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

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追寻罗兰·巴尔特批评方法的演变轨迹秦海鹰

[摘要]本文以罗兰·巴尔特1970—1973年间发表的四篇个案分析为依据，考察其批评方法的演变轨迹，说明他怎样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过渡到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第一个巴尔特转向第二个巴尔特。文章认为，巴尔特的方法转变经过了一个含混和犹豫的过程，并且他最终也没有完全舍弃结构分析，只是用文本分析补充和延伸了结构分析，因为两种方法分别适用于文学语言的两极或两种属性——语言和言语。这个演变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结构分析 文本分析 后结构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互文思想的指导下自创了一种颇具颠覆性的阅读方法，其特点和宗旨是通过读取文本中的五种意义“代码”（或五种“内涵”，五种“声音”），来揭示文本的互文特征，指出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的各种关联，说明文本是一个有多个入口的网络空间，而不只是一条词语组成的线。巴尔特把这种方法命名为“文本分析”（analyse teXtuelle），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五种代码分析法或互文阅读法，其理论说明和应用范例就是发表于1970年的《S/Z》。评论界通常把这本奇特的批评论著看做是巴尔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标志，巴尔特本人虽然从未使用后结构主义这个标签来为自己分期，但他在1971年接受《时代的符号》杂志的采访时明确承认，在《S/Z》与他五年前发表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之间“发生了断裂”：

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我求助于一种普遍结构，有了它之后我们才可能得出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我假设有必要重构一种叙事语法，一种叙事逻辑（那时我还相信有这样的语法，我不否认）……

在《S/Z》中，我颠倒了这种前景，因为我不认为有一种超越多个文本的模式，更没有一种超越一切文本的模式，我假设……每个文本都是它自己的模式，换句话说，每个文本都应在其差异中被对待，而这恰恰应该是尼采或德里达意义上的差异。

笼统地讲，我们可以说“断裂”发生在结构和解构这两种思想之间，尤其因为巴尔特在这篇访谈中提到了德里达的差异概念对《S/Z》分析方法的影响，并暗示他不再相信有“叙事语法”这样的普遍结构。但具体地讲，我们可以说“断裂”发生在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这两种方法之间，它们分别对应于巴尔特的“符号学”（结构主义）时期和“文本性”（后结构主义）时期。这里我们不准备抽象地讨论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只准备以他1970—1973年间发表的四篇个案分析为例，追寻其批评方法的演变轨迹，看看他怎样在操作层面上从结构分析过渡到文本分析，从第一个巴尔特转向第二个巴尔特。

巴尔特在1966年发表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系统总结和梳理了普罗普、布雷蒙、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等人的叙事研究方法，把他们的各种工具性概念纳入一个完整的、等级制的叙事结构分析体系。该体系从低到高分为三个逐层归并的描述层：功能层（即普罗普和布雷蒙的方法，相当于对情节的研究）、行动层（即格雷马斯的“行动元”分析方法，相当于对人物的研究）和叙述层（即托多罗夫所说的叙事“话语”，相当于对叙事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巴尔特本人的主要贡献是对功能层的细化，他区分了两个下属层：动态的“功能”（即严格意义上的“功能”）和静态的“标记”，前者涉及行动，包含换喻关系，后者涉及状态，包含隐喻关系；动态的“功能”又细化为两个子功能——“核心”和“催化”；静态的“标记”也再细化为“标记”（即严格意义上的“标记”）和“信息”；若干“功能”的组合则构成“序列”。研究者可以分别着眼于这些抽象的结构因素，对叙事作品进行功能分析、标记分析、行动元分析或序列分析，这样的分析统称为结构分析。巴尔特在说明这些方法时主要以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之一《金手指》为分析实例。该书如同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虽不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却是他在文学研究领域研习、普及和推广结构主义方法的代表性成果，后来常被当做结构叙事学的经典入门教材。

然而，《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发表后不久，巴尔特便开始偏离他所推广的结构分析方法，逐渐建立了一种以个人阅读为基础、以读取五种“代码”为具体任务、以揭示意义的无限开放性为主要目的的文本分析法，并把这种方法先后运用于四篇叙事文本：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纳》、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以及两篇《圣经》故事。对《萨拉西纳》的完整分析构成了著名的《S/Z》（1970），对其他三个叙事文本的分析见于三篇各自独立的论文：《叙事的结构分析——关于〈使徒行传〉第10—11章》（1970）、《与天使搏斗：〈创世纪〉第32章第23—33节的文本分析》（1972）、《爱伦·坡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1973）。

