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鸦片惹的祸？
鸦片，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烟”，它比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的纯度要低，算是毒品的初级品。早在六千多年前，苏美尔人就开始种植罂粟花做观赏之用。公元1世纪，鸦片传入欧洲大陆。到了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将鸦片带到了东方。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期，中国市面上就出现了阿拉伯人卖出的鸦片，鸦片的另一个名字“阿芙蓉”
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
阿拉伯商人十分会做生意，尤其还很会打广告，将鸦片形容为天上有地上无的灵丹妙药，以至于在唐朝人眼中，鸦片绝对是奢侈品，大概只有王公贵族才享用得起。宋朝人将罂粟做成“鱼饼”、“佛粥”
食用以滋补身体。明朝之前，鸦片属于洋货，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如何从罂粟中提取汁液、制作鸦片的技术。所以，当蒙古人南征印度（那里盛产罂粟）时，堪比“仙丹”的鸦片就成了将士们争夺的重要战利品。因为鸦片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就详细记录了鸦片的提炼技术。但是自制的生鸦片毒性很大，吃多了是会出人命的。所以鸦片也算是种处方药，除非是大夫开出的方子上有要求，一般人是不能碰鸦片的。随着罂粟提取技术的成熟，鸦片大量上市，价格也降到普通人能接受的水平，瘾君子群体的人数暴增。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染上毒瘾的皇帝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位史上最懒的皇帝在位48年，上朝仅有一次。因为太子人选问题，他和朝中大臣闹别扭，心想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那我就罢朝不干了，看你们着不着急。虽然辞职了，但总得找点事做吧，他就抽上了大烟，从此踏上不归路。皇帝喜欢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于是借着名人效应，鸦片迅速风靡全国。也正是因为有皇帝带头，本该站出来禁烟的明朝政府对此事不闻不问，默许鸦片的贩卖和消费。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入征税货物清单之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朝廷明文规定，鸦片每十斤征税一钱七分三厘，也就是说，鸦片已经作为合法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某种程度上说，此后的中国民间形成吸食鸦片的恶习，与万历皇帝有莫大的关联。
清初沿袭明朝做法，鸦片被列入进口药材之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标准是每一百斤鸦片，需交税三两白银。根据记载，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鸦片大约是二百多箱（每箱重100斤），这说明抽大烟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雍正七年（1729年）之后，鸦片进口量急剧上升。吸毒引发的惨剧接连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这时，雍正皇帝才后知后觉地颁布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的谕令，开始进行禁毒行动。这次禁烟行动的整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鸦片贩子、开烟馆的老板以及抽大烟的都受到了严惩。只是近百年的流毒不是说清就能清干净的。因而，即使有清廷的三令五申，面对如此暴利的行业，官商勾结的事情自然少不了，鸦片仍然被偷运进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有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年），有八千箱的大烟被中国人消费掉。
有这样广阔的市场，又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即使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也阻挡不了毒枭的步伐。英国会选择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显然也是看到了这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英国很少用鸦片作为打开国外市场的敲门砖，为什么只有中国享受了这份“待遇”呢？这还得从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说起。
中国种茶的历史相当悠久，公元前2世纪时，茶树就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了。相反，西方人得知世上还有种可以喝的树叶已经是16世纪的事了。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航海记》中提到了茶叶，这是西方人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17世纪初，号称“海上马车夫”
的荷兰人首次将茶叶带到欧洲。对于这种新鲜事物，欧洲人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17世纪，茶叶在西方并不吃香。后来，康熙放宽禁海令，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茶叶也随之大量涌入英国市场。
没过几年，茶叶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英国人，饮茶成为身份的象征。
如果哪家没有茶叶，那只能说这家人肯定没什么教养。于是，为了标榜自己家高贵的身份或是抬高身价，必备物品就是茶叶。
