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许多人嘴里不说，但事实上却存在着这种信仰，然而，这与人的本性并不一致，因为它忽视了生命的需要，也忽视了对于某种特殊的生长的本能的倾向。它使人认为和取得金钱相反的愿望并不重要，其实这些愿望，一般而言对于人的幸福比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它以一种错误的关于成功的理论，引导人们残害了自己的本性。它促使人们的品格和目标趋于完全一致，降低了人生的快乐，增加了紧张的感觉，使整个社会变得消极、厌倦、缺乏幻想。
在美国，金钱的崇拜以最全面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他已经拥有许多的金钱，可以满足其一切合理的需要，但他往往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卖力地工作，就好像工作是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否则，他就不能生存一样。
在英国，金钱的崇拜，一般而言不是争取无限制的增加收入，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即势利地要想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男人们延迟结婚，直到他们认为家庭内的房间与佣人的数目能与他们的尊严相称。因此，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感情，以防止它们流于轻率。在他们看来，要一个女人下嫁一个门第不如她家的男人是一件难事，而如果娶了门第不相当的女人也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女人们也受到了必须谨慎的教导，惟恐降低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从小就浸染了一种思想，认为青年女子不应该有强烈的感情。本性上的事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与之比较价值的，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用若干年约束自己的感情，或与异性有了自以为“卑鄙”的关系，则必然使其感情的力量归于消失。所以，这样的男女结合起来，过着平稳的生活，但他们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却一无所知。他们惧怕自己的社会地位会降低，从而有效地把自己拘束了起来。
那些引导人延迟结婚的动机，同样也引导人限制了他们的生育。许多人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虽然那里所得到的教育并不比拉丁语学校强，而且他们在那里更容易结交坏的同伴。但势利观点认为公立学校最好，因为那里的费用最贵。同样的情况，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形式里，存在于几乎一切阶级。为了这个目标，人们在道德上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表现了惊人的自制力。但一切努力和对于自己的控制，并不是任何创造的目的，只是把他们内心生活的源泉弄干了，使他变得软弱、无精打采和平庸。在这样的土壤里无法培养出天才的激情。金钱的崇拜使人成为伟大的一切事物的愿望陷入沉寂。
在法国，金钱的崇拜采取了节约的形式。在法国不容易发财，但得到一笔遗产是极其普通的，而且凡是有遗产的，生活的主要目标，便是守住遗产以传给下一代，即使不能增加，也应当没有减少。依照法国的《继承法》，必须为女儿准备一笔出嫁费，并且把遗产分给下一代，所以，法国的家庭作为一种制度而言，比其他文明国家的家庭，显得更有力量。为了使家庭繁荣，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往往需要为家庭而牺牲。因此，要想传宗接代的愿望使人变得胆小而不敢冒险。由于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力量对于国家而言，成为了一个弱点，使人口保持不变，甚至还在减少。
在德国，金钱的崇拜的出现要比美国、英国、法国晚得多，在普法战争之前几乎不存在。罗素认为，现在也正以同样的深度存在着，德国人在信仰方面都是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但是，德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法国金钱的崇拜与家庭结合在一起，而在德国金钱的崇拜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德国人认为，在考虑经济时应以国家为前提，所以，一个德国人从事于发展工商业，他自以为，他身边的人也认为，他是在为国家服务。虽然表现不同，但归根结底是对财富无限的崇拜。
对金钱的崇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现在它比以往的危害更大，罗素为我们指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工业制度，由于从事它的人的目的是为了金钱，从而使工作更易引起厌倦，更加紧张，更不能给人快乐使人发生兴趣。
限制家庭的力量，为实行节约而开辟了新的园地。
教育和自觉纪律的普遍增长，使人们更能不顾诱惑，坚定地追求某一目标，而且当这一目标与生活相违背时，采取这个目标的人越坚决，它的危害也就越大。
由于工业制度而得到的较大的生产力，使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劳动和资本用于军队来保护我们的财富，以防止邻国的觊觎，也用来剥削劣等的民族。
由于惧怕失去金钱，从而使人有了更多的忧虑和烦恼，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尽。而且对遭受不幸的惧怕，比起所惧怕的不幸本身而言，则更为可怕。
总之，我们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证明：不论男女，最快乐的人是对金钱不关心的人，因为他们有某些积极的目标，把对金钱的崇拜驱出门外。
人的无穷的欲望
按语：
