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改革新共识——驶向深处的中国经济(2)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户籍体制将不同程度地放开，尤其是中小城市户籍原则上完全放开。当中小城市的户籍不再是一个限制因素的时候，成千上万百姓将能够自由迁徙，劳动力市场将成为城镇化的决定因素。百姓的迁徙既取决于各个城市提供良好就业的能力，也取决于其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能力。可以预计，一大批中小城市将使出它们招商引资时的法宝，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这种良性竞争将使一大批中小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大型城市。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将脱颖而出呢？这其中肯定有一定的随机性，如取决于某些城市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但也必然会有一些规律性。笔者估计，那些生态条件较好、离大城市相对较近、在高铁沿线，尤其是沿海和南方的城市将有可能胜出。伴随着一批中小城市逐步演变为大型城市，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将再次剧变。

房地产出现多级分化的新格局

特大型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将持续。对这些城市而言，限购事实上已经变相成为与户籍政策互补的限制人口大规模流入、避免生态环境危机的基本措施。这部分城市面临着城区面积有限、盘活存量土地成本较高的难题。而与此同时，其产业聚集能力将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持续上升，新的高科技企业、金融企业等机构仍会选择在这里发展，当地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仍会较快。因此，这些城市的房租仍会提高，房价仍有上涨压力。

与此相反，中小城市将出现分化。一部分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好、人口聚集快的城市，房地产价格将持续上涨。而另一部分城市由于产业规模的相对萎缩，地产价格将会下降，一些城市甚至会出现地产泡沫的破裂。这对银行业和相关个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毕竟是增长型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银行可以逐步化解这一影响。从这些城市逃离、迁徙至就业条件更好区域的居民，则只能通过日益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弥补投资损失。

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精细化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的职能。这指出了未来城市管理的一个基本方向。当前，城市管理仍然依赖大量行政手段，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这种格局将会逆转。

一个具体表现为，城市的交通将会更加市场化，拥堵费将会逐步推行。有人认为，拥堵费对于公车一族不起作用，但是，随着省部级以下官员不配公车的政策推行，未来公车的比例将大大缩小，这为拥堵费推出创造了条件。北京、上海、广州的车牌管理也将市场化，像上海那样以市场为基础的车牌拍卖形式有可能在全国逐步推开，靠摇号获得车牌的体制弊端已充分暴露——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堪等待摇号中签之苦，宁可花钱购买牌照，因此号牌的市场化越来越被接受。为了避免投机行为，有一种办法是以后每一块车牌只能使用10年，满10年后重新投入拍卖，10年之内可以转让，这样存量车牌也可以流通，每块车牌的费用将不会像上海那样令人望而却步，同时也减少了炒作号牌的空间。

此外，今后城市的垃圾费也会通过小区对居民进行征收，让居民有意识地减少垃圾排放。水价将会提升，这取决于各个小区中水处理的效率，效率高的小区将获得较为便宜的水价。电价不仅将普及按用量区分的阶梯电价，峰谷定价也会推广。

国资退出国企，大规模转变为国有基金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已经指明，那就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国家将以管理国有资本为方向，这就意味着国资委将退出大量国企，而转向管理相对独立运行的国家基金。各个国家基金将交叉持有包括国企在内的各个企业的股本，而财政部和国资委将通过管理这些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这一改革的另一个推论是，未来国企的众多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再由政府直接任命，也不再享有行政级别。他们大多数会作为职业经理人，工资与业绩挂钩，由市场机制决定。这种改革能够绕开国企内部人持股、国有资产流失等难题，未来各个国有基金将会根据市场原则对相关经理人进行股权激励。如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界限将逐步地消失。

民间资本迎来投资重新布局的机遇

那么，综合以上六大趋势，投资者可以进行哪些准备呢？应该说，随着众多领域的开放，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开阔局面。比如，民营投资者可能通过开发农村建设用地，参与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目前对民企关闭的电信行业，未来可能开放，尤其是4G领域。中小型金融机构已成民营资本的追逐热点，而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则意味着投资者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金融资产。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意味着许多城市建设将引入民营投资者，BOT【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Build）、经营（Operate）、移交（Transfer）三个过程，即建设—经营—转让。———编者注】等经营方式将进一步用活。总体说来，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家和投资者今天必须认真研判、做好准备，才能抓住新一轮机遇。

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原文载于《新财富》，2011 年8 月】

中国经济不用担心硬着陆，但是，过去多年来带病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全面调整的关键期。2011年之后的两到三年，经济增速下滑、3％～5％的温和通胀会使企业经营压力高涨。要保证这一时期经济的平稳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从“宽”，货币政策应当从“紧”，但根本是要促进改革，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

