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星汇聚西柏坡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于晋察冀边区。正因如此，聂荣臻司令员称其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被迫放弃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3月11日，胡宗南调集两个整编军为主力，连同其他部队共34个旅25万人，突袭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大概只有3万人左右，同进攻的国民党队伍相比，兵力数量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如何抉择？毛泽东做了一个比喻：假如一个农夫背了一袋金银，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如果农夫舍不得这袋金银，农夫金银得不到，因为金银很重，跟强盗打，肯定打不过。假如这个农夫舍得金银，金银给强盗背了，农夫轻装上阵，跟强盗打，说不定能把强盗杀了，结果金银也得到了。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放弃延安是为了打到南京去。
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3月29日至30日，在枣林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根据枣林沟会议精神，做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其人员分配的通知》。这个方案确定：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这三部分依次称为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中央在紧急时刻采取这些措施，保证了在同国民党进行严酷斗争的非常时期，中央的领导体制仍能顺利运作。
随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各赴征程。当时位处晋察冀边区中心位置的西柏坡，很快就被选为中央工委的落脚点。据杨尚昆回忆：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要开全国土地会议时，找到了这个地方（指西柏坡），开会后就没有走，这里成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办公的地方。1947年5月初，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胡服），朱德称朱校董。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948年1月5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致电请示中共中央：三交机关（指中央后委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的打算。3月，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率部离开三交镇进驻西柏坡村。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3月23日，在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前委东渡黄河，转移华北。4月11日到达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由于毛泽东留在城南庄准备去苏联，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先期到达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会合。5月份，斯大林来电希望毛泽东推迟访问苏联，因42 此，毛泽东的苏联之行只好暂时取消。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五大书记齐聚至此，标志着党中央正式移驻西柏坡。西柏坡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在会议结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强调：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正当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最后进攻之时，1949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
并规定了会议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对七届二中全会与会人员的安排工作。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同时，中央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来出席做了考虑和安排：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2月1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的电报中又做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2月28日前赶来中央开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4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陈少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19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战事及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20人。列席会议的有李井泉、杨尚昆、傅钟、罗迈、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共12人。
二、豪情满怀绘蓝图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在宣布会议开始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报告了会议日程，并通过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接着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
会议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转折点。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纲领。同时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各民主党派通电拥护召开政协。马叙伦看了中共“五一”口号后，异常兴奋，撰文指出：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的先听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这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五一”口号预示着太阳就要出来了。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极为钦佩。指出：
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其焏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另外，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新中国政府的组成是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民主党派，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岗位留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全会要求全党把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作为长期政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全会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二是，中国是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今后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城市和生产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善工人生活和一般人民的生活。关于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成，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成分是：（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个体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政策。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全会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两个重要的外交思想，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同时，“一边倒”的方针也提了出来，1948年11月，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撰文指出：31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同年，刘少奇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就要站在那一边，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针对“另起炉灶”，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针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全会确定：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统治达百年之久，他们的军事力量被赶走后，经济势力还很大，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在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前，应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不影响我们同外国人做生意，这实际上是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全会指出：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针对“一边倒”，报告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这样，“一边倒”的方针就明确提出来了。
会上，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作了发言。会议原定12日结束，由于王明的发言没有通过，13日作了第二次发言，所以会议不得不延期一天闭会。3月13日，大会闭幕，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在结论中，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三、两个“务必”，永葆本色1944年3月19日至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共连载四天。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指出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失去人心的结局。毛泽东在阅读了《甲申三百年祭》
全文以后，对“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做了深入的思考，他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政权的巩固问题，他认为胜利后居功自傲是导致政权腐败，并最终走上覆亡之路的重要因素，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这篇名著。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编者按”。5月以后，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还陆续出版发行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的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该文，明确要求：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时，《甲申三百年祭》被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该文的热潮。
1945年7月4日，七大刚刚开过，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有感于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朝气，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时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他询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48 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谈话被后人称为著名的“窑洞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穿着千衲百补的衣服，住着简陋的土窑洞，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坚信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够打天下，而且能够治理天下。
1948年11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既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了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1949年1月，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指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期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革命胜利在即，面对胜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极为清醒，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这一理论思考转变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实践课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并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对此，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在会上也指出：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历程，要准备勒起肚皮来进行建设。“两个务必”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怎样才能不做李自成这一历史性课题所做的答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永葆政治本色的执政观。为此，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49平列。据杨尚昆回忆，会场最初是悬挂的马、恩、列、斯和朱毛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毛泽东在3月13日的总结中指出：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进驻北平。出发以前，毛泽东既兴高采烈又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定会考出好成绩！
从1948年5月27日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党中央在西柏坡驻了10个月，300天。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党中央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筹建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彻底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作出的重大抉择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对未来既充满信心又充满警惕，提出“两个可以”和“两个务必”。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同时又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两个可以”和“两个务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50 创业精神规律性经典概括，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应该牢记“两个务必”，时刻清醒着，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