拉苏·契提领导下建立了孟加拉英印协会马德拉斯分会，但因意见分歧，同年与孟加拉英印协会脱离关系，单独成立了马德拉斯本地人协会。

这样，到50年代上半期，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管区的中心便都出现了地区性的民族主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