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8日，中国巡河水师千总发现停在广州黄埔港内的一艘商船“亚罗号”十分可疑，便登船查看。这艘船的身份背景有点复杂，船主是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船长却是英国人，12名水手都是中国人。
该船在香港注册登记，但是呢，它的许可证已经过期十一天。按惯例，他们有权挂着英国国旗返回香港。水师千总上船扣留了涉嫌走私的12名中国水手，还扯下英国国旗。巴夏礼闻讯，立即找到叶名琛责问，宣称中国水师上船抓人还撕扯英国国旗是不尊重英国的恶行，要求他放人并道歉。叶名琛一气之下就将那些水手全部关进监狱，却不做任何应急准备。随后，巴夏礼派人告知叶名琛说，如果第二天还不放人道歉就攻城。一贯镇定的叶名琛对此不予理会。第二天，正当叶名琛在校场阅兵时，忽然听到炮声，接着有人报告说英兵来攻。在五路英军攻城、总督衙门每隔十分钟被轰一次的危急关头，他还是犹如无事人一样，镇定地说没事，他们很快就会自动撤退，并下令驻防水师不得出战。结果，还真被叶名琛说中了。由于此次英军是擅自行动而且兵力不足，入了城后又迅速撤出。义愤填膺的广州民众见英军退回，就放火烧了洋人居所，著名的“十三行”也被大火累及，化为灰烬。
叶名琛急忙将此事奏报朝廷邀功，谎称广州的海陆军队齐头并进，大败英军。不明实情的咸丰皇帝传谕嘉奖，还下令说，遇到紧急情况时，叶名琛可以自行做主，不用等中央的指示。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叶名琛更加无所顾忌，继续欺上瞒下。后来就连英法联军大规模集结于珠江口时，他也是封锁消息，从不上报，后来还得皇帝下旨要求他将实情报上去。
与此同时，与英国一个鼻孔出气的法国早就找到了派兵的借口，就是“马神甫事件”。1852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进入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勾结当地流氓行凶作恶，后被西林知县张鸣凤依法处死。法国政府借此事挑衅清政府。
1857年10月，做了充分准备的英法联军集结于广州珠江口准备攻城。“淡定哥”叶名琛听到消息后，出面辟谣，他对城内的百姓说，广州很安全，打仗这回事是谣言，不能听信。但没多久，英法军队就兵临城下。其实，英法两国也不愿老和中国打仗，毕竟兵戎相见乃是下下之策，只要清政府害怕了，接下来，他们更愿意通过谈判来剥削中国。此前的鸦片战争就是例子。只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在叶名琛这里不管用。叶总督在接到洋人的和谈要求后，就回了一句话：除通商一项，其他免谈。在战事犹如落叶之水一触即发之际，叶名琛仿佛老僧入定一般，对前来请示做何应战准备的下属说：这些洋鬼子没什么能耐，只是想借用战争的声势来吓唬我们。你们尽管把心放到肚里，他们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根本构不成威胁。12月16日，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交涉，并限令他12月22日前必须给予答复。叶名琛选择继续无视。在形势危急关头，广州绅民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草军械前去抗敌，也有人向叶名琛提议说派些商民到敌船上探听虚实，或许可以通过谈判化解冲突，都被叶名琛拒绝，还下令说：
如果有哪个官员或乡绅胆敢私自去洋人那里谈判的话，我就向朝廷参他一本。
12月29日，广州城在叶名琛的无作为中陷落，此时他还在督署衙门里检查文案。趁英法联军还没完全攻进来前，其下属劝总督赶紧逃出去，而叶名琛却振振有词地说：过去这一阵就没事了，没什么可担心的。结果，真到城破之时，慌不择路的他出逃未成，被英法联军抓获。
据说，叶名琛在广州被占之前会如此“临危不惧”，是因为他有“卜签”护身。受家庭影响，叶名琛对“占卜挚签”之事深信不疑，每每遇到大事，需要自己作出决断时，他就会求上一签。在英法联军的最后通牒到期之日，他对下人说：我占卜过了，只要保持镇静，挨过十五天必然无事。他觉得既然老天这样安排，他就不能违背天意。于是，我们这位叶总督没有做抗战准备，只是静静地等着侵略军队自动退回。
更有意思的是，广州城在占卜后的第十四天陷落，当时的人们开玩笑说肯定是洋鬼子贿赂了占卜者。
被俘后的叶名琛的待遇与其他俘虏不同，他先是被押送香港，后又被移至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列强如何威逼利诱，他都不投降，不过他也没有像无数民族英雄那样以死明志。在押期间，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吟诗作画，还自称“海上苏武”，以表自己的清白和对大清的忠心。实际上，叶名琛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对俘虏生活还看得很开，从来不曾表现出抑郁苦闷或是暴躁易怒的行为，反而是举止庄重、态度温和，不知道的人都会以为他是位漂泊异乡的贵族绅士。据当时的一位香港记者说，每逢有人上船，都会向叶名琛脱帽致敬，而他也同样有礼貌地还礼，以至于“军舰上的军官都很尊重他”。
英国人柯克也在其《中国》一书中，称叶名琛是“一位极可敬的中国人”。
尽管对自己的命运已颇为泰然，但是叶名琛还是有自己的坚持。