蟒蛇一旦有了丰盛的一餐后便开始睡眠，除非到需要另外一餐时，否则，它绝不会醒来。就人类的绝大多数而言并非如此。当习惯于过节俭生活的阿拉伯人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大笔财富，住进了无比豪华的宫殿后，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懒惰。温饱问题不再是动机，因为只要他们一点头，希腊奴隶就会为他们提供精美的食物。但其他欲望却使他们生机勃勃。罗素指出，特别是四个欲望，即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
当人们温饱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除非他们因此而变得懒惰，否则，他们就会拥有一些其他的欲望，这些欲望是如此的强烈。罗素指出，特别是四个欲望，即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
贪婪
贪婪是一种动机，即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或财富的控制权。这种贪婪是由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担忧引起的。
举例来说，罗素曾帮助两个由于饥荒而逃难的小女孩，她们住在罗素家里，拥有足够的食物，但她们整个闲暇的时间都到农场去偷土豆，并把土豆储存起来。洛克菲勒小时候极其贫穷，成名后依旧按照小时候的生活方式生活。坐在柔软沙发上的阿拉伯酋长们，他们仍然不能忘记沙漠，因而去寻求一切超出实际需要的财富。
毫无疑问，贪婪是巨大的动机之一，在那些更有影响的人中尤其如此。贪婪是动机，所以，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你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永远也不会满足。
竞争
尽管对财富的渴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机，但它绝不是在解决温饱问题过程中的最主要动机。比它更重要的动机是竞争。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朝代相继灭亡。这是由于伊斯兰的最高统治者苏丹那同父异母的儿子们不能和睦相处，结果内战毁灭了一切。当英国政府非常不明智地允许罗马帝国皇帝出席在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仪式时，罗马皇帝便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在想：“我必须也拥有一支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队伍。”结果英国的许多麻烦随之而来。
如果竞争比贪婪更为强烈的话，世界将会因此而变成不幸的地方。
虚荣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孩子们喜欢不断地表演一些滑稽动作，并说“看我的”，“看我的”便是虚荣的重要表现。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意大利的小诸侯，在临终时，神父问他是否有需要忏悔的事。他说：“有一件事我得忏悔。有一次，国王和教皇来拜访我。我带他们到我家塔顶观赏风景，然而，我却忽略了将他们从塔顶推下去的机会，要知道，这个机会能给我留下不朽的名声。”
虚荣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使自身不断地膨胀。你越被人谈论，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政客和文人，他们越有名，报刊新闻机构就越难以令他们满意。就连被定了罪的人也是如此。他被允许看有关审判的报道，如果他发现报纸没有充分报道，他就会感到不满；如果他在其他报纸上看到很多有关审判他的报道，他就会对较少报道他的报纸感到不满。
从三岁小孩到权倾天下的君主，几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领域，都逃脱不了虚荣的影响。
权力欲
权力欲是一种比贪婪、竞争、虚荣更重要的动机，它近似于虚荣，但也有所区别。
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而拥有荣誉却不拥有权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享有最大荣誉的是那些电影明星，但是，不享有任何荣誉的“非美活动调查员会”却能使他们循规蹈矩。在英国，国王比首相拥有更多的荣誉，但首相却比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许多人爱荣誉而不爱权力，但总体而言，这些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比那些爱权力而非荣誉的人要小得多。
权力和虚荣一样是贪得无厌而无法满足的，特别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权力欲的确是他们强有力的动机。
与虚荣不同的是，对权力的体验增强了这种权力欲动机，这不仅适用于那些细小的权力，也适用于君主的权力。在君主权力中，那些富有的夫人拥有许多仆人，她们从对仆人的颐指气使中获得的快乐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在任何专制统治地区，权力的拥有者由于权力提供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来越残暴。
在权力欲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如果你在一些正当的时候，向你的老板请假离开办公室，那么，其权力欲使他从拒绝而非同意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你申请建筑许可证，那些有关的低级官员明显地能从“不行”而非“可以”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正是这样的事情，使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