其中的《S/Z》脱胎于巴尔特1968—1969年间在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开设的研讨课，也就是说，新方法的酝酿从1968年就开始了。在《巴尔特全集》中我们可以读到巴尔特关于这门研讨课的两篇教学总结（67—68学年和68—69学年的总结），标题为《一篇叙事文本的结构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西纳〉》，其中提到研讨课使用的代码分析法，并指出这种方法是“对叙事结构分析的贡献”，是“一种接近古典文本的方法”，是“多元批评的尝试”，其根本目的是：“深化文学理论；把文本当做一种多重结构的游戏而不是当做一种结构等级来描述，其中心不可能被固定，除非以武断地停止阐释（批评）的方式来固定；通过与现代性的极限文本，即人们斥之为不可读的文本的隐含对照，来揭示传统的可读性的动因”。

在这份教学总结中，反等级制、反中心化、崇尚多元阅读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特征已经显露无遗，正是这种具有解构意味的新思想促使巴尔特在文学研究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为期两年的研讨课上的口头讲授是这个探索过程的最初阶段，上面提到的四篇论文则可以看做是这个探索过程的完整笔录。仔细阅读这四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巴尔特所说的“断裂”并不是那么果断，裂痕也不是那么清晰，他对自己方法的性质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其实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逐渐地从结构分析转向了文本分析，并且在我们看来，他最终并没有完全舍弃和彻底否定结构分析，只是用文本分析补充和延伸了结构分析，因为两种方法分别适用于文学语言的两极或两种属性——语言和言语，此外也分别适用于两种类型的文本——口头和文字。

仅从上述几篇论文的标题即可看出，巴尔特对方法的命名有点混乱和随意，他起初并未把他独创的文本分析与经典的结构分析明确区分开来。四篇论文虽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文本分析所特有的代码分析法，都非常强调个人阅读的作用，但前两篇分析仍被他称为“结构分析”，这是因为他此时一方面在进行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并不认为这种尝试已经超出了经典结构主义的范围，而后两篇论文虽然被他称为“文本分析”，但其中却仍然保持着对行动元、功能、序列等结构因素的关注，即仍然残留着结构分析的痕迹。

《叙事的结构分析——关于〈使徒行传〉第10—11章》是这四篇论文中最早发表的一篇，也最能显示巴尔特在定位自己方法时的含混和犹豫。该文是他于1969年9月应邀参加法国天主教联合会《圣经》研究年会时宣读的论文，当时他已经开始在研讨课的基础上撰写《S/Z》，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应用他自创的方法了。然而他当时是作为结构主义的明星受到邀请的，他接受的任务是向《圣经》专家们“介绍通常所说的叙事结构分析”，并告诉他们如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圣经》文本，因此他知道他的发言不能只代表他一个人，而应介绍研究界的同行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于是他这篇论文的写法便显得颇为暧昧：在理论陈述部分，他介绍了结构分析的原则、方法和主要代表，但又并没有完全坚守结构主义立场；在实例分析部分，他所展示的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结构分析的新方法，其中提到的三个操作步骤——“分割文本”、“清点代码”、“建立关联”——正是他在《S/Z》中使用的步骤，但他又并没有把这种新方法叫做文本分析，而是把它归入了“结构问题”。

该论文的理论部分介绍了叙事结构分析的起源和现状，概括了叙事结构分析的三个原则——“形式化原则”、“相关性原则”和“多元性原则”。巴尔特解释说，“形式化原则”是一种抽象化原则，依据的是索绪尔对语言/言语的区分，根据这一原则，叙事结构分析不以孤立的文本为对象，而以叙事“语言”为对象，因为“文本是一个言语，但它指向一种语言，是一个信息，但它指向一种代码，是一个行为，但它指向一种能力”。鉴于这一原则，他明确表示他将要分析的《使徒行传》这篇《圣经》故事本身不是他的研究对象，他只是把它当做验证叙事语法的一个叙事语料，就像研究普通语法的语言学家必须收集具体的句子作为语料那样。在论文的结尾处他再次申明，结构分析的宗旨不是研究特殊，而是研究一般，是要“重建一般的叙事语言”，仅仅是因为一般必然寓于特殊，他才必须谈论一个具体的叙事文本。因此，整体而言，即就该论文开篇和结尾的总结性论述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巴尔特此时确实是以“结构”的名义对待文本，而不是以“差异”的名义。