被俘期间，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中国制造”的粮食吃完后，他便绝食而死。而此时的大清国还在忙着与英法联军周旋，根本无人记起这位“六不”将军。
最让人费解的条约--《中法新约》
18世纪末，法国经过大革命后，也走上了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
然而，在与英国的较量中，法国相继失去了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于是它便把魔爪伸向印度支那地区，打算以越南为跳板，打开通向中国西南边疆的“后门”，以便在中国攫取利益。
当时的越南在地理上包括三部分：南为“交趾”，中称“安南”，北是“北圻”（也叫“东京”）。早在1787年，法国天主教会主教百多禄就向路易十六建议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越南）占领，则无论平时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最主要的利益就在于利用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向中国侵略，同时阻止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扩张”。
1858年8月，法国以本国和西班牙传教士在越南被害为由，组成法西联合舰队进攻越南土伦港。四年后越南就成了法国的俘虏。1867年，法国完全占领交趾地区。与此同时，法国总办特拉格莱和帮办安邺率领考察队，自西贡出发，沿湄公河北上到达四川。经过“考察”，法国人明白湄公河这条道行不通。那么，要想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就只能穿过红河。于是，北圻成为法国的下一个目标。
1873年11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百名士兵在河内发动突袭，但遭到越南北方军队和中国黑旗军的顽强抗击，之后有所收敛。只是越南的顺化朝廷实在是不争气，它怕抗法人民军会顺带把自己灭了，便赶紧找法国协商，缔结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失去了外交自主权。
顺化朝廷虽然软弱，却也不想做民族的罪人，便向老宗主国清政府求援。身为老大的清政府自然不能对有难的越南小弟坐视不管，更何况越南还是保卫中国西南边疆的一道屏障，所谓唇亡齿寒，没了越南，中国不可能继续悠哉地过日子。1881年年底，清政府以“查办土匪”为名派军进入越南，驻扎在北宁、山西一带。和中国多次交手的法国根本不把清军放在眼里，它一面派人渗透到中国广西、云南获取情报，一面在越南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就在三方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越南皇帝病逝，法军趁机侵占顺化，越南朝廷再次妥协，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中越长达九百年的宗藩关系终结，整个越南归到法国名下。
实际上，从一开始清政府对法国在越侵略活动的反应很是迟钝，直到看到法国动了真格，清廷才开始慎重对待越南问题。
1880年1月，清政府命其驻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提出外交质询，法国外长给的答复是“法国对北圻没有野心”，后来法国总统格雷维也作了同样的保证。结果就在同一年的12月，法国宣布它“已经承认越南完全独立”。对此，刚在俄国签完《伊犁条约》的曾纪泽赶回巴黎与法国外长进行交涉，称清政府绝不会对法国在越南的行为坐视不理，但中国不反对和平谈判。法国方面却蛮横地说，法国对越事务有完全的自由，不需向中国作任何解释。之后，法国根据《顺化条约》准备以武力驱逐在越南的清军和黑旗军。
与曾纪泽的交涉相呼应，在国内，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上海进行谈判。1882年，双方达成了一个令法国获得诸多侵略权益的“李宝协议”。不过到了1883年2月，热衷发动侵略战争的茹费理新内阁上台后，认为“李宝协议”中法国还是很吃亏，就撕毁协议，还撤掉了宝海的公使一职；同时增派军队支援被困河内的李维业。为了掩盖侵吞越南的阴谋，法国命其驻日公使脱利古到上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从而造成“和平有望”的假象。
脱利古蛮横地要求清政府承认法国在北越的地位，并停止援助黑旗军，中国不能过问越南局势，可以参与的只有中越边界通商和划界事宜。这显然和清政府的立场差得太远，就连一贯以妥协为办事原则的李鸿章都不敢答应。中法开战前的谈判无果而终。
针对越南的形势，清政府内部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随着法国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以及谈判的破裂，以张佩纶、张之洞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清政府没有批准李宝协议，在与脱利古的谈判中没有轻易妥协，清廷这次是铁了心不让一寸土地。清军兵分两路进入北圻：