除此之外，罗素认为，权力欲也有吸引人的其他方面：对知识的追求主要是由权力欲推动的；科技上的所有进步同样是由权力欲推动的；而政治上的改革者或许和专制君主一样有强烈的权力欲。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你是做好事还是干坏事，决定于社会制度，决定于你的能力。总之，诋毁权力欲这一动机是错误的。
某种程度的活跃的坏心
按语：
对对手恶意的诽谤，以损害对方的名誉；别人遭至灾祸，自己却暗自高兴；传播和相信别人的丑闻，自己感到满心欢喜。诸如此类，都是人们拥有坏心的表现。罗素告诉我们，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之一，是改良世界的阻碍，我们必须正视它、改变它。那么，又该如何避免坏心呢？本文为你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罗素认为，在我们身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活跃的坏心，对特定的敌人的特定的恶意以及对他人不幸的窃喜。这种坏心的表现形式，大大小小有上千种：人们传播和相信丑闻时的欢心；虐待犯人，虽然已证明改善待遇可以获得更好的改造效果；白人对黑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以及欧战期间老妇人和教士向青年诉说服兵役时的津津乐道。这种活跃的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之一，如果世界要改良，就必须正视这种坏心，它是最需要改变的。
那又该如何避免这种坏心呢？首先让我们了解其原因。罗素认为，原因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生理的。
社会的原因
我们的世界，是以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根据的。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都对毁灭怀有无法消除的恐怖。富人害怕失去他们的财富；穷人担心失业或生病。每一个人都在疯狂地追求“安全”，并以为只有制服潜在的敌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产生坏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防止恐怖应当成为科学的道德家主要关心的事情。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增加安全和培养勇气。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恐怖是一种不合理的情感，而不是对于可能的不幸的合理预见。当剧院失火时，有理智的人对于灾难的预见与惊慌失措的人一样清楚，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很可能会减少灾难的损失，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则可能会增加灾难的损失。对于理智的人而言，支配他们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怖。因此，如果我们要重新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重新为希望所支配。
凡是能够普遍增加安全的东西，或许都会减少残酷。这适用于防止战争；适用于防止贫困；适用于通过改善医疗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来增进健康；也适用于以种种方式减少那种潜伏在人的心灵深处、当人们入睡时如噩梦般出现的恐怖。然而，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部分人安全的企图，如资本家以劳动者为牺牲，白种人以黑种人为牺牲，法国人以德国人为牺牲等，则是毫无益处的。这样的方式只会增加统治集团的恐怖，因为他们担心正义的愤怒会导致被压迫者的反抗。只有正义才能产生安全。我们所说的“正义”，指的是承认全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
除了旨在获得安全的社会变革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减少恐怖的方法，即增加勇气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勇气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勇气的每一次增加，都相应地增加了被压迫者的负担，并因此而增加了压迫者恐怖的根源，以致残暴的因素始终不减。勇气必须民主化，才能使人变得人道。而现在勇气已经民主化了许多。那些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表明，她们所具有的勇气绝不在最勇敢的男人之下。在欧洲战争中，普通士兵所需要的勇气与尉官一样多，而且远在将军之上，这与他们退伍后不屈从很有关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的确不乏勇气，且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他们在革命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了一切。如今，勇气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倘若情况不是如此，民主势必面临比现在大得多的危险。
然而，战斗中的勇气绝不是勇气的惟一形式，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面对贫穷的勇气、面对嘲笑的勇气、面对被敌视的勇气。所有这些勇气，连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少得可怜。而首要的是，面临危险时的冷静而理智思考的勇气，以及控制无谓的的恐惧或愤怒的冲动的勇气。这些无疑是教育可以获得的东西。各种勇气的培养，会由于良好的健康、强壮的体魄、充足的营养以及生命基本冲动地自由发泄，而变得较为容易。我们可以在增加勇气方面做许多事情，如历险、体育和恰当的饮食。毫无疑问，当以上这些变得普遍化时，民主政治也就能最终实现。
生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