然而，当巴尔特解释第二条结构分析原则时，他的立场开始漂移。他首先借用音位学上的“相关性原则”和“区别性特征”等概念，来说明叙事结构分析也像音位学研究那样要探讨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形式，“找出能被内容差别所证明的形式差别”，并强调他所说的“意义”不是通常含义上的词汇意义，不是“所指”或“充实意义”，而是各种成分之间的“关联”，即结构意义。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仍然符合结构主义原则。但当他进一步解释“关联”（corrélation）和“意义”（sens）时，他的视野已经拓展到了结构之外：

我们把任何类型的文内关联或文外关联，即任何引向叙事中的另一个时刻或引向阅读叙事所必需的另一个文化地点的叙事特征，称为“意义”……因此意义不是一个充实的所指，不是我在词典中，即便是叙事词典中，可能找到的那种所指；意义主要是一种关联，或关联中的一项，一个关联项，或一种内涵。意义对我来讲（我在研究中就是这样看的），主要是一个引文，是一个代码的出发点，是允许我们走向某个代码的东西，是包含某个代码的东西，即使这个代码不被复原或不可复原。

巴尔特在此把文本关联分为“文内关联”和“文外关联”两大类，其中的“文外关联”主要是指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关联。通过这样的滑行和移位，他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经典结构分析的内在性原则，在封闭的文本观中打开了缺口，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结构分析的介绍中悄悄渗入了建立在广义文本概念上的互文观。

巴尔特在拓展“关联”概念的同时，也继续拓展了“意义”的概念。他本来是要重申结构主义的形式化立场，避免对“意义”作本质主义的解释，只把“意义”看做是结构和形式，但随着他的阐发，结构意义上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飘忽不定：

正如一种语言是多种言语的可能性（一种语言是一定数量的、甚至是无限数量的言语的可能场所），同样，分析者在寻找叙事语言时所要确定的也是多种意义的可能场所，是意义的多元，或是作为多元的意义……对我来讲，意义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一个可能，而是可能之存在本身，是多元之存在（而不是一个、两个或若干个可能）。

这里的意思是说，建立在文本关联上的“意义”其实不是“意义”，而是意义的“可能性”；甚至也不是“可能性”，而是存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本身。这便引出了他所说的结构分析的第三个原则——多元性原则，但多元性原则显然已经不是结构主义原则了，而是最能体现他本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观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巴尔特在这篇论文的实例分析部分已经采用了和《S/Z》一样的代码分析法，比如他从《使徒行传》第10章第1—3节中清点出了叙事代码、方位代码、行动代码、名称代码、历史代码、意素代码、修辞代码、解经代码、元语言代码等等，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新方法，而是把这些代码仍然当做“结构问题”来讨论：该论文实例分析部分的标题是“《使徒行传》文本中呈现出的结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他此时对新方法的认识还很模糊，尤其是他对“代码”一词的使用似乎能保证他仍处在结构主义范式中，让他以为他寻找的是作为“语言”的代码，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代码已经与准确意义上的代码貌合神离了，这个词在他那里主要是“意义可能性”或“意义出发点”的代名词，是为了把阅读中得出的多元意义进行归类和分别存放而建立的一些方便的“文件夹”，或者说是“言语”，而不是“语言”。仿佛是为了解释自己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协调，巴尔特在论文结尾部分承认自己“既未能一般性地谈论叙事的结构分析，也未能具体地对这个文本进行结构化”，而是“尝试了一种折衷的办法”。不过，此结论中所说的“对这个文本进行结构化”其实已经预告了文本分析的任务。

