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两个特点——二千年的长久的历程——四个进展的阶段——游猎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文学——汉民族势力的发展——秦的统一与封建制度的打破——汉帝国的建立——汉赋的创作——自建安到太康的光荣时代——对于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所生的恶果——古代文学告终于一个大纷乱的时代里
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地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地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前1700—316年）。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地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出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在这时候开始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最后，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也不曾感受到什么。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这有种种专门的辩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候，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旱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婉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的了。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郑、陈，皆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纵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
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辩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地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字，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伦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地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是永远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地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唯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期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地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见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
在西晋的末叶，我们看见了大变乱将临的阴影。诸王互相残杀，文人们也往往受到最残酷的噩运，徒然成了政争的无谓的牺牲。从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自称大单于的时候起，中原便陷于水深火热的争夺战中。中世纪的文学就在那个大纷乱的时代，代替了古代文学。