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带着从美洲抢来的白银去中国收购茶叶，运回英国高价出售。英国政府眼红了，这样一个可以大大增加政府收入的机会怎可放过。于是，茶叶被征以高额关税。这样一来商人们不干了，本来是自己该赚到的钱却落入政府的口袋，这怎么能叫人甘心呢。俗话说，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既然官方渠道走不通，那就走私吧。结果，英国政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茶叶税收额下降，海关更是拿走私商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万般无奈之下，英国政府想出一招，授权东印度公司负责茶叶进口一事，相应的，也不敢再打高关税的主意。英国政府所遭受的损失就由东印度公司弥补。统计资料显示，仅茶叶一项的收入就占到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
英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丝绸等物品，但是英国的工业品却在中国市场上屡屡碰壁，根本没人买。清政府最多从英国进口一些胡椒、玻璃、象牙等利润不大的商品，而且由于中国人一向自给自足惯了，对这些商品的兴趣也不大。也就是说，只要英国和中国做生意，吃亏的肯定是英国，好不容易从美洲运来的银子都到了中国人的口袋，英国却只有干着急的份儿。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率使团访问中国，试图和清政府洽谈两国更深入的商务事宜，却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东印度公司1为代表的英国对华贸易公司，176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额是其对华出口额的302%。照这样下去，即使有再多的银子也不够花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又称“可敬的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HEIC），有时也被称为“约翰公司”
（John Company），由一帮野心勃勃的商人于公元1600年创立。同年，该公司获得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授予的皇家特许状，享有在印度贸易的垄断特权，后来由一个企业变成了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后因国际形势和公司经营不善等问题，在1874年1月1日宣告解散。
印度公司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784年该公司在广州还有几十万两白银的盈余，结果第二年就出现二十多万两的赤字，亏损额每年翻好几番。再这样下去，公司只有一条路--破产。
对此，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想出了一个拯救公司的办法，那就是从英属孟加拉运鸦片到中国售卖，因为根据对中国市场的调查，这些外来货物中只有鸦片俘获得了中国人的“芳心”。
本来还为公司亏损而愁眉不展的董事会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的生产和出口，并授意英属印度政府将鸦片批发给有经营权的小商户，通过他们让大烟出现在广州市场上流通，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公司的广州财库，后者再以伦敦汇票的形式支付这些鸦片贩子，汇票可在英国兑出现金。
当时印度鸦片的主产区是麻洼、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其中比哈尔和比纳莱斯是英属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这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号令当地人留出大片土地种植罂粟。
公司与当地农民签订种植合同，待罂粟果实成熟后，要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卖给他们。而当这些鸦片到了广州后，却能以每箱五六百银元的价格卖出，英国商人赚到了三倍于其成本价的利润。英属东印度公司再用这些钱从中国收购茶叶回英国卖。也就是说，英国人是在用中国人的钱买茶叶给他们自己享用。
鸦片贸易的暴利令英国商人兴奋不已，他们终于找到了打开中国市场的秘诀。18世纪后期，每年从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有2000箱。19世纪初，每年运到中国的鸦片增加到4000箱。1822年运往中国的鸦片有7773箱。仅过了十多年，每年从印度流入中国的鸦片已经有四万箱之多。
自从英国用鸦片进军中国市场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钱包瘪了，英国却成了大财主。正像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的那样：“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
当清政府意识到鸦片巨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下令禁烟时，英国当然不愿意了，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急眼的英国人蛮横地用大炮轰开中国那扇紧闭的大门。
欧洲小国葡萄牙何以敢“借了”澳门不还
在英法等国还在为要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偏居欧洲南端的葡萄牙已经准备好了远航的帆船，向世界进军。
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公元1495-1521年在位）“天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奇，并且想从中吸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东西”。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国土仅为9万多平方公里的葡萄牙（比浙江省还要小些）开始了殖民征服之路，哪里有黄金白银哪里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1510年，攻占印度果阿；1511年占领“太平洋门户”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