与这篇措辞含混的论文相比，同年出版的《S/Z》一书的理论立场要鲜明得多。此书是巴尔特对自己两年来在研讨班上的新尝试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不再是对十多年来学术界的叙事结构分析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普及，所以他有充分的空间来展示他个人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此书由三个部分穿插交替组成，一是被分割成561个阅读单位的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西纳》的原文、二是对每个阅读单位中的意义代码的清点和归类、三是对各种代码的发散性解读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文学写作的思考片断共计93篇。整部著作一直保持一种松散的状态，既不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叙事结构做等级化的层层描述，也避免对这部作品的最终意义做总结性的评论，只是按照《萨拉西纳》的自然顺序逐字逐句地细读，然后把读出的各种可能的“内涵”（即二级意义或联想意义）归入五种类型，亦即“代码”，以期说明巴尔扎克的小说在何种程度上是多元的，在何种程度上其多元性又是有限的（关于此书的具体内容，此处暂不讨论）。我们可以说上一篇论文是巴尔特方法断裂的前奏，而《S/Z》则意味着断裂的真正开始。他在上篇论文中还试图通过考察具体的叙事文本来检验叙事语法，而《S/Z》一开篇他就借用了一个类似“芥子纳须弥”的比喻，嘲笑那些想在“唯一的结构中看到世界上的全部叙事”的“最初的叙事分析者”，他们自以为能够像某些佛教徒那样“通过长期修行，在一粒蚕豆中看到万千风景”：“他们想，我们从每个故事中抽取出它的模式，用这些模式建成一个巨大的叙述结构，再把这个结构重新注入到任何叙事之中（以便检验）：繁重的任务……而且最终是令人讨厌的，因为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不是某种充实的、不可简约的性质……而相反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差异，一种连接在文本、语言和系统的无限性上的差异：一种每个文本都是其复归的差异”。可见，此书所持的文本差异论和和此书使用的散播意义、消解中心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不像上篇论文那样在新方法和旧理论之间“尝试折衷”。不过此时他似乎仍未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命名自己的方法，所以在研讨课的教学总结中，他仍把对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萨拉西纳》的分析叫做“结构分析”，而在《S/Z》中，他对自己的方法则语焉不详，既不再说“结构分析”，却也还未提“文本分析”，只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来形容这种缓慢而分散的“阅读工作”。

在1972年发表的《与天使搏斗：〈创世纪〉第32章第23—33节的文本分析》中，如标题所示，巴尔特开始把自己的方法明确称为“文本分析”，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尝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篇题为“文本分析”的论文中，他反倒没有像在《S/Z》中那样系统地清点意义代码，只是以强调个人阅读的方式体现了文本分析的特点，并试图把“散播意义”的策略渗透到结构分析中。他认为《圣经》故事属于口头叙事传统，非常适合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所以这篇论文整体上仍然是标准的结构分析（第一部分为“序列分析”，第二部分为“行动元分析”和“功能分析”），但在分析过程中，他不时地加入了一些不属于结构方法的个人解读。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序列分析中，“与天使搏斗”这段《圣经》叙事被他抽象为“渡河”（第23—25节）、“搏斗”（第25—30节）和“命名”（第28—33节）三个情节序列和若干个子序列，以说明这篇《圣经》文本在结构序列上的可读性。但他又立刻指出，结构上的可读性并不妨碍文化上的歧义性，仅从结构上讲，“与天使搏斗”的故事完全符合普罗普总结出来的民间故事的普遍结构，但“渡河”这个情节序列中却出现了一个理解障碍：雅各“独自留下”究竟是在“渡河”之前还是之后，《圣经》原文不甚清楚。也许是雅各让家人先渡过河去，自己一人留下与天使搏斗；也许是他和家人都渡过了河，然后一人留下与天使搏斗。这一理解障碍让巴尔特感到无比兴奋，他从中看到了阅读的“分叉”，即看到了朝两个方向理解下去的可能性。第一种阅读（渡河之前搏斗）遵循的是民间神话故事的叙事逻辑，相当于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第15—19个功能。根据民间神话故事的语法，主人公必须与一个神秘力量（比如龙或河神）角力并获胜，才能顺利“通关”，这便是结构分析所说的“考验”。第二种阅读（渡河之后搏斗）侧重于宗教意义：此时“渡河不具有结构目的，但获得了一种宗教目的”。雅各一人留下与天使搏斗，不再是为了经受“考验”，而是为了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用孤独标记自己”（此处巴尔特借用了符号学术语），成为一个“被标记者”，也就是上帝的选民，为“以色列”命名（故事最后，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巴尔特解释说，对于理解上的这种不确定性，神学家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解经学家虽可以接受，但会努力寻找实证论据来排除歧义，还其历史的本义，而“文本分析者则会品尝两种可理解性之间的这种摩擦”。接下来，巴尔特以“文本分析者”的姿态，借助这段《圣经》文本中出现的其他阅读障碍和“摩擦”，沿着两个方向对整个故事进行了双重阅读，其中第一个方向的阅读仍属于结构分析，第二个方向的阅读则属于文章标题中所说的文本分析。巴尔特最终想说明的，不是《圣经》文本怎样运作，而是如果没有读者或“文本分析者”的主动介入，文本就无法运作，文本的机制就会失灵。这个读者不是文本真理的评判者，而是文本多元意义的品尝者，他的介入不是为了澄清含混，确定一个意义，排除其他意义，而是为了发现尽可能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看到，巴尔特像分析《使徒行传》时那样，在结构分析中渗入了文本分析的观点和多元性原则。所不同的是，他此时对自己方法的性质已经看得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法并不是以客观的结构为依据，而是以主观的阅读为依据：“文本分析主要建立在阅读上，而不是建立在文本的客观结构上，文本的客观结构属于结构分析。”这意味着，他虽然不否认文本有一个客观结构，但他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感兴趣的不再是普遍的叙事语法，不是这篇《圣经》叙事如何符合民间故事的一般模式，而是在这篇完全符合民间故事结构的叙事文本中，“结构如何‘散播’内容”，如何提供多种阅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感兴趣的不再是可读性（传统）文本之所以可读的结构条件，而是潜藏在可读性文本中的任何微小的可读性障碍，是“可读性的摩擦、断裂和非连续性，是那些不大容易纳入一个明确的逻辑结构的叙事实体的并置”。由于巴尔特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断裂”，所以他在文章开篇就主动宣布自己所做的结构分析不是很纯正，更应该叫做文本分析，并首次对文本分析这个名称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说明：

