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培根人生论(6)

掌权者常犯以下四种错误：拖延、受贿、蛮横和受欺。避免拖延的办法是：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要把必须做的事情积压在一起。矫治贿赂的恶习，除了杜绝下属接受不义之财外，也决不给那些行贿者恩惠和利益。不仅不能受贿，而且不能给人留下你可以用财物收买的任何疑点。要使人知道你不仅反对受贿，而且憎恨行贿者。如果对某件先已决定的事情，无明显理由突然改变原则或意图，那么就可能引起主管者因收受了某种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把这样做的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布于众。要注意，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势者的密切关系，常常可以成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至于蛮横，应当知道，这比严厉更糟，严厉能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招致怨恨。处高位者最好不要轻易责骂下属，如果非责备不可，态度也要庄重严肃，绝不可使用讥讽的口气。至于受欺，那要比受贿赂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掌权者如果易于受欺，那么，他就永远只会不自觉地照别人的意志办事。

所罗门曾经说过说：“殉私情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面包而破坏法律。”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地位彰显性格”。这就是说，身居高位者的表现将使其个人品格暴露无遗。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塔西佗曾经批评卡尔巴说：“如果他没有成为一国之主，大家倒会觉得他确实有雄才大略，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对于菲斯帕斯他却说：“在其掌权以后他的人格得到提升。”第一句话批评卡尔巴因权势的扩大而表现出的性格失败，而后一句话则赞扬菲斯帕斯的修养。地位越高修养愈好，这表明他具有善的品格。荣誉来自于美德。但许多人人往往在其尚未得志时，还能保持一些美德，而一旦他有了权势，反而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和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启动之时加速明显，运动之中加速则显得缓慢。

取得权势的道路坎坷不平。在刚刚走上这条道路时，加入某一派别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的地位后，就应当退出派别之争以寻求权力平衡。当权者对前任的荣誉也一定要珍视，要能够公正地处理，否则的话，在你引退时别人也可能会用同样的办法来报复你。

对于身边共事的人，一定要相互关照。宁可在他们不想见面时见到他们，也不要在他们想见面时拒绝他们。在见面谈话或回答下属的问题时，一定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要摆出一副身居高位的架子来。要尽力给别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在生活中平凡可亲，在事业上卓越出众。”

▲十二 论勇气

有人问狄摩西尼，对演说家来说什么最重要？他说，动作：其次呢？动作：再其次呢？还是动作。 这是在小学课本中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一段故事，然而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说这话的人对他所说的事情最为精通，而又恰恰在他所极力称赞的事情上并没有天生的优势。动作不过是一位演说家的外在表现，确切地说那只是演员的优点，然而竟然会被抬得这么高，甚至超出了题目选择、论辩方式等诸多技能；不仅如此，它几乎被说成是演说家的唯一要素，这真是让人感到奇怪。然而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人性之中经常是愚钝多于聪明，所以那些能够让愚钝者开窍的技能才最有效力。与上述这一点非常相似，在世俗事务中要具有勇气。对于世俗事务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勇气；其次呢？勇气；再其次呢？还是勇气。可是勇气不过是无知与卑贱的产物，与治国之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它却能迷惑并控制那些见识浮浅或胆量不足的人，而大部分人又恰好都是这种情况。不但如此，聪明人在一时糊涂时也会受其引诱。因此我们常见勇气在民治国家中曾有奇效，而在有统治阶级或君主的国家中则不如此之甚，而且，勇气总是在勇敢的人们初次活动的时候功效大，而以后就没有这样大的功效了；因为一时之勇并不能够守信恒久。正如替人看病有江湖郎中，看来为国献策者当中也有一些江湖术士；这些人声称采用其良策必见奇效，而且会有那么几次的确会侥幸成功；但是这些策略缺乏真知的支持，所以终归不能持久。的确，你可以看到许多有勇之人屡次实行穆罕默德的奇迹。穆罕默德教民众相信他，说他可以把某座山叫到他面前来，然后到那座山顶上为那些信奉其教律的人祈祷。民众们都聚集在一起了；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叫那座山到他面前来；然而那座山却屹立不动。发生这种情况，他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说道：“要是山不肯到谟穆罕默德这儿来，那么穆罕默德就到山那儿去吧”。同样地，那些江湖术士在其承诺的事情失败之后，依然（假如他们有完全的勇气的话）会轻易地放过这种失败，转而言他，再不回头。毫无疑问，在识见远大的人们看起来，蛮勇有几分荒唐；就是在平常人看来，蛮勇也是有点可笑的。因为，假如“荒唐”是引人发笑的一种性质的话，那么你可以确信胆大包天是很少不荒唐的。尤其可笑的是在一个勇夫被人当面揭穿其失败之实质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人就难以挂脸了，这是必然的；因为一般人感到难堪时会手足无措；而那些胆大妄为者则会因此而呆若木鸡，因为他已经无棋可走了。但是这种场面更适合写进讽世的文章而不适合严肃的论说。应该充分注意到，勇敢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困难。因此，勇敢于决策有害，但对执行决策有利；所以要善用勇夫，不要让他们当统帅，而应当让他们做为副手，并听从他人的指挥。因为在决策时最好要能预见到危险；而在执行时最好对危险视而不见，除非那些危险事关人命。