1517年，八艘葡萄牙军舰开到中国的家门口，狂妄的葡萄牙人打算像征服美洲那样在中国找个落脚点。他们一边派大使同中国政府交涉，以显示自己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而已，绝无其他非分之想；一边又以武力强占屯门（今香港新界），作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正德皇帝非常生气，一个弹丸小国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1521年，明朝廷派军收复屯门，葡萄牙军舰被逐出广东沿海，在中国逗留的葡萄牙人全都被赶了出去。随后，广东宣布实行海禁以防葡萄牙卷土重来。
葡萄牙人哪是这么容易就会被赶走的，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据点。他们本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方针，广东待不下去就换个地，反正中国这么大，总有栖身之处。这伙人便流窜到福建和浙江沿海，同该地的海盗和倭寇勾结，组成走私团伙，顺便占个岛屿什么的。浙江宁波的双屿港就是被他们霸占去的，占岛之后还在岛上大兴土木，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嚣张架势。1548年5月，浙闽提督朱纨收复双屿，将葡萄牙势力全部驱逐出福建沿海。
哪知这帮人堪比打不死的小强，在福建吃了亏后，战斗力依然很强，他们又窜回广东。因为广东已经取消海禁，澳门也成了对外贸易的港口之一。明朝廷发布命令，外国商船可以在澳门停靠，不过交易完成后必须立即离开，任何外商都不能在此地长时间逗留或是定居。
经过前几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摸清了明朝廷及其官员的处事方式，知道拉关系、找熟人才好办事。于是，此次远征计划的头头--舰队司令索萨用钱和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搭上了关系。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得到好处的汪柏大手一挥，葡萄牙人不仅可以到澳门进行贸易，还可以上岸搭棚晾晒被打湿的货物。1553年之后，葡萄牙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澳门。虽然明朝并没有要把这块地割给葡萄牙的打算，但是葡萄牙人却很“自觉”地把澳门当成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在岛上想干嘛就干嘛，一栋栋西式房屋拔地而起，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对此，明朝内部有不同反应，分成两派：默认派和清剿派，两派围绕葡萄牙问题经常掐架。最终，明朝政府决定，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与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中国官员要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严禁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这样，葡萄牙人在澳门建房并长期居住的事就算定下来了，前提是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而居住期间他们必须缴纳地租；经澳门向中国输出的葡萄牙商品要向中国海关缴纳商税，每年需交税“二万金”。到了清朝，政府默许下他们有了更多的自治权，建立起以总督、大法官和主教为首的葡萄牙人“自治机构”。毕竟这些人在岛上都住了这么多年，还算老实本分，没有惹出什么大事。
如此宽松的政策还是不能满足葡萄牙殖民者的胃口，虽然现在可以住在这里，还有了自治机构，但大权还是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说不定哪天中国皇帝一个不高兴，就把自己好不容易骗来的权益收了回去。澳门的归属权问题就成了这伙人心中的一根刺，不拔掉它，睡觉都不踏实。
于是，他们搞起了阳奉阴违之事，表面上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背地里却极尽所能地阻挠和破坏中国政府行使管辖权。只是这些小动作都被清政府给扼杀了。为了彻底断了葡萄牙人的念想，清政府先是在望厦设县衙审理澳门的民事、刑事案件；后又增设澳门同知衙门统管澳门治安；同时还增派军队加强防守。
19世纪以后，欺辱清政府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英法势力的侵入，令清政府无暇顾及澳门。葡萄牙趁机将澳门据为己有。1843年，葡萄牙人趁清政府代表琦善与香港总督璞鼎查在香港交换《南京条约》之际，向琦善提出更改澳门管理体制的外交照会。所列各项条件意在脱离清政府的管制，使澳门成为葡萄牙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双方在广州展开谈判，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葡澳当局提出的经济要求，但是坚持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葡澳当局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套。
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政府公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海军上校亚马留为澳门总督。亚马留上台后，不断制造事端以破坏中国政府在澳主权，声称自己拥有对澳门所有居民的管辖权，他的任何行动都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不仅如此，他还指使手下对在澳居住、经商的中国人强征商税，对不听话的中国船民大肆打压，勒令中国海关停止对葡萄牙船只征税。1849年3月，亚马留率兵强行关闭澳门海关，推倒挂有中国国旗的旗杆，捣毁市政厅前刻有《澳夷善后事宜条规》
（1749年制定，其中明确了中国对澳主权）的石碑，企图抹掉象征中国主权的一切痕迹。
多行不义必自毙，总督位子还没坐满四年的亚马留被中国人沈志亮刺杀。葡萄牙借题发挥，仗着有英国撑腰，再次攻占澳门的其他地段，以此显示自己才是澳门的老大。
只是，考虑到以暴力夺来的东西最终会被暴力夺回去。新任澳门总督基玛良士便向葡萄牙政府建议与清朝签订和约以确认葡萄牙在澳门统治的合法地位。1854年1月，他作为全权代表同清政府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