此处介绍的结构分析不是很纯正。当然我基本上将参照所有研究叙事的符号学家的共同原则，甚至我最后还会说明我们考察的这个段落很适合接受一种很古典的、几乎是经典的结构分析；这种（从叙事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正统的目光是很有道理的，尤其因为我们此处面对的是一个神话叙事，它是通过口头传统来到文字（圣书）中的。但是我会偶尔允许自己（暗地里也许会一直允许自己）把我的研究引向一种我更熟悉的分析，即文本分析（此处所说的“文本”是对目前的文本理论的指涉，应该把它理解为意指过程的生产，而不是语文学对象，不是文字的拥有者）；这种文本分析试图在文本的差异中“看到”文本……这种差异被“编织”在人所共知的各种代码中。在文本分析看来，文本被卷入一个敞开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语言的无限性本身，语言本身是一个非封闭的结构；文本分析要说的不再是文本从哪里来（历史批评），甚至也不是文本怎样构成（结构分析），而是文本怎样自我拆解，怎样破裂，怎样散播：文本沿着哪些代码的大道离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巴尔特的文本分析显然不是对一般意义的文本的一般意义的分析。它确实是一种贴近文本、极其注重细节的微观阅读法，但它既不同于法国传统语文教学中的“文章解释”（eXPlication de teXte），也不同于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细读”（closereading），因为它首先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文本观，要求把文本看成是一个无中心、无等级的网络，一个广义的互文，分析的目的则在于找出交织在这个文本网络中的各种可能的意义通道。总之，此处的文本分析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在方法上的对应物。这些观点其实在两年前的《S/Z》中就已出现，只是那时巴尔特还没有使用文本分析这个名称，所以他借此机会重新命名了他在《S/Z》中使用的方法：“我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分析更多地属于文本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我们认为，巴尔特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的移位至此已基本完成。

1973年，巴尔特发表了《爱伦·坡的一篇故事的文本分析》（与他的《文本理论》同年发表），此文可以看做是《S/Z》研究方法的浓缩版和最后总结，其中包括对文本分析的目的和步骤的更清楚的说明、对爱伦·坡短篇小说《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的个案分析以及对五种代码的再次界定和调整。