▲十三 论善良

本人认为善即造福于人类的愿望。这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爱人类，或者时下人们所说的“人文精神”，但其精确含义还要更深入一层。而善良，则是善的行为表现。善反映本质，善良作为现象而呈现。善良，这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失去了这种品格，他就不过是既可憎又可怜的卑贱的鼠辈。这种行善的品格也许会看错对象，但却永远不会过份。过份的权势欲曾使得撒旦堕落成魔鬼。过份的求知欲也曾使人类的祖先失去乐园。但唯有善良这种品格，无论对于神还是对于人，都永远不会成为过份的东西。

善良的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这种仁爱之心就算不施于人，也会施之于其他生物。例如土耳其人虽然被认为是一个野蛮民族，但他们却很善待狗和鸟等动物。据比斯贝克的记述，有一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一只鸟，结果差一点被当地人用石头砸死。

但人性中这种仁善的倾向，有时也会被误释。所以意大利有句话嘲讽说：“善良无度，近乎笨伯”。马基雅维里曾直截了当地写道：“基督教的教义使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享用。”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宗教或学说，比基督教更鼓励对人类的博爱了。要想不成为一个滥施仁爱的傻瓜，我们就要注意，不要受有些人的假面具和私欲的欺弄，不要过于轻信和软心肠。轻信和软心肠常常诱使老实人上当。比如我们就绝不应该把一颗珍珠赠给伊索寓言中的那只公鸡——因为它本来只配得到一颗麦粒。

《圣经》中曾说：“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但上帝绝不对人人都平均分配财富、荣誉和才能。一般的福利应该人人均沾，而特殊的荣耀就一定有所选择。另外还要小心，我们在做好事时，不要先毁了自己。神告诉我们：要像别人爱你那样爱别人——“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赠给穷人，把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跟我来”。但除非你已决意要跟神一道走，否则还是不要把你的一切都卖掉。不然你就等于是在竭泉灌川。小河很快就会干涸。而大河却未必增加许多。所以人心固然应该善良，而行善却不能仅凭感情，还要靠理智的指引。

这世界上不仅有受真理引导的善性，而且有些人具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有着天然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恶性之中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以至祸害他人。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而更像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这种“憎恨人类者”与雅典的泰门正好相反——虽然他们的园子里甚至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上吊的树，他们却也要极力引诱别人去上吊。这种人也许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里颠簸的，而栋梁却是必须能立定脚跟的。

善良的天性有很多特征。对于一个善人，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他。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我们就可以称其为一个“世界的公民”——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怀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如果他能对别人的冒犯宽容不纠，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精神而不是钱财。最后，如果一个人竟能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甚至甘于忍受神的诅咒，甘愿被逐出天国，那么就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凡俗，已经有了基督那样的神圣品格。