东线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兵六千进驻北宁；西线有驻扎越南山西的云南布政使唐炯属下的八千官兵。另外还有唐景嵩负责联络刘永福，资助黑旗军继续战斗。
虽然做了这些准备，清政府还是不太想和法国撕破脸，明令禁止中国守军主动出击。但法军可不会在乎清政府的态度，军队已经开始攻打北圻。清政府命云贵总督岑毓英秘密前往北越担任总指挥。1883年12月，法国海军少将孤拔率军进攻驻守山西的清军，中法开始正面对决。只是清政府选将的眼光似乎不太好，西线指挥唐炯不战而逃，东线将领徐延旭也没能坚持住，北越多处地方失陷，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越边界。清朝廷一看势头不妙，赶紧撤换驻越统领，潘鼎新、张凯嵩临危受命，督军备战；主和的总理大臣奕也被换掉。从这些举动表面上看，清政府似乎打算和法国抗争到底。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妥协派奕劻掌控朝政，为议和大开绿灯。已经取得一连串胜利的法国深知见好就收，便向清政府发出和谈信号。
真正促成两国谈判的却是当时活跃在清政府内部的一群洋人，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自诩为从事秘密外交的“业余外交家”，其中最活跃的当属赫德、德璀琳。1884年3月底，德璀琳就任粤海关税务司。他在香港停留期间，受到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的款待，在“伏尔泰”号上，他与利士比以及舰长福禄诺就北圻问题进行秘密会谈。福禄诺也算半个中国通，曾在天津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和德璀琳是好朋友，与李鸿章也有过一面之缘。他获知德璀琳颇得李鸿章的信任，便通过德璀琳向李鸿章抛出所谓的“橄榄枝”。
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令清政府很是挫败，主战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德璀琳带来的消息让正在纠结的清政府看到了希望，李鸿章当即被授权与福禄诺进行谈判。很快双方就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在这个协议中，李鸿章算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虽然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占到了便宜，却丢了越南，还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
中国西南地区的“后门”自此为法国敞开。
即便清政府作了如此大的牺牲，但还没等协议的墨迹干掉，法军又开始叫嚣着窜进北黎，扬言要夺得谅山，只是这次遭到清军的反抗，未能得逞。然而，法军“贼喊捉贼”，诬称是中国违反协议，要求清军立即从北黎撤出，并向法国赔款。清政府也表明了态度：撤军可以，但不赔钱。法军头目孤拔就率远东舰队进犯福州、基隆，被台湾巡抚刘铭传重创，这是清军这几年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后来的战争都是各有胜负。1885年3月，清军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收复文渊、谅山等地；黑旗军也在临洮重创法军，收复数十州县。
法军大败的消息传至巴黎的当天，“东京佬”茹费理内阁就在一片咒骂声中倒台了。此时的法国狼狈至极，仗没打好，政局混乱，外交陷于被动，已获得的特权保不保得住还得另说。所以，不等新内阁成立，法国总统直接授权毕乐和金登干（英国人，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签订协议。清政府本来可以趁机要回先前被法国抢过去的利益，毕竟这次主动权在自己手中。遗憾的是，长期被欺压惯的清政府此时只想快点停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之前由赫德、金登干和法国商议好的方案签了停战协议。法国本来是不抱太大希望的，却万万没想到清政府会如此好说话。
1885年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政府，毕乐代表法国政府在《巴黎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法就条约的详细内容在巴黎进行谈判，由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副司长戈可当进行交涉。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5月11日在天津正式会晤，6月7日，条约基本敲定。在整个谈判中，由赫德一手操控清政府，俨然清政府的“外交部长”，而真正的谈判代表李鸿章成了一个摆设。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分别在《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法新约》）上签字。作为胜利国的清政府获得的却是又一次的屈辱；法国得到的是越南、中国西南的通商权和在华筑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