巴尔特一开篇就明确区分了“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称之为“当前叙事结构分析的两种走向”。两种走向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寻找一切叙事文本的共同模式，试图在一个抽象而稳定的的“结构”（structure）中确认所有叙事的同一性；后者则要显示每个叙事文本的独特运行方式，希望在具体的、动态的“结构化过程”（structuration）或“意指过程”（signifiance）中揭示每个叙事的差异：

文本分析不试图描述一个作品的结构，不是要记录一个结构，而是要引发文本的动态结构化过程（这种结构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从一个读者转到另一个读者），是要置身于作品的意指容量中，置身于它的意指过程中。文本分析不探求文本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什么因果关系的结果），而是要探求文本是怎样破裂，怎样散开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找到文本的那个意义，甚至也不是找到文本的一个意义……我们的目的是要设想、想象、体验文本的多元性和文本意指过程的开放性。

巴尔特在区分两种方法时明显把重点放在了文本分析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否定和舍弃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而只是说明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两种方法的互补关系，更急切地要求用文本分析来弥补结构分析的不足。仍然是在此文的导言部分，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研究应该逐渐习惯于把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矛盾的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结构的观点和无限组合的观点；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两种诉求的调和是必然的，因为语言，我们对它有了更多的认识，它既是无限的，也是被结构的。

这段话的重点当然是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的无限性，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巴尔特对结构分析的态度。此段中所说的“结构的观点”和“无限组合的观点”的关系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巴尔特的表述来看，他并不认为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文学文本作为一种语言事实，必然具有语言的两个基本属性——语言和言语；文本就其语言属性而言，具有系统的有限性和封闭性，因此可以在“结构的观点”指导下进行结构描述；文本就其话语属性而言，具有无限性和开放性，此时便需要在“无限组合的观点”指导下进行无限多元的、因人而异的阅读，即巴尔特式的文本分析。总之，结构分析关注一般，文本分析关注特殊，两者从两个方向说明文本，分别照顾到语言事实的两个方面——有限和无限，两者并不矛盾。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篇最成熟的文本分析论文中，巴尔特并未通篇采用文本分析法，而是交替使用了结构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该文共分三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采用的是与《S/Z》完全相同的代码分析法，分别细读了《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第1—17个阅读单位（对应于故事的标题和前三个自然段）和第103—110个阅读单位（对应于故事最高潮也是最恐怖的一段，即巴尔德马先生正式进入医学死亡状态前的最后一次回答）。第二部分则采用了序列分析法，抽取了《巴尔德马先生病案的真相》第18—102个阅读单位中所包含的九个情节序列。这就是说，在讨论叙事文本的情节安排时，巴尔特依然需要借助结构分析的方法和概念来梳理故事的线性逻辑，正如他在《S/Z》中仍需要设计一个“行动代码”来处理序列分析方面的问题。通过在两种方法之间的交替往返，这篇分析便如巴尔特所说，“既有结构，又有运动，既有系统，又有无限”。

不论是从巴尔特批评方法的演变过程来看，还是从这最后一篇个案分析来看，我们都可以认为巴尔特并不是要用他自创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否定和取消结构分析，而是把前者当做后者的一种变体、补充和延伸。这种既断裂又延续的关系其实也就是结构主义批评与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关系。结构主义批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之所以需要被超越，除了它仍然带有寻找唯一真理的形而上学嫌疑和客观主义色彩之外，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就是，它只能从人类学角度说明人类讲故事时所遵循的普遍结构（这确实是结构主义的贡献），却不能展示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因为文学语言的魅力，或者说文学存在的根本理由，显然不在于具有共性的稳定结构，而在于具有个性的无限差异。如果只满足于用研究民间故事和古代神话的方法来解释文学作品，势必使文学作品在还原为简单明了的普遍模式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命，剩下一副无血无肉的骨头架。用文本分析来延伸结构分析，这种观点在《S/Z》中就有所表述，巴尔特说他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分析“是在结构分析迄今为止停止下来的地方继续进行结构分析”，因为结构分析一直以来处理的都是“大结构”，而他所做的工作则是沿着“意义的小静脉”去搜寻文本中任何一处可能隐藏着意义代码的能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