▲十四 论贵族

说到贵族，我们将先谈论其作为国家中的一个阶层，然后再谈论其作为个人身份。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就是这样。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的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但是说到民主国家，它们是不需要贵族的；并且和有贵族巨室的国家相比较，他们通常是较为平静，不易有叛乱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中，人们的眼光是在事业上而不在个人上；或者，就算是眼光放在个人身上，也是为了事业本身，要问某人是否胜任，而不是为了标榜血统。我们看到瑞士这个国家就能持久，虽然他们国家中有很多宗教派别，而且行政区划也不一致：这就是因为维系他们的是实利而不是对在位者个人的崇拜与信仰。荷兰共和国政治优良；因为在权利平等的地方，政治上的商议是重事不重人，并且人民也乐意纳税付捐，一个强有力的贵族阶层增加君王的威严，可是削弱了他的权力；贵族可为国民注入活力与生机，可是压抑了他们的福利。较为理想的情况是，贵族不要凌驾于君权或国法之上，同时却还要能够保持在一定的高位之上，这样下民犯上作乱就得先与贵族冲撞，如水击石而分散其势力，而不会过早触及君主的权威。贵族人数众多会导致国家贫困；因为贵族的花销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并且，贵族中人有许多人会家道中落，这就会造成尊荣与财富之间的不相称。

至于作为个人身份之贵族，我们看见一座古堡或建筑物依然完好，或者一棵好树坚实而完美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景象。同样，要是见到一个历经岁月沧桑的古老贵族之家，这种敬仰之情会再增加几分。因为新的贵族不过是权力所致，而老的贵族则是时间所致。头一个升到贵族阶级的那些人多是比他们的后人富于才力而不如其纯洁；因为很少有追逐高位者不在其手段中杂以阴谋诡计的。但是这些人留给后代的记忆中只有长处，而他们的短处，则随着他们的死亡一同消失了，这也是合理的。生为贵族则多半轻视劳作；而自己不勤劳的人是要嫉妒勤劳的人的。另外，身为贵族就不能再高升了；而那自己停留在某种地位而目睹他人上升的人是难免产生嫉妒之念的。在另一方面，贵族身分能消灭别人对他们的那种消极的嫉妒；因为贵族中人好象生来就应享某种荣华富贵似的。毫无疑问，作为君主，如果能在他们的贵族中发现人材而用之，则他们将轻松自如地理顺各种国家大事；因为人民会认为他们是生来就有权发号施令，自然就会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们。

▲十五 论叛乱

政治家应当察知国内风云变幻之迹象。这种变幻在各种力量势均力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如在自然界中春秋分时暴风雨最为剧烈一样，暴风雨之前总有潮涨潮涌等迹象，国家政治的风云变幻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征兆：太阳时时告诫我们潜藏着秘密暴动的威胁，叛逆和战争的气氛正在酝酿。所以，诸如诽谤与蔑视法律，煽动叛乱的言论公然流行，还有那些不胫而走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当人们不辨别其真假，而普遍津津乐道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动乱即将到来的预兆。维吉尔曾这样描写谣言之神，说她属于巨人之家族：大地之母在对众神的不满中将她生下，他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看来谣言确实是从前诸神叛乱的遗物，然而它的确又是未来变乱之前奏。维吉尔的看法是对的。从叛乱的煽动到叛乱的行动之间距离甚小，正如兄弟之于姊妹，阳电之于阴电一样。谣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甚至最良好的意愿、最良好的政策涂抹得面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说：“当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弥漫时，政府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激怒民众。”但是当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且能防范或根除叛乱，这是错误而且危险的。因为这种举措反而可能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线。在某种意义上，冷静处置这种谣言，比设法压制之可能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似乎服从，而实际上却在挑剔政府的法令。争论、挑剔、对来自君主的命令随意批评指责。这种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尝试。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当全民的大辩论发生时，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不敢讲话。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险恶。

马基雅维里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君主如果不被社会公认为各个阶级的共同领袖，而只是被看作某一特殊集团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条载重量不均衡的船一样即将倾覆了。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时代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国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纷争中的一个派别，并且决心要消灭新教派。结果到头来，他曾参加的“神圣同盟”却掉过枪头反对他。而这时，他在国家中竟从任何一派中都找不到支持者了。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变成了达到某一宗派集团特殊政治目的的手段，那么这个君主的处境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