实行结构性减税，推进国企改革，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等。

2011年，国外的媒体一反看高看好中国经济的捧杀态度，论调转为普遍的唱衰，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硬着陆，甚至会出现日本式的长期衰退。一时间，硬着陆成为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之后两到三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对放缓、通胀压力持续高涨的调整期，如果经过努力能够调整到位，将为未来一二十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调整提供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用担忧硬着陆

首先，我们分析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人均GDP仅在5000美元左右的经济体。在这一人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仍然存在大量尚未满足的需求，市场经济自然的扩张性仍将比较突出，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在工资率略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时间；再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性建设必须完成。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仍然是需要学习的赶超型经济体，大量的先进技术、商业模式仍然可以向国外的先进市场经济学习、模仿和赶超，因此，生产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这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着极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如西部相对贫困落后的省份，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生产能力，而且能够消化中国经济许多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

以上三点，即，人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赶超型经济和大国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比如接近9％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更具体地讲，未来中国的三件大事将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底线。

第一，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包括城市的常住外来务工人口，仅仅达到50％，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率整整低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发展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城市化率，中国还有大约12％的空间可以利用。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2％以上的GDP增长速度。

第二，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同时适于人口居住的国土面积相对有限，可使用国土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国土建设需求，如水利、抗震等其他防治地质灾害的建设。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第三，中国的消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望持续提高，因为现在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有逐步回升的态势，这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也意味着居民的消费和零售总额在上升。

总之，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下降的底线是有保证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既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有底线的，那么，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内会不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滞胀这一难题呢？

其实，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根本上，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那种总体有效需求迅速扩张的局面，中国经济今天的一个基本态势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总体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际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制造业企业仍然有能力消化吸收相当一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太会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不断改善，基本农产品的产量持续增长，因而不会长期出现农产品价格高速上涨的情形。事实上，2011年前后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并不是生猪生产的基本面有问题，主要是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没有像保护粮价一样给农民提供一个长期的生猪收购价格底线，让农民养猪的生产决策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直接带来的是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之，中国经济不具备恶性通胀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关键期

尽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2011年之后的两到三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缓，温和通胀压力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期。

为什么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根本的原因是过去10年来，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实施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必须从本质上解决，但是经济却在高速运行。好比带病高速运转的机车，不可能持续，必须减速修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去17年来财政体制基本没有改革，这产生了不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政的局面，潜藏了地方财政的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财政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增速放缓和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这种关键调整期的第一个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放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投资冲动在放缓，投资冲动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将有所改变，量上会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是投资的主要推手，也是投资冲动的放大者。地方政府在过去一段时期，尤其是过去3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为其快速增长的固定投资融资。第一是土地出让的收入，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所得，快速从开发商处获得收入来经营城市。但是，由于十多年来房地产的过快发展，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可逆转，房地产价格年复一年两位数高歌猛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获得快速融资的机制逐渐消失。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第二个机制。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自己手中的企业来融资，即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如今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融资量的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往往占到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0％，而地方土地财政至少能够影响整个地方政府50％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10％的投资项目出现负增长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很可能会导致GDP增长速度下降1.5％，即GDP增速从过去10年的年均10％以上降到8.5％左右。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蓝领工人的工资成本不断上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直面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在不断上涨，这都使得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企业得以迅速扩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地消失。

总之，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正在逐步地消失，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下滑，8％～9％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两到三年是可以预见的，这和金融危机之前11.2％以及金融危机之中9.7％～10.3％的增长速度相比是明显下降了的。

未来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物价温和上涨的压力持续存在。温和通胀的原因，一是热钱的涌入。由于西方国家短期内很难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将会持续存在，国际原材料的整体价格也会上涨，这对中国的物价控制而言毫无疑问是个长期存在的背景压力。二是中国自身的相对价格调整在所难免，比如说能源和资源的价格需要调整，而这种价格调整往往会带来整体的物价水平的提高，这是我们过去改革30多年的基本经验所反复验证的。

由于温和的、3％～5％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中国想恢复经济危机之前2％的低通胀局面是很难的了。经济增速的放缓和通胀压力的上涨，这一切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是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温和的通胀，会使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到经营的压力高涨，尤其是出口型企业，将会继续面临不断上升的经营压力。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会面临重新择业，还有一部分出口的企业会转做内销，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全面调整的最根本的格局。

宽财政、紧货币、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